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7岁的她成为中国首位女省委书记，这个纪录保持至今。毛主席曾七次接见这位'最美劳动者'，但鲜为人知的是，她在政治巅峰期突然自请降职。

这是为什么呢？

在河北临西的东留善固村，有那么一段岁月，被一个年轻姑娘的坚韧与执着，染上了一层别样的色彩。这个姑娘，就是吕玉兰。

吕玉兰从高小毕业后，没有像村里其他孩子那样，一门心思盼着进城谋个轻松差事。她心里装着生她养她的这片土地，装着村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于是，年仅15岁的她，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家乡，一头扎进了生产劳动中。

那时候的东留善固村，放眼望去，全是大片大片的沙荒地。风一刮，漫天黄沙，庄稼根本没法好好长，村民们一年到头也收不了多少粮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吕玉明白，要想让这村子变个样，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植树造林”。只有把树栽上，让风沙停下来，地才能保住肥，庄稼才能有收成。

说干就干，吕玉兰是个行动派。她挨家挨户地去动员村里的妇女们，跟她们讲植树造林的好处。一开始，有些妇女都不乐意，觉得这活又苦又累，还不一定能成。但吕玉兰那股子认真劲，还有她描绘的美好未来，渐渐打动了大家。很快，一支“妇女造林队”就组建起来了。

从那以后，东留善固村的沙滩上，常常能看到吕玉兰和姐妹们的身影。寒冬腊月，北风呼呼地刮，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吕玉兰背着小树苗，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沙滩上走着。到了植树的地方，她顾不上歇口气，就赶紧开始挖坑、栽树、浇水。

吕玉兰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只一门心思扑在植树造林上。在她和姐妹们的努力下，几年时间，村里就种下了11万棵树。那原本光秃秃的沙滩，渐渐被绿色覆盖，风沙也小了很多。村民们看着这些树，对吕玉兰充满了佩服。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吕玉兰20岁了。这一年，她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为了把村子建设得更好，吕玉兰经常走出去学习经验。大寨、刘庄这些先进的地方，她都去过。每到一处，她都，仔细看人家是怎么搞生产的，怎么改善村民生活的。遇到不懂的，她就虚心地向人家请教，把好的经验都记在心里。

回到村里后，吕玉兰就带着大家一起干。她先是带着大家改善农田水利设施，让庄稼能喝上足够的水。接着，又鼓励大家发展多种经营，种果树、搞养殖。在她的带领下，村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村里开始盖新房的时候，吕玉兰却一直拖着没搬。她想着，先把乡亲们的事儿安排好，自己最后再搬也不迟。于是，她看着一户户人家欢欢喜喜地搬进了新房子，自己却还住在原来那间破旧的屋子里。等到最后一家搬走，她才开始张罗自家搬家的事。

1970年，吕玉兰走马上任，当上了临西县委书记。这职务变了，地位也高了，可她身上那股子农民的质朴劲，却一点儿都没变。她打心眼里觉得自己就是个农民，不过是比旁人多了一份责任，得带着全县的乡亲们把日子过好。

吕玉兰常跟县里的干部们念叨：“干部身上泥土越多，资产阶级的官气就越少。”这话她可不是随便说说，而是实实在在这么做的。别的干部可能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看看文件、开开会，就觉得把工作做了。可吕玉兰不这样，她觉得坐在办公室里，哪能知道乡亲们在田地里到底遇到了什么难题，又怎么能真正把工作干好呢？所以，她很少在办公室里待着，一有空就往下面跑，去各个村里、各个单位视察工作。

有一回，吕玉兰在视察的时候，发现有些单位有点不对劲。这几年，临西县不少地方连年丰收，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这本是好事。可有些单位的干部，却因为这连续的丰收，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干活也没以前那么上心了，总觉得反正已经丰收了，差不多就行。

吕玉兰知道，这骄傲自满的情绪要是不及时纠正，以后肯定会影响农业生产。她正琢磨着该咋办呢，就听人说“随五里大队”反骄破满搞得好。吕玉兰一听，来了精神，当下就决定去随五里大队学习学习经验。

到了随五里大队，吕玉兰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大队为了反骄破满，没少下功夫。他们多次开展“整风”活动，发动群众一起参与。为啥要发动群众呢？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干部们身上有没有骄傲自满的表现，群众看得最清楚。大队干部和群众一起，把那些骄傲自满的事儿都摆到台面上来说，互相批评、互相帮助，一起改正。

就拿这个大队的粮食产量来说吧，1965年的时候，大队的亩产能达到500多斤，这在当时可不算低了。可后来，干部们骄傲了，觉得已经挺好了，进步的步子就小了。结果，到了后来，亩产降到了400斤。这一降，可把大家降醒了，意识到骄傲自满要不得，这才开始反骄破满，努力把产量再提上去。

