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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朝君臣的想法是一厢情愿的。他们只看到了自己优势的一面，而忽视了弱点。首先，他们完全低估了太平天国的实力。太平天国仍然据有天京上游安庆、芜湖等几个战略重镇，可以拱卫和支援天京。

皖北的形势

至于皖北的形势，处于战略相持，曾、胡集团在皖鄂边界的争夺中得到了先手，陈玉成兵团虽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主力尚存，且具有以桐城、舒城为前沿、以安庆为中心的战略基地，况且北有捻军对皖北基地屏蔽，南有李世贤、刘官芳、黄文金等在皖南的战略支援，皖北基地相当巩固，陈玉成兵团亦可能参加机动援京战役。事实上，陈玉成已经为此作过多次机动，对江南大营构成颇大威胁。

其次，在太平天国各支主力被牵制的同时，清军的几支主力，也同样受到压制，双方的战略相持实质上是相互牵制，维系动态的军事平衡。最后，他们忽视了江南大营自身的致命弱点，就是江南大营自身的保护问题。苏浙和皖南都是江南大营的防区，漫长的纵深，宽广的腹地，绝不是什么“完善之区”，而是兵力空虚的“易渗之区”。

而且，清王朝对曾、胡集团的戒心决定了江南大营战争目的保守性，江南大营的天京战场和曾、胡湘军的安庆战场是互不统属的，根本不可能协同作战。江南大营很难得到新的支援，只能独自围困天京和保卫苏浙，兵力显然不足。清军的战略分裂便为太平天国的战略机动提供了机会。

战史表明，后来，李秀成兵团从芜湖经广德奔袭杭州，主力从而由战场内线机动到外线，然后又从建平重新由外线机动到内线，所运动的区域正是既在江南大营战区之外，而安庆战区又兼顾不到的皖、浙、苏交界的宁国、徽州地区。因此，借1860年天京合围所形成的天京战场上的优势向太平天国发动全面战略进攻的设想，是难以实现的空想。

援京破围的战略经验和前提条件

太平天国方面必须解天京之围，这首先是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天京一失守，太平天国就灭亡了。而从军事意义上说，天京从定都开始就没有摆脱被围困的梦魇，这对于各战场来说都是难以释怀的心病。天京始终处在围困与解围的拉锯中，既不能为其他战场的提供后援，也成为开辟新战场的直接障碍。杨秀清时期北伐之所以得不到支援，西征战场长期相持，都证明了这一点。

太平天国以往破围的主要经验，是从其他战场抽出机动兵力投入天京战场，以优势兵力将孤立于天京战场的清军击破。1856年破江南大营集中了秦日纲、石达开两大主力兵团，1858年破江北大营也是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合作的结果。这种解围模式的前提有二：第一，从天京以外战场赶来的机动兵团是在本战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得以抽出的，如果在本战场处于相持或者劣势，那么就无法组成这样的机动兵团。

1856年一破江南大营的主力石达开兵团是从西征战场抽来的，石达开之所以能够撤南昌之围而东指天京，是因为他在西征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西征战局稳定是他抽身东援的前提；而1858年陈玉成、李秀成合作攻破江北大营，也是基于枞阳会议后胜利规复庐州、滁州及和州的基础之上，是皖北战场局部反攻的继续。第二，一元化的战略指挥中枢是完成破围的保证。

杨秀清拥有一元化军事指挥大权，其个人权威可以把正在开拓江西战场的石达开迅速召回参加援京会战。这样的绝对权威，是确保能够及时抽调机动力量、集中一线决战的保证，一破江南大营之役就得益于此。这样的指挥中枢在天京事变后就不存在了，以后的指挥体制远没有这样的权威。1858年实行的“五军主将制”，由天王在中枢决策与指挥，在肯定了陈玉成兵团主力地位的前提下，为陈玉成和李秀成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框架。

陈玉成的外线作战与李秀成以守卫天京为责任的内线作战的结合，仍然是在作战目的一致基础上的统一，只是这样的统一不再仅由中枢号令，而是依赖在战争现实下形成的一种默契。李秀成在打不开天京局面的时候，自然会求助于陈玉成，陈玉成也会帮助李秀成扭转天京战场的局面。同时李世贤和杨辅清乃至韦志俊都在这种体制下与陈玉成和李秀成形成这种默契。

总之，不论是杨秀清的绝对权威，还是“五军主将制”下的默契，其指挥系统在全局上看还仍然是一元化的。这种一元化的指挥系统比较清朝方面的战区分立的指挥体系，自然是太平天国方面的一个优势。可是，1860年春的形势使第一个前提无法实现。如前所述，太平天国的几支主力分别在各自战场与敌军处于战略相持状态，特别是1858—1859年两次破江北京围的陈玉成兵团刚刚遭受重创，正处于休整期，而正面的湘军则乘胜向皖北基地的腹地紧逼。

