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绮蝶

随着特朗普加大对中国在技术和人才领域的打压，中美关系正步入一个更加复杂与不稳定的新阶段，为“日内瓦会后90天”的中美互动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从半导体软件出口管制到撤销中国在美留学生签证，再到强化对关键AI平台的监管，美国正试图通过单边强制性手段和中国争夺全球科技与人才链条的主导权。2025年5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围绕新时期多边主义和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以及“日内瓦对话”后大国双边、多边互动展开深入讨论。尽管特朗普因素频繁出现在议题中，但不应将全球化阻力或中美摩擦简单归因于特朗普本人，而应从结构性矛盾、叙事及制度性分歧与全球治理演变的角度予以分析和应对。

来自美国卡托研究所、亚洲研究所、哈佛大学、英国中国委员会等机构的专家指出，当前的贸易争端、技术冲突和安全担忧，虽呈现竞争态势，但仍留有合作空间，关键在于识别“真正核心的国家安全关切”，避免泛安全化倾向。在软实力（soft power）、货币体系、技术治理等议题上，专家们呼吁回归理性、多边与制度性合作。个别专家特别指出，特朗普虽以激烈言辞著称，但其现实主义倾向、交易型人格与非意识形态化的对华认知，反而可能为“战略性妥协”预留空间。

以下是参会代表发言亮点：

美国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

在讨论当前的中美贸易关系时，人们很容易将其归结为“特朗普因素”。但实际上，中美贸易问题早在特朗普之前已在美国政界存在广泛争议，根源不只是经济分歧，更涉及主权、安全、政治与战略认知等多重因素。

中美关系中，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特朗普虽以重商主义立场推动贸易战，但其真实目标并不明确——他既想增加财政收入，又想推动他国开放市场，还希望实现“对等关税”——这反映出其政策的内在矛盾；第二，在美国政界的主流认知中，中美贸易问题已演变为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与高科技（半导体、AI、供应链安全、稀土资源依赖）竞争的复杂问题，但即便如此，中美仍有合作空间。

日内瓦会谈后关税冲突的降温为双方严肃谈判创造了机会，希望中美关税谈判的结果不是脱钩或激进切割，而是识别出双方认为确实属于“核心国家安全”领域的事项，予以特殊对待，并在其他领域保持合作空间。

特朗普并不像他周围的一些人那样“好战”。尽管他的某些政策可能让人产生疑问，但我相信他确实不愿发生军事冲突。这也是我对当前局势仍抱有希望的原因。我也相信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愿意寻求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甚至比一些美国政界人物更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也确实希望看到一个更积极的中美关系未来。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资深讲师安迪·泽莱克（Andy Zelleke）：

尽管前景复杂，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仍可能出现积极进展，理由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他确实倾向于“做大事”，推动重大议题；第二，他在总统任上拥有比前几任更大的政治行动自由；第三，他是个交易型人物，虽然谈判态度强硬，但非常关注谁真正“掌握王牌”。而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双方都有王牌，这正说明有达成协议的可能；第四，他高度尊重中国领导人及中国取得的成就；第五，虽然特朗普有时在言辞上对中国政策和行为作出批评，但他更多把责任归咎于美国以往历任总统——认为他们没有维护好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个人的希望是，当前的贸易谈判，只是双方在探索更宏大战略妥协可能性的“序曲”。这种“战略大交易”可能远远超越传统贸易范畴，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启合作。

匈牙利国际事务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高级研究员菲利普·皮尔金顿（Philip Pilkington）：

尽管中美日内瓦会谈显示出美方可能放弃极端的关税政策，因为特朗普团队已经意识到这些关税对美国的经济破坏性很大，但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去美元化”趋势及其对美国及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尽管日内瓦会议达成了一些结果，但市场似乎已经锁定了这一趋势，显示去美元化进程可能正在进行。比如，股票与美债同时被抛售，预示美元避险属性正在减弱，金融市场或进入重构阶段。这一趋势若持续，将削弱美联储调控能力，引发美元贬值与美国通胀，并波及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