吕玉兰在随五里大队待了几天，把他们的经验都摸了个透。她觉得这个经验特别好，非常值得在全县推广。回到县里后，吕玉兰马上组织全县的干部开会，把随五里大队反骄破满的经验跟大家详细地说了一遍。她鼓励各个单位都向随五里大队学习，发动群众，一起找出自己单位存在的问题，然后努力改正。

干部们听了吕玉兰的话，都觉得这个办法好。回到各自的单位后，都积极地行动起来。有的单位开群众大会，让大家畅所欲言，把干部们的问题都指出来；有的单位组织干部下田地，和农民一起劳动，在劳动中体会农民的辛苦，也找找自己身上有没有脱离群众的地方。

这么一来，全县上下都掀起了一股反骄破满的热潮。大家不再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而是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把工作干得更好。干部们和群众的关系也更紧密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吕玉兰在学习随五里大队经验的过程中，还发现树立典型效果特别好。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吕玉兰在临西县委书记的岗位上，一心扑在工作上，总想着怎么把全县的发展搞上去。有一回开会，她跟大家讲起了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刘庆玉的事儿。

刘庆玉以前是个军人，在战争年代受了伤，落下了残疾。按说，他完全可以凭借着军人的荣誉和残疾的身份，找个轻松的工作，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可他却在退役之后，一头就扎进了城关公社，带着社员们一起艰苦奋斗。

那时候，城关公社的条件可不好，土地贫瘠，生产工具也落后。但刘庆玉不怕吃苦，他领着社员们改良土壤，引进新的种植技术。天不亮，他就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儿；天黑了，还在田头琢磨着怎么提高产量。在他的带领下，全社的粮食产量一再突破，从原来的低产，变成了远近闻名的高产公社。社员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提起刘庆玉，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吕玉兰在会上讲刘庆玉的事迹，就是想让大家学习他这种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精神。她觉得，临西县要发展，就得有更多像刘庆玉这样的干部。

时间过得飞快，到了1972年，吕玉兰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她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那天，吕玉兰心里既紧张又激动。周总理亲切地和她交谈，对她之前在临西县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同时也对她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周总理希望她能在3年的时间里，把临西县打造成“扩大版的东留善固村”。

这可不是个轻松的任务，时间短，任务重。但吕玉兰没有丝毫犹豫，她毅然在周总理面前接下了这个重担。

从那以后，吕玉兰一刻也不敢懈怠。她东奔西走，到处拉赞助。为了能给临西县争取到更多的发展资金，她跑遍了省里的各个部门，还去了不少外地的大企业。有时候，为了见一个负责人，她在人家门口一等就是大半天。

在她的努力下，临西县的发展有了新的起色。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条条道路修了起来，一座座工厂建了起来。临西县的面貌一天一个样，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有盼头。

吕玉兰的出色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短短2年时间，她就又升职了，1974年她成了河北省委书记。这职位高了，可吕玉兰那根为老百姓服务的弦，却一点都没松。她还是和以前一样，经常往基层跑，和群众打成一片。

吕玉兰那时住在省委东侧一号楼，这楼外观看着挺庄重，可楼前却空荡荡的，啥也没有。吕玉兰每次路过，总觉得缺了点啥。

她琢磨着，这空地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开辟出来种点菜。说干就干，她从家里找来锄头、铁锹，卷起袖子就开始忙活起来。她先把地上的杂草清理干净，然后一锄头一锄头地翻着地。那土硬邦邦的，翻起来可费劲了，可吕玉兰一点儿也不嫌累，干得热火朝天。

其他工作人员看到吕玉兰在楼前种菜，一开始都有点惊讶。后来，也被她的热情感染了，纷纷加入其中。大家有的挖坑，有的浇水，有的撒种子，忙得不亦乐乎。这楼前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充满了生机。

可有些人就不乐意了，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都当上省委书记了，还是改不了农民的习气。”这话传到吕玉兰耳朵里，她却不以为然。她笑着说：“我吕玉兰什么时候，都是一个农民。农民种地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在这楼前种菜，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多好啊。”

吕玉兰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她种在楼前的菜长得特别好。绿油油的青菜，红彤彤的西红柿，紫莹莹的茄子，看着就让人喜欢。

不过，这干农活也相当伤身体。吕玉兰34岁才结的婚，这在当时算是比较晚的了。结婚第二年，她就怀孕了，可没想到却流产了。这对她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打击。第三年，她又怀孕了，医生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她万万不能干体力劳动，小心习惯性流产。

