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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一）

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成为我党、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载入史册，影响深远。彭德怀于6月底收到庐山开会的通知。在此以前，他在上海会议上受过毛主席的批评，心中不快。

关于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的遭遇，可能很多人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封原本很普通的信，却引起了毛主席那么大的反应？

那么，彭老总的那封信到底写了什么呢？

其实，这已经不是秘密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中就有全文收录，主要分甲、乙两个部分，甲部分是肯定了大跃进取得的成绩，乙部分是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甲部分当然无可厚非，乙部分虽然提到了一些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彭老总第一次提出来的，在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提过了，包括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等中央的领导人，肯定也都知道这些问题，而且，这次庐山会议，其实就是要解决这些过“左”的问题的。

后来，彭老总在看过“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后，还不解地说：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如果真的当时的中央是反‘左’，那么我的《意见书》和在西北小组会上一开始就有的一些发言，也是反‘左’，那么我同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为什么还要把我的《意见书》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纲领来反对呢？”

可见，问题的重点并不是那封《意见书》，而是另有原因。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二）

对这个问题，刘少奇后来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作过解释。

这次“七千人大会”，也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纠正大跃进中过“左”的问题，所以，彭老总在庐山会议的事就被再次提了出来。

刘少奇说：“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刘少奇继续说：“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

说到这里的时候，坐在旁边的毛主席插话说：“是主要成员。”

刘少奇继续说：“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

这时候，毛主席又插话说：“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

刘少奇又继续说：“更重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消除，从长远来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然后，刘少奇还说了这样一段话：“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主席又插话说：‘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

最后，刘少奇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独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毛主席再次插话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刘少奇说的这些话，其实就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意见，通过毛主席的那几次插话，我们也能看出来这些话的重点在哪里。

主要有两点：一是彭德怀当年参加过高饶集团，甚至是这个反党集团的领袖人物，而且，一直到庐山会议，彭德怀都有一个反党集团；

第二，则是彭德怀有国际背景，“里通外国”，想要跟外国势力勾结，来颠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

所以，这两点才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的真正原因，那封“意见书”其实只是一个引子罢了。

彭老总看到这次会议的记录后，也终于恍然大悟，知道了自己为什么被批判。

不过，对于自己的这两个“罪名”，彭老总是不接受的，就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封长达8万多字的申诉书，详细解释了自己在这两件事上的经历。

比如对待高饶集团，彭老总也承认自己当年批判高饶集团时，表现得不是很好，说了一些错话，还跟着他们一起批评过刘少奇，但是，他绝对没有参与高饶集团，对高饶集团的反党行为也并不认可。

至于“里通外国”，彭老总也知道指的是什么，因为就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几个月，他刚刚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去东欧访问，还见到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怀疑他“里通外国”。

彭老总说，自己不懂外语，与外国领导人交谈时，都有翻译在场，可以找翻译作证，自己绝没有与外国人“串通”的行为。

然后，彭老总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再次申明：“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野心，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复辟活动，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

1961年9月，中央成立了专案审查委员会，由贺龙担任主任，开始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的问题。

可惜，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

1963年的一天，彭老总的侄女彭梅魁去看他，彭老总感慨地说：

“毛主席对中国历史、对马列主义最熟悉、最精通，过去离了他还真不行。我们吃亏就在于，后来也认为只有他才行，他说了就算数。这样的事也怨不得哪一个，是历史形成的。”

附：黄克诚的回忆

我记得主席讲话的内容主要是：

一、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呵！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因为有多数人的支持，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就是要硬起来。

二、说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有两条罪状：一是大炼钢铁，1070万吨是我下的决心；一条是搞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1070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乱子大了，自己负责。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各人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个责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错，付了代价，大家受了教育。

对群众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能泼冷水。对“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干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坚决纠正。今年3、4月间就把风压下去，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

三、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做工作总会有错误，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都拿来说，都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定垮台，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要被打倒。

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主席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表明主席已经把会上意见的争论，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

主席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当时党内外的确是意见很多，甚至很激烈。主席在讲话中就曾提到：江西党校的反应是一个集中表现。7月26日批发的《李云仲的意见书》，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党的错误。

李是搞计划工作的司局级干部，熟悉情况，信中列举了许多事实和数字材料，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这信是在6月上旬直接寄给主席的。

主席对这封信写了长达两三千字的批示。批示中肯定了他敢于直言，对计划工作的缺点，批评得很中肯；但又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几乎否定了一切。

这些在毛主席心里留下了阴影。由于党中央在这个时期一直和主席一致，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开了许多会议，不断纠正错误，情况有所好转；主席颇有信心，认为照这样做下去，不要很长时间就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庐山会议前半个月被称为神仙会，提了十几个问题来讨论研究，发言虽有分歧，却无重大交锋，气氛并不紧张。

但在表面的平静下，却隐藏着“左”、“右”之争。“左”的方面气势高，不愿听人谈问题严重，有人甚至在会上打断别人的发言。“右”的方面则想把缺点、错误谈够，要求对情况的严重性有充分认识，认为不如此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对会上不能畅所欲言，感到压抑。这种情况主席是知道的，但也认为是正常的。这时，讨论已近结束，《会议纪要》已在起草讨论，准备通过《议定记录》，会议就结束了。

就在此时，彭德怀写了他的意见书，于14日送给主席。他正是因为会议即将结束，而又感觉并未真正解决问题，自己的意见亦未能畅述而写的。

这封信对毛主席起了强刺激作用，免不掉又要亢奋失眠。主席自己在会上说，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在神经过度兴奋的状态下，仔细琢磨的结果，就把这封信和党内外各种尖锐的反对意见，都联系起来；把彭总当作了代表人物，而且是在中央政治局里的代表人物。认为他的矛头是指向中央政治局和主席的，于是认为路线斗争不可避免。7月23日的讲话宣告了会议的性质已经改变，会议将扩大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