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影《大决战之平津战役》的人，相信都对刘亚楼指挥天津战役前当众立下“30个小时拿下天津”军令状的一幕记忆犹新。

正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手握敌人城防图和兵力配置的基础上，由刘亚楼亲自指挥的这场天津战役，仅用了29个小时便顺利收官，天津守军13万人全部被歼，陈长捷、林伟俦等七名国军将领被活捉。

尽管这场战役在最开始就已经预示着我军的稳操胜券，但在正式开战前，作为前线总指挥的刘亚楼，还是因亲赴一线巡查城防时发生的一个“小插曲”，遭到了平津战役总前委措辞严厉的批评。

那么，战前巡查的刘亚楼究竟经历了怎样一场有惊无险的风波呢？

1948年11月9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的一个周，军委向东野和华北军区发去了关于成立“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文，同时，对下一步开展平津战役的具体计划作了指示说明。

很快，东野百万大军在完成战场打扫和短暂休整后，立即动身由锦州、营口、沈阳等地挥师入关，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等地开进。

随后，华北野战军和东野先遣兵团通力协作，在新保安和张家口陆续消灭了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和第11兵团主力，为平津战役贡献出一个良好的开局。

早在发起对这两股力量的总攻击之前，教员就曾以电报形式指示平津战役总前委要集中力量控制傅作义“一字长蛇阵”的蛇头和蛇尾战略要害：

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说解放新保安是切断傅作义西撤绥远“大本营”退路的话，那攻占塘沽无疑将彻底阻断华北国军海上南撤的通道，二者相得益彰。

作为参谋长的刘亚楼在看到教员电文时，也从心底认同这一决策，不过，随着几天后的一次现场勘察过后，刘亚楼对东线的作战规划又有了新的思路。

原来，负责主攻塘沽的东野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给总前委发去一封电报，主要强调了“打塘沽可能会造成敌人加速东逃，进而对战局不利”的担忧，因此建议暂缓进攻。

随后，刘亚楼即驱车至塘沽一线进行实地侦查，果然，在侦查过程中，他敏锐发现了攻打塘沽的两个梗阻问题：

一是塘沽以东和以北的地形开阔，盐田连绵、河流纵横，既无法构筑坚固工事，也不便于大部队展开行动；二是国军军舰停靠在渤海湾，而敌第十七兵团司令部就设在军舰上，稍有风吹草动，塘沽5个师的国军就会迅速登舰转移。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一旦塘沽之战打响，平津一带的国军甚至有可能放弃与我军正面交锋，直接登船南撤，果真如此，教员抑留傅作义集团50万大军在华北全部歼灭的计划就将大打折扣了。

在思考攻占塘沽方案不可行的同时，刘亚楼将目光瞄向了另一处战略要地天津。在他看来，攻打天津就不存在上述的明显问题。

一来傅作义正在与我军和谈，而天津又是他自恃能掌握谈判主动权最有力的筹码；二来傅作义对天津城防工事的迷之自信，又注定了他短期内不会急于听从老蒋指示南撤。

有了这个基础的判断，刘亚楼同总前委成员们在达成一致共识后，联名致电军委提出攻打天津的计划。很快，教员的指示也随之而来：

天津战役的计划敲定后，刘亚楼当仁不让的成为这次战役的指挥担当。

在掌握隐蔽战线工作者送出的天津城防图后，针对天津南北长、东西短的地域特点，刘亚楼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分割围歼”的整体作战方针。

之后，为了迷惑时任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刘亚楼故意将炮兵和500余门火炮调至天津城北布防，大造一种我军将由城北发起进攻的态势。

此外，正如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刘亚楼对陈长捷派出的所谓“和谈代表”们将计就计，通过姗姗来迟的方式来引导对方误判自己的指挥位置，达到兵不厌诈的目的。

总之，对这场志在必得的战役，总前委成员们几乎是毫无悬念。如同影片中林总的那句台词“总攻一开始，炮就要打到陈长捷司令部”一样，天津战役尚未开局便已然看到胜利曙光了。

当然，要说一点困难没有也不太现实，至少在刘亚楼看来，我军突破天津护城河段还是有些难度的。

为了展示固守天津的决心，陈长捷下令将南运河与护城河疏通，并堵塞了护城河出水口以使河水暴涨，虽然时值寒冬腊月，但他仍每天命人敲碎护城河面的浮冰，防止河水冻结。

以至于当时的天津老百姓出城都需要划船，更不要说我军要渡河攻城了。不过，这些却都没能难倒思维敏捷的刘亚楼。在走访了城南十几位老乡后，他有了一个意外收获：护城河南边有个水闸，只要派人将水闸打开，水流走后，护城河的水立马也就冻上了。

按照老乡的说法，刘亚楼派人实际操作了一番，效果确如对方所说的那样。之后，刘亚楼又带着两名参谋人员到天津复兴门一带巡查城防。

颇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几人在巡逻途中与天津守军的巡逻队狭路相逢，面对瞬间照射过来的数道手电光线，刘亚楼丝毫不慌，反而以国军长官的口吻训诫对方“立刻回城、避免暴露”。

正在双方陷入面面相觑的沉默时刻，刘亚楼几人用冲锋枪向对面一通扫射后，迅速撤离了现场。而敌人因为情况不明也不敢贸然出动追击，最终刘亚楼安然回到了指挥部。

事后面对警卫员的担忧和抱怨，刘亚楼反而敞开心扉的说道：

无独有偶，另一边的总前委得知刘亚楼只身犯险的经历后，林总直接一个电话打到了前敌指挥部，严肃批评刘亚楼不顾指战员身份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

不过，刘亚楼对此却始终保持一种乐观态度，多年以后，他依旧绘声绘色的向儿子刘煜滨叙述着：

其实，放眼整个东野大军，像刘亚楼这般不顾个人安危、以身涉险的指战员大有人在。

彼时担任攻城任务的东野1纵副司令员曹里怀和1纵2师师长贺东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目睹部队在天津巷战中受阻的贺东生，与曹里怀一拍即合下，竟同乘一辆新缴获的坦克冲锋陷阵。

沿途逢阵地就炸、逢敌人就轰，着实让两人过了一把冲锋陷阵的瘾，但却让后方坐镇的1纵司令员李天佑急得忐忑不安，深深的为二人捏了一把汗。

尽管在天津解放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小插曲，但终归按照刘亚楼的预想完成了战役目标，用教员在电文中的话讲：“拿下了天津，华北的问题解决一大半了。”

不过，在刘亚楼心中还是留下了一点小小的遗憾，那就是天津即将攻克时，位于塘沽地区的侯镜如第17兵团5万余人乘军舰逃离，没能全部围歼这部分敌人。

但相比于最初攻占塘沽的计划而言，这样的战果已经可以用“显著”来形容了，更何况，侯镜如率部于当年8月的福州起义，也算是侧面弥补了刘亚楼在天津战役中的遗憾了。

天津解放后，塘沽也就成为我军唾手可得的城市。左右摇摆的傅作义也开始认清现实，选择再次回到谈判桌上来，在向南和向西撤退无望的情况下，他最终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局面。

对参与前敌指挥的刘亚楼而言，天津战役是在他长期参谋生涯中可圈可点的一次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

正是基于他这种“能文能武”的特质，周恩来才会给予他“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高度评价，想来应该与他指挥天津战役的经历不无关系。

一代战将，功勋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