可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发生了好多大事，保定、唐山、北京这些地方都事情不断。吕玉兰作为省委书记，哪里坐得住。她顾不得医生的嘱咐，也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保定、唐山、北京来回跑。

有一次，她去唐山查看灾情。到了唐山，她顾不上休息，就直奔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她看到那些倒塌的房屋，看到那些失去家园的群众，心里难受极了。她一边安慰着群众，一边和工作人员商量着怎么安排救灾物资，怎么重建家园。

在忙碌的过程中，她多次肚子痛。每次肚子痛，她就找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缓一缓，然后又接着干活。

好在有惊无险，这年11月，吕玉兰的大女儿江河降生了。看着可爱的女儿，吕玉兰心里既高兴又愧疚。高兴的是自己当妈妈了，愧疚的是自己因为工作，没能好好照顾女儿。

按说，作为省委书记，吕玉兰完全有能力请个保姆来照顾孩子和家里。可她却请不起保姆。为什么呢？尽管她已经是省领导了，可她的户口还在农村。她的报酬是工分加补贴，村里每天给她记一个工，补贴是省机关每月给她发放40元钱。这40元钱，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要支付房租、水电费等各种费用，哪还有多余的钱请保姆。

但吕玉兰从不喊苦叫累。她常说：“当干部就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她觉得，自己能为老百姓做点事，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这点苦不算什么。

1981年，吕玉兰调任正定县副书记。当时，正定县有个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复原军人，叫高恒久。他年轻的时候，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朝鲜战场，在枪林弹雨中保家卫国。战争结束后，他带着一身的伤病回到了家乡。

后来，他被安排到医院工作，本以为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可没想到，不知道什么原因，医院竟开除了他的公职。这一开除，可把高恒久一家老小可就惨了。家里没了经济来源，日子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一家老小吃饭都成了问题，生活没了着落。

高恒久四处奔走，想讨个说法，可一直没个结果。后来，他听说了吕玉兰的事情，知道她是个一心为群众的好干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吕玉兰。

吕玉兰见到高恒久，认真听他诉说自己的遭遇。等高恒久说完，吕玉兰很是气愤，她当众表示：你的事情我管定了！

从那以后，吕玉兰就开始为高恒久的事情四处奔走。她去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和医院沟通协调，还查阅了大量的政策文件。有时候，为了一个细节，她能跑好几趟。在她的努力下，高恒久的事情终于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安排。高恒久恢复了公职，一家人的生活也有了保障。高恒久和家人对吕玉兰感激不已，逢人就夸吕玉兰是个大好人。

但吕玉兰并没有就此满足。她知道高恒久以前当过兵，有文化，也有热情，就想给他找个更能实现自己价值的去处。经过一番思考，吕玉兰决定帮助高恒久开一所聋哑学校。她四处筹集资金，联系场地，还帮高恒久招聘老师。在吕玉兰的帮助下，聋哑学校很快就办起来了。高恒久在学校里找到了新的方向，他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聋哑学生的教育中，看着那些聋哑孩子一点点地进步，他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吕玉兰工作负责，深受老百姓的喜欢，按理说，她如此年轻就是新中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前途无量，可为什么又成了副厅级职务呢？

原来，70年代末，中央提出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要求。吕玉兰虽具有丰富基层经验，但作为仅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劳动模范出身干部，吕玉兰主动选择下沉基层。

于是，1985年吕玉兰调任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这个职务正合吕玉兰的心意，她又能近距离地和农民打交道了。她明白，农业是根本，农民是基础，自己得为农民多做点实事。

每次下乡，吕玉兰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她和农民坐在田埂上，聊着庄稼的长势，聊着今年的收成。她会给农民传授一些新的种植技术，告诉他们怎么防治病虫害。农民们也都喜欢和她聊天，觉得她特别亲切，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和农民在一起的时候，吕玉兰不由得想起了和毛主席握手的场景。那是她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毛主席也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吕玉兰觉得自己和毛主席一样，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都深爱着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为了帮助农民提高收入，吕玉兰跑遍了全省的各个农村。她了解不同地区的土壤条件，因地制宜地推广适合的农作物品种。她还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搞一些副业，增加收入来源。在她的努力下，全省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然而，长期的劳累让吕玉兰的身体渐渐吃不消了。她积劳成疾，身体越来越差。

1993年3月，吕玉兰不幸病逝，享年53岁。这个消息传来，全省的农民都悲痛不已。他们纷纷自发地来为吕玉兰送行，有的农民从几十里外的地方赶来，就为了再看一眼这位一心为民的好干部。

吕玉兰走了，但她的事迹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她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国家的繁荣，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