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

英国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休教授。他撰写的三卷本《凯恩斯传》曾获多项殊荣，包括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等。他于1991年被册封为终身贵族，1994年当选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

历史上大多数经济体都是“ 国家主导型” 的, 因为统治者的行动决定了它们处于增长、 停滞还是衰退状态。 但是, 只是到了17 世纪和 18 世纪, 增加财富或者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增长才明确成为国家政策的目标。 重商主义者第一次尝试通过科学推理, 探究财富增长的根源。 在这一探索中, 重商主义者重点关注货币和贸易的作用, 以及国家对两者的影响。 对外贸易被视为财富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但是, 前提是它能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货币。 因此, 重商主义者痴迷于 “贸易盈余”。 按照丹尼斯·奥布赖恩 (Denis OBrien) 的观点, 重商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 “金银是主要的财富,应当通过对外贸易管制促进金属货币的流入, 通过低价进口原材料促进工业发展, 鼓励出口, 而贸易被视为一种零和博弈”。

《货币与政府：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英]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著

郭金兴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3月

尽管这一理论结出了硕果, 但是重商主义的结论源自错误的推理, 就像现代以前的医学, 其中既包含正确的元素, 也有错误的成分。 重商主义的谬误在于, 它认为出口比进口更好, 因此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确保贸易盈余。 这一时期大多数欧洲国家普遍信奉这一观点。 当然, 所有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贸易盈余, 因此, 推行这些政策就导致了欧洲主要大国之间持续不断的贸易战争。

亚当·斯密指责重商主义者将 “ 财富” 等同于 “ 黄金”。 重商主义者中认识更为深刻的人从来不相信这一点。 他们认为, 通过成功的贸易夺取黄金是提高一国在世界财富中所占份额的一种手段。 这似乎是一个循环论证, 即贸易顺差是发动贸易战的必要条件, 而贸易战又会带来贸易顺差。 但是重商主义者相信, 对每个国家而言, 垄断贸易的收益会超过为了获得这种垄断而付出的成本。 此外, 一些重商主义者认为贵金属的流入将降低利率, 从而刺激国内制造业。

重商主义者采用的策略是剥夺竞争对手的贸易机会。 从 1651 年开始, 英国通过了一系列 《航海法案》, 主要针对荷兰的海运行业, 这是一项典型的举措; 这些法案和其他禁令一起, 要求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只能使用英国的船只。 阿尔伯马尔公爵(DukeofAlbermarle)说: “我们想要的是,将更多的荷兰拥有的贸易抢过来。”另一个例子是1703年的《梅休因条约》(Methuen Treaty), 该条约允许英国纺织品免税进入葡萄牙, 交换条件是, 英国从葡萄牙进口的葡萄酒获得优惠关税。

因此, 重商主义最好被视为这样一种政策, 即通过操纵贸易条件来增强各国的相对实力, 并借助于这种实力增加各国的财富。亚当·斯密声称自己是科学经济学的创始人, 这是因为他证明了贸易不一定是零和博弈, 重商主义政策通过限制市场规模抑制了财富增长, 并使各国为了维护自身的贸易利益而陷入战争的泥潭。大卫·李嘉图为自由贸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他通过数学证明, 如果各国专门生产并出口自身效率相对较高的商品, 那么所有贸易伙伴的实际收入将实现最大化, 这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逻辑, 也经受住了所有的批评, 并为自由贸易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规范性论据。 然而, 李嘉图关于专业化是最优选择的数学证明, 无法安抚其中一些国内生产者, 他们的效率已经达到了现实条件和资源禀赋所能允许的最高水平。 与他的科学论证相悖, 国王詹姆斯一世文告的核心内容如下, “ 如果自然法则偏爱我们自己的子民而不是陌生人, 那么, 比起让我们自己的子民失去生计, 对其他国家的工业品征收关税要合理得多”。尽管有证据表明自由贸易是更好的选择，但是这种保护主义的论调一直能够引发共鸣。

重商主义政策产生了一些有利的后果。 它们鼓励国家权力的集中, 这使得私人财产更加安全, 并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 它们还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和出口能力的增强, 并经常授予特许公司垄断权, 从而促进了商人阶层的壮大。 它们增强了海军的实力。流入的黄金与商业的垄断利润一起, 促使资金成本降低, 从而有助于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资金, 这无疑是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观点。 重商主义博弈中的赢家在亚洲和北美确立了非常强大的贸易地位, 这在重商主义结束以后依然延续了下来, 而英国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 英国在重商主义时代创建的帝国主义经济体系一直延续至 20 世纪，并且运转良好。

尼尔·弗格森将英国作为 18 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典范, 并对其进行了精彩描述。宪法约束消除了英国国家独断专行的特性, 但意想不到的是, 合法性的增强反而使英国能够比欧洲大陆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更有效地实现了国家的目标。 海军的费用也要比陆军少很多。 你可以将同样的船只和水手用于贸易或军事目的，自17世纪以来，英国正是通过商船创建了自己的海外贸易帝国。 努力追赶英国经济表现的国家更多地强调国家的创造力, 而不是遵循由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洛克等人建议的宪法约束, 或者由亚当·斯密概括的有关政府财政的规则。

