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叫王秀英,今年五十八了。
我们那个年代,女孩子读书不像现在这么金贵,我念到初中毕业,就算是村里头脑稍微灵光点的了。
后来托了远房亲戚的关系,进了我们小县城里唯一一家国营纺织厂当工人,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丈夫老早就跟我离了,嫌我生的是个女儿,也嫌我没啥大出息,不能帮衬他在外面“做大事”。
女儿倒是争气,考上了外地的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大城市,结婚生子,一年到头也难得回来一趟,毕竟路远,工作也忙。
纺织厂效益不好,十多年前就改制,后来干脆黄了,我也就领了点微薄的遣散费,办了提前退休,退休金不高,一个月也就两千出头,勉强够自己糊口。
这些年,我的生活重心,或者说我生活的全部,就是围着我妈转。
我们这儿是个闭塞的小县城,生活节奏慢得像停摆的老爷钟,邻里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但也说不上多热络,各家过各家的日子。
我妈就住在我隔壁单元,一套老旧的两居室,是我爸单位分的房子。
自从我爸走了之后,我妈一个人住,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这照顾的担子,自然而然就落在了我这个唯一的女儿身上。
02
十年前,我妈突发脑溢血,抢救回来后,半边身子就不大灵便了,说话也含含糊糊的。
那时候我刚办了退休手续,本来还想着终于可以歇歇,跟老姐妹们跳跳广场舞,或者趁着腿脚还利索,出去旅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
可妈这一病,所有的计划都泡了汤。
我那个弟弟,王建国,比我小三岁,在邻近的一个大点的城市做点小生意,据说还开了个小公司,忙得很。
妈病倒那会儿,他倒是急匆匆地从市里赶回来了几天,在医院里抹着眼泪,捶着胸口说一定会想办法请最好的护工,让妈得到最好的照顾。
可医生说我妈这情况,恢复期漫长,而且身边离不了人。
建国待了不到一个星期,接了几个电话,就面有难色地跟我说:“姐,公司那边实在是一摊子事,离不开我。妈这边……就先辛苦你了。钱方面你不用担心,我每个月给你打生活费。”临走前,他塞给我两千块钱,又匆匆忙忙地走了。
从那以后,照顾我妈的饮食起居,洗衣做饭,端屎端尿,按摩复健,定期去医院开药复查,就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一开始,建国还象征性地每个月给我打一千块钱,说是给妈的生活费。
可我妈吃的药,很多都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加上日常的营养品,那一千块钱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我也不好意思老跟他开口,大部分时候都是用我自己的退休金贴补。
后来,他那一千块钱也打得断断续续,有时忘了,有时说生意周转不开,再后来,干脆就不提这茬了。
我打电话过去旁敲侧击,他总是有千万个理由:“姐啊,最近生意难做,货款压着回不来。”“小军(我侄子,建国的儿子)要上补习班,花销大。”
“年底了,到处都要打点,手头紧得很。”次数多了,我也就懒得再开口了,心想着,总归是自己的亲妈,难道还能真不管吗?
这十年,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妈晚上起夜频繁,有时候还会因为身体不适而呻吟。我得时刻留意着她的动静,生怕她摔着了或者有什么别的意外。早上五点多就得起床,给她做易消化的早餐,然后帮她洗漱,换衣服。白天要陪她说话,给她读报纸,推着轮椅带她到楼下晒晒太阳。她的脾气也因为生病变得越来越古怪,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地发火,骂我伺候得不好,骂我做的饭菜不合胃口。我只能忍着,劝着,哄着。毕竟,她是我妈。
我女儿心疼我,几次三番说要把外婆接到她那边去,或者在我们县城里找个好点的养老院,费用她来承担。我跟妈一提这事,她就哭天抢地,说我嫌弃她了,要赶她走了,说养老院那是没人要的孤寡老人才去的地方。她说:“秀英啊,妈知道你辛苦,可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在身边,你要是把我送走了,我还活着有啥意思?”看着她老泪纵横的样子,我心一软,这事也就不了了知。
建国呢?他倒也“孝顺”。每年过年过节,会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一趟,大包小包地提着些水果牛奶营养品,一进门就“妈、妈”叫得亲热。在我妈床边坐一会儿,说几句公司发展如何顺利,孙子学习如何进步的“好消息”,哄得我妈眉开眼笑,仿佛他才是那个日夜守护在身边的大孝子。然后吃顿我辛辛苦苦做好的团圆饭,下午或者第二天一早,又找借口匆匆离开。他给我妈的那些营养品,最后还不是我一口口喂给我妈吃?他带回来的那些换洗衣物,还不是我一件件地洗干净晾好?
