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香港

作者：周佳荣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战败投降，但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境况在一时之间未能得以改善。其后爆发解放战争，国人在动乱中颠沛流离，东奔西走，至1949年始大局底定。这年春天，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教授之聘，由上海同赴广州。同年秋天，随学校赴香港。当时他已54岁，自此展开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在香港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并且成就了由他主导的教育事业。

20世纪初，香港在英国人管治下，只有一所香港大学。私人兴办的高等院校，一律不得称为“大学”。1949年10月，张其昀提出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夜校),邀约钱穆参加，又邀得谢幼伟、崔书琴等为学校办理在香港成立事宜，以钱穆为院长，崔书琴为教务长。

此处需要交代一下几位创校人物的略历。倡办人张其昀(1901—1985),字晓峰，浙江鄞县人，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毕业，是地理学家，亦擅长史学。1927年起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1936年任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兼史地系系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后兼文学院院长；1949年去台湾，1962年创办私立中国文化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1970年创办华岗学园、中华学术院。他认为，“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乃为中国大学的新理想”。著有《中国民族志》《中国经济地理》《中国区域志》《中国军事史略》《中华五千年史》等。

谢幼伟(1905-1976),字佐禹，广东梅县人。东吴大学毕业，美国哈佛大学硕士，1946年任浙江大学哲学系系主任。1949年来港，参与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后赴印尼、中国台湾办报。1959年至1970年，担任新亚研究所教务长；1969年任新亚书院哲学系系主任，主要讲授西洋哲学史。著有《西洋哲学史》《中西哲学论文集》《哲学概论》《现代哲学名著述评》等。他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伦理学，著有《伦理学大纲》《当代伦理学说》等。

崔书琴(1906—1957),祖籍河北故城，生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修读政治学，获硕士及博士学位。1938年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教授，1946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1949年参与创办亚洲文商学院，次年赴台湾。著有《国际法》《三民主义新论》《条约论》等。

据钱穆忆述，1949年春，他在广州街头遇老友张其昀，张表示他拟去香港办一学校，邀钱穆参加。钱穆答谓“此次来广州，本无先定计划，决当追随，可即以今日一言为定”。谢幼伟、崔书琴进行创办学校事宜，谢幼伟忽得印尼某报馆聘为总主笔，所以亚洲文商学院开学，实由钱穆与崔书琴两人筹划。

钱穆邀请张丕介兼教经济课，唐君毅任教哲学课。其初租用九龙佐敦伟晴街华南中学三楼三个课室作为临时校舍，又在附近炮台街租用一房屋作为学生宿舍。钱穆、唐君毅两人轮番在宿舍与诸生同宿。每晚上课三小时，开设课程都是一些共同必修科，计有钱穆的“中国通史”、唐君毅的“哲学概论”、张丕介的“经济学”、崔书琴的“政治学”,还有刘尚义教国文、夏天翼教英文等。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初时留校任助教、讲师，其后历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中央大学、江南大学等校教授。著有《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道德自我之建立》《人生之体验》等。1949年与钱穆经广州来港，协助钱穆筹办新亚书院。

张丕介(1905-1970),字圣和，山东馆陶人，德国福莱堡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参与创办西北农学院，任教授及经济系系主任。著有《土地经济学导论》《经济地理学导论》《垦殖政策》等。张丕介是钱穆在广州认识的，当时在港主编《民主评论》,钱穆于是请他兼任经济方面的课务。

亚洲文商学院开学后，张丕介在重庆大学的旧同事罗梦册，唐君毅的旧友程兆熊先后来港，亦被聘入校任教。不久程兆熊离港，在台湾代招学生，得学生约二十人来港读书，连同已入学的学生，总共有六十人左右。未几，梦册应邀主持一份杂志，辞去学院职务。钱穆说，他在抗战时赴重庆，曾与罗梦册有一席之谈话，至是亦成为亚洲文商学院的同事。