英国的财政立宪基于如下理念, 即财富是通过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争斗产生的。 优势并不属于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而是属于能够最有效地动员资源以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国家。 英国君主制的立宪性质增强了其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 征税的权力集中在一个领取薪酬的官僚机构的手中, 而不是依靠将征税权力出让给私人的包税制以及卖官鬻爵。 这使得英国政府在 1788年征收了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 12. 4% 的税收, 相比之下, 法国只有 6.8%。

正如弗格森所言, 动员资源的制度包括议会、 税务机关、 国债和中央银行。 18 世纪, 英国财政权力 “ 四边形” 的卓越发展, 不仅使其相对于主要对手法国在军事方面拥有了决定性优势, 而且使其经济增长得更快。

然而，这场斗争的主要财政武器是国债, 与后世一样, 财政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国债的可持续性。 “ 在一个财政国家, 稳定而安全的税收构成了大规模借贷的基础, 并且不存在违约风险, 因而国家就不需要为了筹集资金而支付高利率。” 在拿破仑战争中, 英国的 “ 税收、 借款和军事力量都超过了法国”。弗格森将现代债务融资的起源追溯至英国的一系列金融创新, 这始于 1694 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 ( 而法国直到 1800 年才创建了自己的中央银行), 还包括 1717 年采用金本位, 并在 1751 年由于创建了 “统一公债” 而达到鼎盛时期, 英国政府的这种统一公债是一种可转让的永续债券, 并且可以按照面值赎回。这些创新的作用在于增加了可持续公共债务的规模。 这些措施虽然最初的目的是支持战争, 但它们不仅使英国能够在长期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中击败法国 ( 拿破仑战争最能彰显这一点), 而且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这里的关键在于, 可交易的公共债务工具规模激增, 通过分散风险 “ 有效地为私人部门的债券和股票创造了私人市场”。此外, “ 作为议会中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 债券持有人的出现降低了英国政府违约的风险, 从而增强了该国以低成本借款的能力”。

简而言之, 汉诺威王朝时期的英国是一台出色的战争机器和商业引擎。 商业积累的财富使英国成为 “ 第一个工业国”。 后来的几代人用经济增长的收益偿还了巨额公共债务。 18 世纪英国汉诺威王朝实施的重商主义政策为“不列颠治世”奠定了基础, 但这些政策被英国自己抛弃了, 然而, 所有试图赶超英国的国家都将这些政策视为成功的典范。

18 世纪后期, 这个好战的国家出现了转变。 亚当·斯密原本会说 “ 国防……要比富足重要得多”, 但是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体系及其贸易战争 “ 对年产量不是很有利”。与同时代的法国重农主义者一样, 他认为财富来源于 “ 农产品”, 尽管他扩展了这一术语的含义, 除农业以外还将制造业包括在内。 为了反对秉持保护主义政策的重商主义, 斯密断言消费是 “ 所有生产活动唯一的和最终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 为了实现出口盈余而限制国内消费是不合理的。 为了支付重商主义战争的费用而发行国债, 会限制财富增长, 从而限制消费的增加。

斯密认为, 政府开支是一种浪费,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如果允许自由贸易, 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 一个国家不需要战争和垄断就能拥有大规模的商业。 在 “ 天赋自由” ( naturalliberty) 的条件下, 这自然而然就会实现。 斯密的 《国富论》 第四卷致力于驳斥重商主义体系。 重商主义战争是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 为了君主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战。

国家节俭学说的立论简单明了。 斯密认为, 财富增长来自通过储蓄和投资形成的资本积累。税收将私人的资本积累转为国家的消费, 因此会抑制财富的创造。 根据定义, 政府是非生产性的。斯密及其追随者认为, 增强议会对税收的控制权并削弱君主的权力, 是减少国家消费的重要途径。

古典经济学家的目标是限制而不是废除国家。 根据斯密的观点, “ 天赋自由” 体系给国家留下了四项职责, 即保卫国家、 司法行政、 教育责任以及建造和维护特定的公共工程和特定的公共机构, 这绝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 因为由此产生的利润永远无法偿付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成本, 然而, 它带来的回报通常会远远超过一个大型社会所付出的成本。

按照现代的说法, 这些工程和机构被称为 “ 公共品”, 由于某种原因, 这些物品无法由市场提供, 对于斯密而言, 这包括 “ 促进任何一个国家商业活动的物品, 比如良好的道路、 桥梁、 通航运河和港口等”, 以及国民教育体系, 这是为了修复劳动分工对人类智力造成的损害。为了完成这些职责, 国家必须征税, 但是也仅限于此。 由于只有一份长短适度的职责清单, 国家征税也应该适度。 “ 安守本分” 是边沁为政府开出的著名处方, 即由人类追求更好生活的天性来推动经济增长。