我妈这个人,其实我心里清楚,一辈子都有些重男轻女。打小就是这样,家里有点什么好吃的,总是先紧着建国;做了新衣服,也是建国的尺寸。我那时候总觉得,自己像是捡来的。建国读书不用功,初中毕业就没再念了,整天在外面瞎混。我爸托关系把他弄进厂里当学徒,他嫌苦嫌累,干了不到半年就跑了。后来不知道怎么捣鼓着去了市里,说是做生意。这些年,也没见他往家里拿回多少钱,倒是时不时听我妈念叨,说建国在外面不容易,要买房买车,压力大。
前几年,建国的儿子,也就是我侄子王小军,大学刚毕业,闹着要买车。我妈二话不说,把她和我爸一辈子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几万块养老钱,全都取了出来,交到建国手上,说是给孙子买车添点。我当时心里就有点不舒服,觉得妈也太偏心了。那可是她的养老钱啊,万一以后有个大病大灾的,怎么办?我跟她提了一句,她还不高兴:“你弟弟不容易,小军是咱老王家的长孙,我不帮他谁帮他?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管那么多干什么?”我听了这话,心里堵得慌,但想着毕竟是亲孙子,妈愿意给,我也拦不住,也就没再多说。只是那几万块钱给了侄子买车后,我妈手头更紧巴了,有时候买药钱不够,我还得从本就不多的退休金里挤。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的头发白了又白,脸上的皱纹也深了。有时候照镜子,看着镜子里那个憔셔的老太太,我都不敢相信那是自己。这十年,我几乎断了所有的社交,老同事老同学叫我出去聚会,我一次也没去成。我所有的精力、时间和情感,都耗在了我妈身上。我以为,就算没有功劳,也总有点苦劳吧?我以为,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妈总能看到我的付出吧?
直到那天下午。
那天我从菜市场买菜回来,准备给我妈做她念叨了好几天的鱼汤。刚走到家门口,还没掏钥匙,就听见我妈在里屋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因为房门没关严,还是隐隐约约传了出来。她好像很高兴,语气里透着一股兴奋劲儿:“建国啊,那五十万我给你准备好了,你让小军过两天有空就过来取……嗯,是那张老存折上的,我前几天就去银行问过了,随时能取……买房是大事,可不能耽搁了……小军看中的那套房子,地段好,以后肯定升值……你们就放心吧,这钱妈早就给你们准备下了……”
五十万!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手里的菜“哐当”一声全掉在了地上,西红柿和鸡蛋滚了一地。五十万!那几乎是我妈所有的积蓄了!那是她和我爸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再加上后来老房子拆迁得的一点补偿款,还有这些年政府给高龄老人的一些补贴,林林总总加起来,也就这么多。她竟然要全部拿给侄子王小军去买房?
我推开门,脸色铁青地站在我妈床前。她见我进来,慌忙挂了电话,眼神有些躲闪。
“妈,您刚才说什么?什么五十万?”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但还是忍不住发抖。
我妈大概也知道瞒不住了,索性把头一扭,说:“你都听见了?就是给小军买房的钱。”
“五十万,您全都给他?”我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拔高了,“那我呢?您以后生病住院怎么办?您手里一点钱不留吗?”
“小军是你亲侄子,是你王家的长孙!他要结婚买房,我这个当奶奶的,不帮衬谁帮衬?”我妈也来了气,嗓门比我还大,“你弟弟说了,以后我养老他全包了,不用你操心!”
“他全包?”我气得笑了起来,“这十年他是怎么‘包’的?妈,您生病十年,他回来看过您几次?给过您多少钱?您心里没数吗?”