罗梦册(1906—1991),河南南召人，河南大学毕业，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研究法律学及中外法制史。先后在国立政治大学、重庆中央大学任教，1945年任河南大学法学院院长。他在新亚书院任教“中国社会史”等科目。

程兆熊(1907—2001),江西贵溪人，早年治农学，毕业于法国凡尔赛园艺学院，并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抗战胜利后，程兆熊在鹅湖书院旧址创办江西信江农专，得唐君毅支持。他对中国哲学、佛学，亦钻研甚深，1950年初，在桂林街新亚书院任教中国哲学课程两年。其后出任台湾中兴大学农学院园艺系系主任，至1959年卸任。1963年复返新亚书院中文系任教，直至退休。除专著《中国庭园的建筑》外，并有《诗经讲义》《庄子讲义》《论语讲义》《孟子讲义》等多种著作。

钱穆在港认识的人之中，王岳峰是一位上海建筑企业家，很支持钱穆的办学理想，于是出资相助。先是在香港岛英皇道海角公寓租赁数室，安顿由台来港的学生，供居住之用，并作为讲堂。1950年春，租赁九龙深水埗桂林街63号及65号三楼和四楼作为校舍，共约两千平方英尺,于是改夜校为日校，并向香港教育司立案，改为新亚书院。大律师赵冰任董事长及法律顾问，钱穆仍任院长，唐君毅任教务长，张丕介任总务长。改组后的新亚书院，于1950年3月1日开学。

受权刊发，选自《钱穆在香港》，周佳荣 著，东方出版中心 2025年4月。

1950年春，即亚洲文商学院开办的第二个学期，钱穆与唐君毅等日间赴香港岛上课，夜间则仍在九龙上课。当时钱、唐两人暂住九龙新界沙田侨大宿舍，轮番到炮台街宿舍与诸生同屋。

改名为新亚书院后，迁至九龙贫民区中新辟的桂林街，一排皆四层楼，书院占其三单位中的三、四两层，每单位每层约三百平方英尺。三楼三个单位中，一单位是学生宿舍；另外两个单位各间隔成前后两间，共为四间。前屋两间向南，各附有一阳台，分别由张丕介夫妇、唐君毅夫妇居住；张丕介后屋一间，钱穆居住；唐君毅后屋一间，是办公室兼张、唐两家的膳堂。四楼三单位，则间隔成两大两小教室共四间。罗梦册夫妇，由王岳峰另赁屋居住。

此外，吴俊升亦到新亚任课约一年；又介绍同事任泰(东伯)到校任英语课，他曾任西方某团体英译汉书事。刘百闵、罗香林皆钱穆旧识，亦来任课，张维翰(莼沤)与钱穆在滇相识，愿义务教国文课，梁寒操为新相识，亦任教国文课。卫挺生在港再晤，到校任经济方面的课务；在重庆相识的陈伯庄，亦到校任社会学方面的课务。

程兆熊因书院无法为他安排住处，乃举家住沙田郊区，他为节省交通费，每日徒步往返十数里。在中国金融界颇负盛名的杨汝梅，是钱穆新识，亦邀他到校任教。新亚书院的教授阵容，一时无两，亦因此受香港教育司的重视，于新亚特多通融，有所要求皆获接纳，甚少为难。

赵冰为董事后，亦到书院任课。其人家境清寒，不仅为律师业界所少有，亦为知识分子中所稀见。他专为学校法律上的保护人，而不负担学校经济方面的责任。

赵冰(1892—1964),字蔚文，广东新会人。留学美国、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牛津大学民律博士，曾任国立广西大学、湖南大学、政治大学及私立华侨大学教授。