斯密无视重商主义者对货币和就业的关注。 货币只是一种润滑剂。 追随斯密的经济学家相信, 在天赋自由的条件下, 所有储蓄都将用于投资, 资源将得到充分利用。

税收并没有出现在 《国富论》 的目录中, 但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国债的, 斯密认为 18 世纪国债的增长是实现进一步繁荣的主要障碍。 “ 就像目光短浅的败家子, 因家境窘迫, 只能举债度日, 国家也在不断地向它的代办人和代理人借款, 虽然用的是自己的钱, 但也得为此支付利息。” 发行债务是一种偷偷摸摸地从民众那里攫取金钱的方法。 “ 一个政府从另一个政府那里学得最快的技巧, 就是如何从民众的口袋里把钱掏走。”

通过借款, 君主得以发动代价高昂但并无必要的战争。 斯密不相信偿债基金能够解决 “ 永久融资” 的问题, 因为和平时期公共债务的减少永远无法与战争时期的规模扩张相比。在过去, 公共收入摆脱债务负担的束缚靠的是公开违约或 “ 假装付款”, 也就是通过通胀来减少实际债务负担。但是, 斯密谴责这是一种 “ 背信弃义的欺诈行为”, 将会摧毁国家的信誉。

借款为战争筹集资金唯一可能的优点在于, 相比单纯靠税收来支付战争的全部成本, 它有可能形成更多的储蓄。确实, 繁荣伴随着国家债务在 18 世纪的大幅扩张, 而这与斯密的论点相悖, 他认为这是由于国家借贷并未阻碍储蓄的增长。 由于生性节俭, 英国人得以弥补 “ 政府的浪费和奢靡对社会总资本造成的各种破坏” 。

偿还国家债务唯一诚实的方法就是增加税收或削减开支。 斯密认为应该向殖民地征税, 以支付其防卫费用。 但是, 如果不能让他们为之付款, 英国应该摆脱自己对帝国的痴迷, “ 努力使自己未来的观点和构想适应其表现平平的实际状况”。

斯密关于政府支出 “ 挤出” 生产性私人支出的观点得到了李嘉图的支持。 李嘉图认为所有的政府支出本质上都是浪费。 税收和公共借款都会摧毁资本。 但是, 与斯密不同的是, 李嘉图认为通过借款为政府支出筹集资金 “ 往往会让我们变得不那么节俭”, 因为这会让我们误以为只需要储蓄来支付贷款的利息, 而不是支付与全部借款等价的税收。这一点很有趣, 因为尽管李嘉图的分析让他相信公共借款只是推迟了缴税, 但是他并不认为纳税人一定理解这一点。

李嘉图讲道，各国应该利用和平时期尽快还清国家债务，“ 扶危救困或者逃避当前困难 ( 我希望这些困难只是暂时的) 的尝试，都不应使我们放松对重大目标的关注”。 因此，应该建立一个偿债基金。 拿破仑战争给英国留下了相当于国民收入 260%的政府债务，在这之后，李嘉图在著作中断言, 如果等到下次战争时政府债务没有大幅减少，那么，或者战争的费用必须由税收来支付, 或者英国将会破产。 在本书涵盖的时间范围内, 我们将遇到四次公共债务的高峰, 即 1815 年之后、 1918 年之后、 1945 年之后和2008—2009 年之后; 前三次都是由战争导致的, 最后一次则是由于政府为了应对经济崩溃而采取的措施。 每次 “ 财政负担过重” 都导致以财政紧缩的形式重拾 “美德”。

上述对重商主义的否定, 反映了经济学由货币分析转向了“ 实际” 分析。 重商主义者以及大多数其他 “ 前科学” 时代的经济思想家强调货币、 信贷和公共财政对于促进经济活动的作用, 而在斯密和李嘉图的 “ 实际” 分析中, 增长的引擎是节俭和生产力, 货币只是一层面纱, 这使人们难以明了它们的真实状况, 而税收和公共借款对节俭和生产力都有损害。正如穆勒在 1844 年所写的那样, 再也没有人主张 “ 为了促进工业发展而大规模动用政府支出”。早些时候, 大卫·休谟曾经指出, 重商主义者关心的是通过出口盈余确保获得充足的贵金属, 这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 经济的任务是确保最有效地配置 “ 实际” 资源, 这最好留给市场来完成。

在古典经济学家否定重商主义的过程中, 不清楚是思想还是环境起了主导作用。 乔治·施蒂格勒认为, 正是 19 世纪 “ 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才导致国家的作用减弱而 “ 自由的统治范围” 扩大。然而, 也有可能是经济学家关于如何获取财富的观点发生了改变, 才导致战争发生的频率下降。 和平与战争、 进步与衰败也可能都受制于长周期, 而经济理论则会与周期中的每个阶段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