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南方局旧址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是老南方局的子弟，应当地领导的邀请前来参观。纪念馆馆长亲自出面接待，结果刚一进门就遭到了质问：

“怎么没有我父亲的头像？”

提出疑问的人名叫何明，是凯丰的儿子。纪念馆进门处有一排头像，其中包括周总理、博古、董必武等南方局常委，甚至还有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却偏偏没有他父亲凯丰的头像。

当年南方局成立时，凯丰是六大常委之一，排名第三，在叶剑英、董必武之前，为何纪念馆没有将其头像展示出来呢？馆长赶忙解释说二楼有，可当何明上了二楼，却只在一张不起眼的集体照中，找到了父亲的身影。

何明对此并不满意，却也没有责怪纪念馆，毕竟世人对于凯丰的了解，还停留在遵义会议上反对毛主席。因为这一点，凯丰一生的功绩无人再提。

1906年，凯丰出生不久，南方爆发继太平天国之后的农民大起义，策划者是同盟会领导人之一黄兴。从这一年开始，满清的统治根基逐渐动摇，“三民主义”开始席卷南方各省，革命的浪潮已经不可阻挡。

到了凯丰五岁那年，武昌起义爆发，近三百年的满清统治被一举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彻底结束。然而，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后，中国开始出现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

伴随着时代的迅速变化，年幼的凯丰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从没走出过家乡，对于时局变化却能讲得头头是道。

1920年，凯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萍乡中学。作为江西西部最好的中学，萍乡中学汇集了不少北大毕业生，他们将前卫的思想和先进的教学方法带到了萍乡，学校里到处弥漫着自由的空气。

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生活，凯丰很快成长为一名思想进步的青年。

1925年，凯丰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利用暑假的机会，凯丰回到家乡组织农会，以配合北伐军攻占萍乡。北伐军进驻萍乡后，凯丰由于组织农会有功，还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

然而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这一切全都变了。凯丰因加入了共青团，上了国民党的缉拿名册，组织上为了保证其安全，决定送他到莫斯科深造。在苏联期间，凯丰引起了博古的注意。

1930年，凯丰回到国内，在博古的介绍下，凯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去香港，全面巡视广东省共青团的工作。在共青团四届四中全会上，凯丰当选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后被任命为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

上海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凯丰奉命进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凯丰和毛主席有了第一次见面。

在此之前，毛主席对凯丰就有些了解，他的文章似大河奔流一气呵成，这样的人放在全国都很少见，将来定是可造之材。可凯丰到了苏区之后，事事都听博古和张闻天的，令毛主席又有些失望。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出发前，凯丰被任命为第九军团中央代表。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政治局决定召开扩大会议，当时九军团担负后卫任务，凯丰连夜骑马赶去开会。

会议开始后，博古首先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情况，将失败的主要原因都归咎于敌人的强大，对自己的错误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博古报告完后，周恩来作军事报告，直接点明失败的原因可能是指挥上犯了错误，而毛主席则态度鲜明地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

很快，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纷纷站出来，支持毛主席的观点，对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会议的风向顿时发生转变，大家纷纷支持恢复毛主席的工作，由他继续指挥红军。

当时凯丰认为这一做法不符合共产国际的组织法，和中共组织的原则，同时他也认为人难免犯错误，为了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维护博古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权，凯丰不计后果地站了起来：

“我对泽东同志的发言有看法。”

一时间，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凯丰的身上，大家都饶有兴趣地盯着凯丰，想看看他到底能说出什么。没想到年轻气盛的凯丰一开口，就拿毛主席没出过国发起攻击，说毛主席不懂马列主义，只不过是照着《孙子兵法》指挥打仗。

“凯丰同志，你说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请问你读过《孙子兵法》吗？”毛主席强忍着怒火问道：“既然你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

在毛主席的不停追问下，凯丰哑口无言，只能不知所措地坐了下来，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反正邦宪同志不能交权……”

发生在遵义会议上的这段风波，后来给凯丰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有人说凯丰和博古等人串通搞阴谋。当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凯丰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一晚才抵达遵义城，之前和博古等人完全没有联系，而凯丰的做法并没有违反组织原则，是符合党内规定的，因此也谈不上“搞阴谋”。

遵义会议之后，凯丰被免去了九军团党代表的职务，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想通了的凯丰作了检查，中央又恢复了他的职务。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凯丰都站在毛主席一边。

1935年懋功会师前，凯丰率先察觉到张国焘有另立“中央”的企图，代表中央撰文对张国焘进行批评。后来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凯丰明确支持北上，旗帜鲜明地维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凯丰被任命为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之后又担任苏维埃粮食部部长。西安事变之后，凯丰担任中宣部部长，毛主席也看到了凯丰身上的巨大变化，经常和他商量统战方面的宣传工作。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中央决定成立南方局，凯丰被列入南方局六大常委，负责宣传及党报工作。在确定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时，周恩来主动让贤给凯丰，自己来担任他的副手，凯丰坚持不同意，但周恩来态度坚决，还找来博古一起说服凯丰。

就这样，凯丰成了周恩来的“上级”。

1940年，凯丰被调回延安工作，担任中宣部代理部长。中央书记处成立后，凯丰当选为书记处书记，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凯丰主要负责思想教育工作，成为整风运动中的主要领导。

1945年“七大”召开，博古被定为“左”倾路线，凯丰因此受到牵连，连中央委员都没有当选。

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在东北地区工作七年的凯丰，被毛主席调入北京工作，出任中宣部副部长。可惜没过几年，凯丰就因肝癌离开了人世，时年49岁。在之后的历史中，凯丰常被人回避，以至于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只停留在遵义会议上反对过毛主席。

“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父亲对革命的贡献会被更多的人知晓。”多年过去，何明坚信父亲的一生总会被人深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