特朗普政府在未来一两年内，可能会从关税转向美元政策。我也希望中国政府能提前考虑这个问题，抢先应对。建议重建一个真正的多边的全球货币体系——一个新的不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展全球货币对话，避免未来潜在的系统性危机。

英国阿莫西基金会创始人、主席穆罕默德·阿莫西（Mohamed Amersi）：

已故哈佛教授约瑟夫·奈教授（Joseph Nye）的软实力理念在当下全球硬实力回潮的情况下更为重要。今年早些时候我见到奈教授时，他感叹特朗普完全不理解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性，并严重削弱了它。他也确信中国非常重视软实力，并准备填补特朗普政府留下的真空。不过，虽然如今指责特朗普摧毁软实力似乎理所当然，而且要评估他对“美国品牌”造成的损害还为时过早，我们也应看到几点：

第一，正如我另一位朋友亨廷顿教授在其90年代的经典著作《文明的冲突》中所言，世界各地的人可能穿着、言语都像美国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亲美”。9·11劫机者穿牛仔裤、喝可乐，或许还喜欢好莱坞大片，但这并未减少他们对美国的仇恨。

第二，特朗普也有他自己的软实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最近对波斯湾的访问（我坚持称之为波斯湾，而不是特朗普口中的“伊朗湾”）。一度看似他真的要将其改名为“伊朗湾”，但理智最终占了上风。特朗普在中东的对话对象认为他是可以“做生意”的美国人——无道德说教、无价值观训诫，仅仅是交易。这显然是相互的。一周前流传的一则笑话说，特朗普可能将gulf（海湾）和golf（高尔夫）混淆了，但那些富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似乎非常喜欢他带来的商业价值。

第三，对特朗普及其同盟（包括普京总统）来说，软实力太“软”，且难以量化，但这不代表软实力的目标不再重要。约瑟夫·奈教授告诉我，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曾请教他如何提升本国软实力。我们都注意到，当美国在削减国务院预算、撤回人道与紧急援助、缩减对全球南方的外交专注时，中国正在填补这一空白。

美国亚洲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我不会刻意去批评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但对特朗普极端反智主义的立场感到非常担忧。这对美国而言，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对普通美国人来说，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

科学应成为中美合作的核心基石，尤其在基础科研和长期政策设计方面，科学思维和理性行为有助于应对信息与财富高度集中、技术武器化等全球挑战。基于真理验证的科学对话是最佳应对方式。美国现在恰恰是背道而驰。中美《科技合作协议》虽然在拜登政府于2024年12月最后时刻得以续签，但这个协议实际上处于搁置状态。目前可能正躺在特朗普总统的办公桌上，等待他决定是否忽视或直接废除。

科学是防止技术被滥用于战争的关键。因为当今的战争越来越依赖技术手段，而如果这些技术没有科学基础，没有经过验证其社会适用性和功能的过程，那么它们可能极其危险。

澳大利亚原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H.E. Alexander Downer）：

特朗普政府推行保护主义，而中国却逐步转向自由贸易倡导者。既然如此，作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我认为中国应进一步降低关税、减少保护主义措施、开放本国市场，吸引更多外资。这样一来，中国将在整个印太地区乃至全球赢得尊重与合作。要想从战略上压制特朗普及其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力，最好的方法就是：中国自己成为自由贸易的引领者，单方面推进保护主义的削减。

欧盟也突然成为了自由贸易的忠实拥护者。可惜的是，我们（澳洲）无法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为欧盟对其农业部门的保护主义严重，我们不得不放弃谈判。现在既然大家都反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都支持自由贸易，那么我们就应该重启谈判。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趋势。既然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就应该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但请认真考虑：别只是批评美国，也要反思自身的保护主义政策。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CPAFFC）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主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ACCWS）与中美交流基金会（CUSEF）协办，参会嘉宾覆盖五大洲近60个国家，总规模突破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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