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武帝挣脱枷锁，必然要反过来压制皇族的势力，这就要说到一个群体——诸侯王。诸侯王从身份上说，属于刘氏宗亲，是贵族。不过对于他们来说，汉武帝时代，是一个必须躺平，不躺不行的时代。这里面躺平躺得最出名的，就是刘备自称的祖先，中山王刘胜。他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兄弟。《汉书》称他“为人好酒乐内”，就是喜欢流连声色，所以“有子百二十余人”。他不仅自己躺得很平，还劝同母兄弟赵王刘彭祖一起躺平，说我们做诸侯王的，每天听听音乐，流连声色就行了，不要太积极。

而在多年以前，刘胜并不是一个这么窝囊的人。那时不到二十岁的汉武帝刚刚即位，还屈服在窦太后的威势之下，很需要联络兄弟感情以巩固自己地位，那时的刘胜是很敢说的。他在建元三年有一篇相当有文采的发言，尝试让刘彻改一改先帝以来严厉打击诸侯王的政策。但是，时间流逝，环境变了。后来的汉武帝再也不是一个需要兄弟宗室当外援的无助少年了，历年来他对于诸侯王的打击，比起他们的父亲汉景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刘胜也在这样的变化里渐渐沉默学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废物。对于诸侯王的打击，是汉朝建国以来的传统。为什么要打击，因为诸侯王的实力过强，始终是汉朝廷的心腹之患，所以历代汉帝一直在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汉高祖刘邦时期，名义上为天子，实际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几乎全都由异姓诸侯韩信、彭越、英布、臧荼、吴芮等人实控。这些异姓诸侯不但拥有本国的一切治理权，还拥有自己的军队。这就是为什么起初定都洛阳，要迁到长安的原因。洛阳的位置，正处于异姓诸侯王的包围中。迁到长安以后，刘邦才能有足够的地利自保，然后徐徐把异姓诸侯逐个击破，一一剿灭。在刘邦生前，基本把重要的诸侯国都拿下，换成了自己的子弟为王，异姓诸侯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同姓诸侯仍然过于强大，存在隐患。当时的汉朝，全国共有57郡，诸侯国占去了42郡，汉朝廷只有区区15郡。实力对比非常悬殊。所以吕后、文帝、景帝三朝，仍然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削弱诸侯国之上。做法各有不同。吕后是削刘姓国，加封吕氏国，以达到平衡的目的。

文帝采用贾谊“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建议，把大国分割成几个小国。比如齐国最大，等齐王死后，文帝就把齐国一分为六，分给齐王的各个儿子，大家都占一小块当王。除了嫡长子可能不开心，毕竟原先都是他的财产。而其他五个儿子，谁不乐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呢。淮南王死后，淮南国也被一分为三。贾谊的这个主张，有点像化骨绵掌，不知不觉就把诸侯王的力量消解了，诸侯王还没法反对，非常厉害。景帝的手段更强硬，他授意晁错直接给诸侯王治罪，然后削地、废除王号。强硬的措施遭到了强硬的反抗，很快就爆发了巨大的政治危机——七国之乱。诸侯王联合起来对抗朝廷。好在最后景帝的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挟胜利之势，景帝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手段，除了进一步削地外，还剥夺了诸侯王在国内的治理权，诸侯国内四百石以上的重要官员，全部由朝廷直接任命。自此，诸侯王终于由汉初不可一世的一方之主，变成了财政供养的无实权贵族。不仅如此，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还成天窥伺诸侯王的生活，一有机会就对他们举报打压。所以诸侯王从景帝时期开始，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前面说到中山王刘胜，曾经在汉武帝即位初，向他声情并茂地求过情。可惜汉武时代，对诸侯王的打击仍在延续，各种手段都用上了。

首先就是著名的推恩令。推恩令其实是贾谊“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延伸。只不过这时，诸侯国已经太小了，没办法再一个王国分成几个王国。但是不封王，还可以封侯。推恩令，就是要求诸侯王在活着的时候，就要把自己国内的县，分一些给自己的子弟当侯。但是这些县从此就不属于王国的县了，而是属于汉朝廷。第二种手段是治罪削国。被直接废除的诸侯国有齐国、燕国、济川国等等。这些诸侯王要么自尽，要么被废为庶人。

我们还是以中山王刘胜为例，他有19个儿子因为推恩令，被封为王子侯。这意味着，有19人分走了中山国的土地作为食邑。若干年以后，在著名的酎金案里，这19人当中，有11个同时被治罪，侯爵都被剥夺了。他们的食邑，大部分划归汉朝的涿郡。“把大象放冰箱需要三步”，而把诸侯王的封地安全稳妥地划给朝廷，只需推恩、治罪两步。那么，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诸侯王群体，在汉武时代不得不躺平了。乐酒好内，明哲保身，是这个群体不得已的生存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