“你怎么跟你弟弟比?他是男人,要在外面打拼事业,养家糊口,哪有那么多时间?”我妈振振有词,“再说了,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早晚是别人家的人。小军不一样,他是要给我们老王家传宗接代的! 我这钱,不给他给谁?”
“嫁出去的女儿?”我指着自己的鼻子,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妈,我离婚了!我没有‘别人家’!这十年,是我,王秀英,您的女儿,在床前床后伺候您!是我给您端茶倒水,喂药喂饭!是我半夜不合眼地照顾您!您现在跟我说,我是外人?您那五十万,是给您孙子传宗接代的,那我这十年算什么?算我自作多情,算我上赶着犯贱吗?”
我妈被我吼得愣住了,半晌才回过神来,梗着脖子说:“那你不也是应该的吗?我是你妈!你照顾我不是天经地义的吗?难道还要我给你开工资?”
“应该的……天经地义……”我喃喃地重复着这几个字,心一点点地沉了下去,凉得像数九寒冬里的冰块。是啊,在她看来,女儿的付出是理所当然,儿子的索取也是天经地义。在她心里,我忙活了十年,任劳任怨,依然是个随时可以被牺牲掉的“外人”。而那个“传宗接代”的孙子,哪怕没为她做过任何事,也能轻易得到她的一切。
我看着她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突然觉得很累,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感席卷了全身。这十年来的所有委屈、辛酸、不甘,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深深的绝望。我不是图她的钱,真的不是。如果她把钱留着自己养老,或者哪怕是公平一点,给我和弟弟一人一半,我也不会说什么。可是,她就这么理所当然地,把所有的爱,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儿子和孙子,而把我这个女儿的十年青春和付出,视作尘埃。
那一晚,我躺在隔壁自己那张冰冷的小床上,彻夜未眠。窗外的月光惨白惨白的,照得我心里一片荒芜。我想起了我爸,如果他还活着,会不会也这样对我?我想起了我女儿,她那么懂事,那么心疼我,我却为了照顾我妈,忽略了她那么多。我想起了我自己,这五十八年的人生,好像一直都在为别人而活,先是为了父母,后来是为了那个不负责任的丈夫,再后来,就是为了我妈。我什么时候,为自己真正活过一天?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一个可能会被所有人指责,被骂不孝的决定。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03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去隔壁给我妈准备早餐,而是默默地走进自己的小屋,从衣柜里翻出几件换洗的衣服,塞进一个小包里。然后,我找出我那辆开了快十年、平时都舍不得开的小破车的钥匙。它还是我刚退休那会儿,用遣散费买的二手车,想着以后能开着它去看看女儿,或者自己出去散散心。结果,这十年,它大部分时间都停在楼下的车棚里积灰。
我给我妈留了张纸条,放在她床头柜最显眼的位置。纸条上只有简短的一句话:“妈,我去我女儿那儿住几天。建国会照顾您的。”我知道,建国不会来,或者说,他来了也待不久。但我不想再管了。
我把家里的钥匙轻轻放在客厅的茶几上,然后拎着我的小包,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个我生活了几十年,也禁锢了我十年的家。
发动汽车的时候,我的手还有些抖。车子缓缓驶出小区,驶出这个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小县城。我打开了车窗,初秋的风灌了进来,带着一丝凉意,却也吹散了我心头的一些郁结和沉闷。
车子在空旷的国道上行驶着,两旁的白杨树飞快地向后倒退。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我妈看到纸条会暴跳如雷,会打电话骂我没良心;也许,建国会接到我妈的电话,然后又会打电话来指责我,命令我立刻回去。
但我真的不想再回去了。我已经五十八岁了,我不想再做那个“应该的”、“天经地义”的王秀英了。我想为自己活一次,哪怕只有几天,几个月。
远方的天空渐渐泛起了鱼肚白,一轮红日正努力地从地平线下挣脱出来。我深吸一口气,握紧了方向盘,朝着女儿所在的城市,朝着一个未知的未来,驶去。我只是不知道,这条回家的路,以后还会不会再走一遍。又或者,哪里才是我真正的家?也许,从今往后,我的家,就在我自己心里,在我能为自己做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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