陈玉成决不能对湘军的威胁有丝毫的闪失，必须稳定皖北基地。陈玉成的窘境使得天京事变后陈、李南北夹击、以陈为破围主力的模式无法在1860年重现。至于芜湖地区的李世贤，正与清湖南提督周天受打得难解难分，况且他还必须策应徽州、池州一带的杨辅清与黄文金、刘官芳等。

杨辅清与黄文金等人的当务之急是保住池州，尽力挽回因韦志俊叛降带来的损失。所以太平天国以往破围模式的第一个前提是不存在的，太平天国中枢必须探求新的对策。军事指挥上的一元化领导使太平天国仍然可以利用清朝方面天京、安庆两大战区因不相统一而形成的“边缘化地区”做文章，可以在薄弱地区首先突破，以激活全局，寻求援京破围的战机。

关于二破江南大营战略决策研究之争议

太平天国二破江南大营之役被认为是援引了中国古代军事史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战术，即攻敌之所必救，扯动敌人分兵而寻机集中优势兵力破敌。从这次战役的进程和结果来看确实如此。但是太平天国方面是否在战役开始前就制定了这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围魏救赵”的战略呢？学者们大多对此持肯定态度。简又文认定是洪仁玕在李秀成向他问计时，提出了这一“围魏救赵”的奇计，并指出这是“干王执政后，第一次陈出之军略也”。

之后“忠王赞成之，并负责执行”。简还认为是洪仁玕“另约英王陈玉成虚攻江北皖北一带，以掩护江南之军事大活动”。郦纯的说法与简又文一致，他明确指出：“李秀成在天京与干王洪仁玕三次商量解救天京之围之策，洪仁玕建议效‘围魏救赵’故智。”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指出：“忠王李秀成和干王洪仁玕商定战略，强请出京，谋解长围，天王允准。

”至于所商定的战略是什么，郭廷以仍然引用了“逸经”第二十期所录“干王洪仁玕亲笔供词”，说明郭廷以与简又文、郦纯持相同看法。(14)罗尔纲的论断则出语谨慎，他认为这一战略“固然不能说是李秀成的计策，更不能说是洪仁玕的主谋。洪仁玕自述的话并非事实”。综合简、郦、郭、罗四位先生的观点，他们都认定有这样一个“围魏救赵”性质的战略，而且早在战役前就制定了。

《供词一》

至于谁是主谋是个问题，除罗尔纲之外的三位先生都以为出此计者是洪仁玕，李秀成想不出这条妙计，他三次向洪仁玕问计，或者是“商定战略”，由洪仁玕提出。特别是三人都认为李秀成离浦口南下芜湖正是执行这一战略的第一步。李秀成是这一战略的积极响应者和执行者。罗尔纲先生的说法则回避了主谋问题，但他也不否认这一战略是在战役前李秀成离开浦口前就制定好了的，因为他认为李秀成在芜湖会集诸将开会布置的也是这个方案。

简、郭、郦三位先生认定有“围魏救赵”战略且认定是由洪仁玕制定的基本论据看来是《洪仁玕自述》。那么我们就先来分析洪仁玕的自述。洪仁玕被俘后所留下的口供、亲笔供等共7件，其中有4件提到了二破江南大营史事。在席宝田军营中的亲书供词（以下简称《供词一》）和在南昌府亲书供词（以下简称《供词二》）较详，而在南昌府之供词（以下简称《供词三》）和在江西巡抚衙门的口供（以下简称《供词四》），则较略。《供词一》称：

“（忠王）旋即由江浦回京，踵府三次求救当攻取之策。予见其求救心切，乃曰：本军师前在粤东时，知天京四面被围，乃不避艰险生死，直造天京，欲有以救之耳，岂贪禄位而来乎！今京都被围，只有江北一线之路运粮回京，何能与敌争长？为今之计，可潜师远出，攻击其背之虚处，彼处无余兵相救，必请围京之兵以救之，度其离京既远，即行撤攻潜回，约定英、忠王合解京围，此必有建瓴之势也。

忠王曰，果见殿下如算矣……忠王即回府具禀谢指教之恩。次晚又来禀求将浦口、江浦二处兵马撤去。予曰，若救此二路，兵去，则一线之路既断，江北之粮不能进京，其势必急迫，若请安省英王之兵去，又恐安省有急，若如弟高见撤兵，未审京内粮饷足支几久也？……忠王曰，吾必遵殿下长策，远击虚处，求兄宽心，求主勿虑，吾誓报吾主知遇之恩也。……伊又着人面谢……即行备办缨帽号衣，伪装敌兵模样，一路前行，不曾走漏。直至杭州城门……

参考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太平运动》，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迄2001年已经出版26册，其中第1—2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朱学勤等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