1942年的那个春天，晋察冀军区发生了一件大事：曾经威震一方的冀热察挺进军，番号没了。
原来的当家人萧克将军，打包行囊回到了军区机关，给聂帅当起了副手。
提起这段往事，不少老军迷都觉得心里堵得慌。
要知道，当年的挺进军那可是名将如云的“全明星阵容”——主官是红军时期统领过军团的萧克，手底下站着宋时轮、邓华这些后来响当当的开国上将。
按理说，这帮人凑在一起，应该在平西地界闹出天大的动静，谁曾想竟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连家底都没保住。
一把王炸怎么就打成了相公？
理由能找出一箩筐，可要是把日历翻回到1939年，你会发现所有倒霉事的源头，都在那一次看似普通的人事安排上。
一切，都坏在了一张没人坐的椅子上。
那是个政委的位子，组织上原本圈定的人选，是陈漫远。
1939年2月，萧克走马上任，接过了挺进军的大印。
搭档组织上也给配好了，就是陈漫远。
这事儿摆在台面上看，对陈漫远绝对是个美差。
他那时候还在晋察冀第三军分区当司令，而挺进军这块牌子，比大军区稍微小点，但比军分区大多了。
这不用算都知道，是板上钉钉的升迁。
可怪事发生了，陈漫远撂了挑子，死活不去。
这在部队里可是稀罕事。
军令如山倒，况且还是提拔重用，哪有往外推的道理？
原来，他是心里那口气顺不过来。
在第三军分区那会儿，他和副手黄上将正闹得不可开交。
这两人的路子完全不对付。
黄上将那是出了名的火爆脾气，打仗是一把好手，可骨子里瞧不上做政治工作的。
陈漫远偏偏就是政工干部起家。
两人在壶里斗法，黄上将对他没多少敬意，哪怕政委王平把嘴皮子磨破了来劝架，这梁子也没解开。
就在两人顶牛的时候，调令来了。
这事在上面看来是“得才重用”，可在陈漫远眼里，这就变味了——这是“明升暗降”啊。
一把手和二把手掐架，结果把自己这个一把手弄走了，这岂不是变相承认自己输了吗？
要是真走了，不光面子上挂不住，到了新码头恐怕腰杆子也不硬。
为了争这口气，陈漫远把心一横，愣是赖在第三军分区没动窝。
他这一赌气，挺进军那边可就尴尬了，政委的位置在那儿空荡荡地晒太阳。
没辙，萧克只能把担子全挑起来。
司令员是他，政委也是他，就连军政委员会主席还是他。
党、政、军三把大权，全攥在了萧克一个人的手心里。
这种“独角戏”的模式，打仗下命令确实快，可在一个复杂的战争环境里，没了那个在旁边踩刹车、搞平衡的人，隐患大得吓人。
没过多久，这颗雷就在高志远的事情上炸响了。
高志远这人可不简单，他是冀东抗日联军的一面旗帜，在当地那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当时担任着挺进军下属冀东抗联支队的司令。
后来这人脑袋掉了，罪名挺吓人：“勾结军阀吴佩孚，意图反水”。
但这事儿哪怕搁在当时，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拿得出手的所谓“铁证”，其实就是他秘书陈飞的一张嘴，根本没有实打实的物证。
要把一个支队司令推出去毙了，这可是捅破天的大事，必须得过军政委员会这一关。
那天开会的时候，屋子里的空气都快凝固了。
萧克和马辉之的态度很硬，必须杀。
他们的逻辑是打仗容不得半点含糊，宁杀错不放过。
可宋时轮和邓华把头摇成了拨浪鼓，坚决反对。
理由也硬气：证据太虚，不能随便杀大将。
二比二，僵住了。
这时候，决定高志远脑袋搬不搬家的权力，落到了政治部主任伍晋南手里。
伍晋南顶不住场面上的压力，举手投了赞成票。
三比二，高志远被拉出去枪决。
这一枪下去，麻烦大了。
冀东抗联那是高志远一手拉扯起来的弟兄，带头大哥一死，底下人心立刻散了架，当兵的跑了大半，挺进军元气大伤。
像宋时轮、邓华、程世才这些虎将，后来也因为心里憋屈或者别的原因，陆陆续续离开了这支部队。
