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芬利的古代世界，和我们中国人理解的古代世界相当不同。但凡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提到古代世界，首先想到的是四大文明古国，即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和中国。然而对一个西方人而言，如果谈到古代世界，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希腊和罗马，如芬利在他的另外一本名著《古代经济》里说的，是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500年左右的世界。这个世界最初只局限在巴尔干，后来逐渐扩大，延伸到整个地中海地区。你可能会感到芬利的这个界定太狭隘，把我们熟悉的四大文明古国全部踢出去了。芬利也知道他这样的定义存在问题，所以赶紧给自己辩护：埃及和西亚的文明，虽然发端很早，而且给西方文明以巨大影响，但是，它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古代希腊罗马世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如果把它们都纳入分析框架，则会使他的概括丧失意义。从经济上说，古代西亚和埃及的经济被宫廷和神庙控制，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希腊罗马世界则完全不同，它是以个体私有的经济为基础，自由民个人是财产的主人，因此这里盛行的是私有经济原则。从政治上说，他认为埃及和西亚地区的政治，是一种君主独裁下的官僚体系的管理，他形象地称为“候见厅”的管理，所谓“候见”就是一群人在外面某个厅堂聚集，等着国君召见。虽说官僚们之间可能也耍弄手腕，或者私下串联，但那顶多算阴谋，不是政治。真正的政治应该是一帮有资格参与政治的人通过讨论、争执，最终以投票方式作出有约束性的决议，而不是倾听某个最高权威的裁决。这里当然免不了操纵，但前提是必须有民众参与。经过这样的界定后，芬利又把帝国时代的罗马踢出古代世界的政治之外了，因为在罗马帝国，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因此，在阅读芬利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他心目中的古代世界的政治涉及的范围非常有限，主要是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

芬利引用了一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他心目中政治的特点。这个例子源自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跟雅典政治家阿利斯提德有关。阿利斯提德是希波战争期间雅典的风云人物，曾经因为和另外一名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争斗，被雅典人用陶片放逐法判处流放。所谓陶片放逐法，是在雅典人一年一度的公民大会上，全体公民将他们希望流放的人的名字刻在陶片上投入票箱。如果那天参加集会的人超过6000人，得票最多的那个人就会被流放。如果不到6000人，则投票无效。据称被流放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恶毒的事情，更不是犯了刑事重罪，而是他影响过大，有成为君主的嫌疑。被流放者必须马上离开雅典，10年内不得回国，否则死刑伺候。但当波斯在公元前480年发动对希腊的大规模入侵时，阿利斯提德和其他被流放的人一起被召回，并且被选举为将军，在打败波斯的萨拉米斯战役和普拉提亚战役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来，阿利斯提德还是雅典组建提洛同盟的关键人物，以公正著称。

芬利讲的故事，很可能就发生在阿利斯提德被流放的那次会议上。当时阿利斯提德遇到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请他帮忙，在陶片上写上阿利斯提德自己的名字。这让阿利斯提德非常惊奇，因为他和这个农民之前没有打过交道，甚至都不认识，所以连忙问道，是不是阿利斯提德做了什么坏事，以至于要投票流放他。结果这农民答道：“没做什么。我根本不认识他，但我厌恶到处有人称他为‘公正者’。”据说阿利斯提德听了也没有说什么，老老实实地刻上了自己的名字，结果他被雅典人流放国外。悲催的是，阿利斯提德还是个极其爱国的人，据称他被迫离开雅典时，曾经祈祷说，希望雅典千万不要遇上需要召回他的时候。

对我们中的很多人而言，这显然是个忠臣不幸被迫害的经典案例。只是这次发起迫害的是雅典全体民众。不知道那个农民的观点有多大的代表性，无论如何，雅典人把他们中间这个完美的政治家给流放了。事实也证明雅典人做错了，因为流放阿利斯提德不到三年，雅典人就面临波斯大规模的入侵，被迫召回阿利斯提德，还选举他担任将军。

芬利分析了流放阿利斯提德的这场会议，不过他关注的角度和我们刚才所讲的略有不同。他提到在雅典卫城西坡上发现的190多块陶片上，全部刻有阿利斯提德的政敌地米斯托克利的名字，而且从书写习惯判断，这些陶片只出自少数几个人之手，显然是用来向那些投票人发放的。但我们知道，雅典在举行陶片放逐法投票时，官方肯定不会事先准备陶片并写上名字，所以这些陶片很可能表示，有些人希望流放地米斯托克利，而且有所串联，事先准备了这些陶片，以便在投票时分发给那些有可能支持流放地米斯托克利的人。这明显就是一种政治操纵。但对投票的人来说，他可以接受已经写好名字的陶片，也可以不接受，最终的决定权在他自己。所以芬利说，只有民众参与的政治，只有投票人自己有权决定如何投票，投票又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的政治，才是真正的政治。而这样的政治，首先是希腊人的发明。在那里，一批自由的小业主大致平等地享有城邦的管理权，并通过自己的投票，有时是举手，有时是呼喊，有时则是书面投票，决定着城邦领导者的去留、国家的政策，宣战、媾和这样的大事，还有财产的分配、法律的存废等。罗马共和国也是如此。在那里，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起，罗马的公民们就取得了就宣战、媾和、立法、土地分配、条约批准等国家大事，还有国家高级官职的选举和罢免等事项，进行表决和投票的权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芬利才把他关于古代世界政治的讨论局限在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从时间上说，是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1世纪末大约不到1000年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