1952年6月1日出版的《新亚校刊》创刊号上，有唐君毅《我所了解之新亚精神》一文指出：“新亚二字即新亚洲。亚洲之范围比世界小而比中国大。亚洲之概念可说是世界之概念与中国之概念间之一中间的概念。而新亚书院讲学的精神，亦正是一方要照顾中国的国情，一方要照顾世界学术文化的潮流。新亚书院的同人，正是要在中国的国情与世界学术文化的潮流中间，尝试建立一教育文化的理想而加以实践。”他又强调：“我们相信只有当最古老的亚洲国家中国获得新生，中国得救，亚洲得救，而后世界人类才真正能得救。中国文化之一贯精神，是生心动念，皆从全体人类着眼。……世界上此时亦唯有包括中国在内之古老的亚洲，最迫切的需要新生。这当是新亚定名之本义。而为新亚师生愿与一切中国人，一切亚洲人，共抱之一遥远的志愿之所在。”

张丕介亦在《新亚校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武训精神》的文章。文中首先记述亚洲文商学院开幕时的情景，钱穆向五六位新聘教授和三十几个新生宣布学院成立，力言“文化教育是社会事业，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大学教育是有其历史传统的，不能随便抄袭别人家的制度。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私人讲学，培养通才，是我们传统教育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中国人应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养成自家适用的建设人才”。

张丕介又以“武训精神”为言。他幼年曾在武训义学就读，眼见亚洲文商学院艰难创立的经过，使他更明白此一文化事业的特殊精神，而文化使命却是异常重大的。为了共同的理想，参加了这个不名一文和毫无凭借的文化事业，不但要义务教课，还要肩负以后发展的重任。“为文化理想而学问，为社会进步而服务，这一伟大高尚的精神，铸成了每一新亚学生人格的一部分。”回顾创校之后面临的困顿，印证新亚奋斗的情形，使他相信，新亚的前途完全寄托于此一精神的实践。

在《新亚校刊》第二期(1953年3月1日)中，钱穆的《理想不能没有忧与困——告新亚同学们》,提到“我们新亚教育的理想，一向标榜说，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之理想。人文主义也正面对人生的种种忧与困而来”。他在第四期(1954年2月25日)发表《新亚精神》一文，认为“我们觉得像有这一番精神是对的；而我们苦于说不出这一番精神究竟是什么,这也是对的。我们只能在我们内心，觉得有这么一回事，便够了”。他进而指出：“新亚的经济，是如此般困乏；设备，是如此般简陋；规模，是如此般狭小；……但我们并不会为这些短了气。我们却想凭借这一切可怜的物质条件来表现出我们对教育文化的一整套理想。这便见是我们新亚的精神了。”新亚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吃苦奋斗的精神，更是要把这种精神用于有价值的地方，同学们要反问自己来到这所艰苦学校的动机和理想，在此一精神下不断努力求上进。

书院教育的特色之一，是订定学规作为师生守则。《新亚学规》共有24条，以备诸生随时诵览和就事研究。首三条是最重要的：

一、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二、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三、爱家庭、爱师友、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为求学做人之中心基点。对人类文化有了解，对社会事业有贡献，为求学做人之向往目标。

接着的几条学规，是关于职业、学业、志趣和理想的守则。第13条强调师长在书院教育的重要性：“课程学分是死的、分裂的，师长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应该转移自己目光，不要尽注意一门门的课程，应该先注意一个个的师长。”第14条指出新亚书院的教育精神：“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学规的制定，在香港高等院校中是独具特色的。第24条是总结，全文如下：“学校的规则是你们意志的表现，学校的风气是你们性情之流露，学校的全部生活与一切精神是你们学业与事业之开始。敬爱你的学校，敬爱你的师长，敬爱你的学业，敬爱你的人格。凭你的学业与人格来贡献于你敬爱的国家与民族，来贡献于你敬爱的人类与文化。”

历来谈新亚精神的人很多，谈《新亚校歌》的人也不少，相对来说，《新亚学规》则每每为人所忽略。其实三者是一体互通的，共同塑造了一批“新亚人”的气质。今日看来，《新亚学规》仍不失为大学生应具备的信念和守则。

本文为《钱穆在香港》一书第二章，原题“新亚书院：创办经过和教育理念”。小标题与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