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当年德国大文豪汤玛斯曼在美国说“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如今美国失去开放自由，精英投奔欧洲，高喊“我在哪里，美国就在哪里”，成为历史的巨大讽刺。

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这是德国大文豪汤玛斯曼（Thomas Mann）的名言。这位在二战期间躲避纳粹迫害、流亡美国的作家，在异乡难忘德意志的一切，思乡情切，始终如一地眷念故园，认为只有他在内心深处的国族文化认同，才可以抵挡外间波涛汹涌的政治压迫。他庆幸在美国的土地，延续德国文化的香火。

但如今大半个世纪之后，他的名言已经被逆转。由于特朗普对美国学术界大幅整肃，不仅资金被大幅削减，连自由空间都被压缩，美国出现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才外流，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要流亡到欧洲，从自然科学界到人文社科界，都不满美国校园要听从政府当局的“新政治正确”。留学生更是被立刻递解出境。学术界都嗅到社会上弥漫微妙的仇外意识，尤其是非白人的族群，都受到无形的压力。

这肯定让汤玛斯曼伤心不已。如果今天他在美国，就会面对有些美国人质疑他的名言，因为特朗普已要求国会将英文订为官方语文，只擅长德文的汤玛斯曼，就难以在一个纯英文的世界坚守他的德国。一些特朗普的拥趸会振振有词地骂说，连英文都说不好，你还有什么资格留在美国的土地上。

这也是欧洲知识界要面对的历史逆转。过去几十年，欧洲知识分子都以美为师，感激美国收留了汤玛斯曼，让他展现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也不会忘记爱因斯坦、费米、奥本海默等优秀的欧洲学者，都在美国找到学术的归宿，发明了原子弹，改变了美国的国运，也改变了世界命运的轨迹。欧洲和美国有一种文化的情缘，拥抱一种独特的亲近感，就好像表兄弟那样，分享文化基因的异同点。但美国如今学术山河变色，进入了“后真相时代”，美国的学者反而要投奔欧洲，要在德国的土地上呐喊：“我在哪里，美国就在哪里。”

这也是欧洲的转机，从过去被美国催眠，到今天的梦醒时刻，欧洲人赫然发现，不能再受美国民主党左翼的“觉醒文化”蛊惑，不能被毒品、街头暴力和“零元购”所污染，也不能再被美国共和党特朗普忽悠，要倒退回到白人优越主义，搞种族歧视与单边主义，而是要回归常识，回归西方文化的历史教训，坚持多元化与容忍，重视人文的价值，拒绝国际强权的霸凌。

强权霸凌不仅是抽象的讨论，更是欧洲人迫在眉睫的格陵兰安全，不能让美国入侵，不能让特朗普以巧取豪夺的方式占取欧洲的土地。在二零二五年的五月，欧洲人都会大声呐喊，“我在哪里，格陵兰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