咱们不妨大胆设想一下：要是那时候陈漫远坐在政委的位置上，这事儿会是个什么走向？
头一条，如果他是政委，那个投票桌上肯定有他一把椅子，伍晋南这种部门主管压根就没有投票的份儿。
再者，陈漫远是搞政工的老手。
这类干部的脑回路和带兵打仗的不一样。
军事主官讲究“快刀斩乱麻”，政工主官讲究的是“把证据做实、把思想做通、把人团结好”。
面对这么一个没凭没据的“叛变”帽子，面对这么一个在冀东一呼百应的“地头蛇”，陈漫远作为政委，大概率会喊“刀下留人”。
只要他投了反对票，局面就是三比二，反对派占上风。
高志远这就活下来了，冀东抗联的弟兄们心就稳住了，宋时轮、邓华这些将才也就未必会走。
挺进军后来那种“光杆司令”的窘境，完全可以绕过去。
只可惜，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陈漫远没去，那个能在大火烧起来前泼盆水的人，缺席了。
要是说高志远这事儿伤了挺进军的“元气”，那到了1941年，那场大危机就是刨了挺进军的“祖坟”。
那一年，挺进军的日子简直没法过。
大部队被逼到了百花山以南的穷山沟里。
那是啥地方？
兔子不拉屎，老百姓连树皮都快啃光了。
可就在这么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挺进军居然养着将近一万张吃闲饭的嘴。
这笔账怎么算的呢？
能打仗的兵也就是6000来号，加上地方武装也就7000人。
这帮人是提着脑袋干活的，口粮不能少。
可现在连稀粥都喝不上了，这2000多张嘴就是压死骆驼的大石头。
萧克那是打仗的行家里手，他的本事是排兵布阵，不是拿着算盘抠细账。
在他身兼数职的那段时间，压根没想过要对自己这个臃肿的机关动刀子。
结果可想而知，当地老百姓被压榨到了极限，骂娘声一片。
更糟的是，为了补充兵力，萧克开始在当地抓人当兵。
因为下面的宣传没跟上，办事的人手段粗暴，直接搞成了“拉壮丁”。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老百姓直接造反了，最后还得靠杨成武带着兵火急火燎地赶来救场，才把事态平下去。
这件事，彻底把挺进军的路堵死了。
没过多久，番号撤销，大家各回各家。
回头再琢磨，要是那时候陈漫远在场，这出闹剧八成也能避开。
为啥？
因为精简机构、发动群众、搞后勤，这本来就是政委该干的瓷器活。
若是有个专业的政委坐镇，面对这种绝境，第一反应绝不是去强行抓人，而是先给自己“减肥”。
拿枪的不能减，那2000多人的机关还不能动吗？
报社关门、剧团解散行不行？
陈漫远要是操刀，把这些机关人员裁下来，塞进战斗连队，既解决了兵源不足，又甩掉了吃饭的包袱，哪还需要去搞什么强行征兵？
不抓壮丁，就没有民变。
没有民变，挺进军在平西这块地盘上就能扎下根。
1939年陈漫远那一摇头，表面上看是跟黄上将斗气，是为了争个面子。
但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一时冲动，让萧克失去了一条最重要的臂膀。
萧克本事再大，那也是肉体凡胎，精力这东西是有限的。
让他一个人既管怎么打鬼子，又管抓特务，还要管柴米油盐和老百姓的家长里短，这确实是强人所难。
在处理高志远案子上的草率，在应对百花山粮荒时的迟钝，说白了都是“军政一把抓”带来的恶果。
一个人把所有权力都揽在怀里，看着威风八面，其实是独木难支，累得半死还不出活。
挺进军的散伙，成了萧克心里的一块疤。
而这段历史也用一种残酷的方式，印证了那个经典制度的高明之处：
一支想打胜仗的队伍，那个坐在政委板凳上的人，真缺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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