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深夜，冀东遵化县的山路被细雨浸得泥泞。油灯摇曳，几名身披旧棉衣的八路军侦察员在村口埋伏。他们并不知道，几分钟后将迎来抗战以来最意想不到的“战利品”——唐山特务机关长、宪兵大佐赤本三尼，一个自称与日本天皇家族“沾亲”的军中头面人物。
赤本三尼之所以跨进险境，源于一名叫王振西的八路军警卫员。十天前，王振西腿部负伤，被安顿在深山农家休养。他耐不住“闲”劲，独自溜回老家，偏偏被潜伏的伪军逮了个正着。关进唐山宪兵司令部后，他忽生一计，主动向赤本谎称自己是包森司令的“左膀右臂”，愿意引荐包森出山劝降。赤本闻言大喜，不仅给他大烟，还准他四处走动。王振西趁机观察驻防、记下暗号，接着提出“陪同”赤本秘密进山“面见包森”。赤本对自己的枪法和贴身卫队信得很，但他不知道，对面的这位跛脚“向导”压根儿没想让他回唐山。
夜色掩护下，王振西带着赤本及翻译乔装出城。三人刚拐进遵化北岭，就撞到侦察员的巡逻线。几句暗号一对，身份立现。侦察员们只用了不到三十秒，便将那名大佐按在地上，翻译见势想拔枪，反被一记扫堂腿摔得鼻血长流。短短一段山路，老兵们把两名俘虏捆得像粽子，王振西暗中松了口气：赌对了。
押解途中，翻译突然哭嚎：“赤本是天皇的表弟，放了他吧！”山风吹得人心发凉，战士们面面相觑。要真如所言，这可是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地雷——留着，日军必倾巢追杀；杀了，敌人更有借口“杀一儆百”。众人思索片刻，还是决定先把活口带回司令部再定夺。
然而意外来得更快。夜宿山村时，赤本忽然暴起，踢伤一名站岗战士，还试图夺门而逃。王振西冷声喝止：“再闹命也保不住。”赤本却盘腿而坐，捧着一尊铜佛像，嘴里唠唠叨叨像在诅咒。屋里杀机陡升，王振西借来斧头，三下了断是非。翻译当场吓瘫，被甩在荒野。
两天后，包森得到汇报，脸色凝重。他不责怪部下私处大佐，因为冀东局势不允许拖泥带水——留活口，只会招来更凶猛的“扫荡”。果然，赤本的失踪像捅了马蜂窝，日军三个联队疯狂搜索，却连具尸骨都没找到。失了颜面的特高课想救也救不回，只能转而打“买赎”主意。
先是告示满街：凡供线索者，赏银五千大洋；若能送回赤本本人，更许以“终身荣华”。可冀东老百姓见惯了鬼子压迫，甭说揭榜，连多看一眼都嫌脏眼。日军没辙，又托山里往来商贩带信——五十挺九二式机枪，加几十箱子弹，只求交还赤本。消息传到八路军指挥部，帐篷里一片嘘声。
包森把信摊在桌面，淡淡开口：“答他们两个条件。”参谋凑过来，包森抬手比了个二：“第一，他们统统滚出中国；第二，他们立刻投降。”一位参谋低声嘀咕：“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条件啊。”包森没再解释，只是在地图上圈了又圈，“谈不拢就打，冀东没那么大地方养狼。”
商贩回到唐山，把包森的话原封不动复述给宪兵司令部。大佐已死的消息跟着传开，东京方面下令“封口”，内部电报却透露：赤本确实带有皇族血统，与裕仁天皇隔了两层亲戚。身份是真是假，已没意义，日本军部在冀东的情报网因他的覆灭严重塌方，士气大跌。
值得一提的是，那段时间八路军在冀东的活动愈发大胆，拔掉据点、截断交通线，招招切中日军要害。扫荡越狠，反噬越痛，冀东山区成了鬼子的泥潭。赤本事件在士兵间私下流传为“冀东噩梦”，不少日军小队出门都要烧香拜佛，生怕下一个倒霉蛋是自己。
从战术角度看，这场“生擒—处决—拒谈”三连击，并非简单嗜血，而是抗战游击战略的缩影：拒绝被物质诱惑，坚定政治立场，同时利用战果打击敌人精神。日军拿机枪换人，是价值判断的错位；八路军用人命换撤退，是底线的宣示。对比强烈，高下立见。
遗憾的是，王振西在随后的“夏季反扫荡”中腿伤复发，再加一次重伤，不久牺牲于迁安县的山口阻击战，年仅二十四岁。战友埋他时，只在坟前插了一根树枝，树枝上挂着半截斧柄。没人多言，但谁都明白，那柄斧子不仅是他的武器，也是那场夜雨血账的见证。
赤本三尼的结局让东京高层愈发焦躁，却压根找不到突破口。冀东百姓看在眼里，心里更踏实：连“天皇亲戚”都在这片黄土地上交了账，日本侵略者并非不可战胜。这种无形的信念，比五十挺机枪要沉甸甸得多。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没有人再去打听赤本的封号是真是假，也没人记得那五十挺机枪最后去了哪儿。但冀东山间一座无名土冢却一直在，秋来草枯，春回发芽，提醒后人：侵略终有代价，赤本的下场，正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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