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9年的十二月事变中,决死三纵队的3个总队,除1个中队和两个分队外,几乎全都被挟持叛变了。但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的疯狂所吓倒,他们处变不惊,壮志不移,奋起斗争。七总队三中队中队长、共产党员戴铮等便是这样,他带着队伍和敌人周旋,经过一番曲折斗争之后,终于胜利地回到了纵队。
戴铮
调令有诈不能执行
1939年10月前后,纵队军政干校三队队长、共产党员戴铮被调到决死三纵七总队三中队任中队长。当时三中队有100余人,机枪2挺,每小队有冲锋枪1支,步枪八九支。全中队只有戴铮和政治指导员南梦祯是共产党员,此外有牺盟会员20余人。
小队长中近半数是旧军人,个别恶习未改,偷吸鸦片和赌博。打骂战士的现象也不断发生。再加上几个月没有分发薪饷和鞋袜,部队士气不高。驻地周围又都是国民党军,常常派人来勾引不坚定分子开小差。由于缺医少药,伤寒病流行,全中队病号多达 30余人。.
戴铮到中队后,从思想、组织等方面进行了整顿,经过1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战士们情绪稳定了,打骂现象没有了,逃亡也停止了。三中队的面目有了明显的转变。
1939年11月底,纵队党组织根据中共晋豫地委决定,派部队到各县去保卫政权,三中队被派到了翼城县。
12月中旬的一天,戴铮突然收到总队长张济派人送来的一封亲启信,拆开一看,上写着:
“由你带领三中队星夜赶回阳城为要。”
但信中只有总队长一个人签名。戴铮不禁产生了怀疑,信为什么指定只给他一个人“亲启”,不提指导员?而且,信上为什么没有政治主任的签名?
按规定,命令如没有军政首长的共同字,可以不执行。戴铮研究后认为其中有诈,决定暂不回去,并把送信的人扣留起来。为了弄清情况,他一面派人去总队政治部打听,一面又派人给张济回信说:
戴中队长带上总队长给十五军副师长张大可的信要枪去了。
以此拖延回总队部的时间。戴铮亲自带了全副武装的8名小队长,到绛县境内找到了这位副师长,向其要了1支三把盒子1条九龙带和10条子弹。
坚决抗日绝不叛变
12月25日,已叛变的张济看到三中队的回信后,马上又派叛变的纵队司令部骑兵排黄排长,直接去三中队鼓动叛变。政治指导员南梦祯得知情况后,果断的将其扣押,并立即把队伍带到敌占区边缘的下柏寨子一带,以防备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并立即派人通知去绛县的戴铮返回。
戴铮在归途中,碰到了由指导员南梦祯派来的人,立即星夜赶回中队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在会上,他一再说明张济带七总队叛变,不会有好下场。我们是为国为民的抗日队伍,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才活着。
同时,戴铮批判了一些思想动摇、立场不坚定的人。到会的牺盟会员都坚决表示要抗日到底,决不向阎顽军投降,经过一番工作,就连几天来一直沉闷不语的3个老的小队长也开口说:“中队长的主意对!中队长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李丙辰晚年
12月28日,翼城县牺盟抗日县长李丙辰也来到了下柏寨子,共同分析了决三纵队发生叛变后的情况和形势,决定中队全体士兵换穿便衣,分散到敌占区的4个村庄去进行游击活动,待进一步了解情况和设法与领导联系上之后,再作下一步的安排。为便于隐蔽,戴铮化名为武振华。
张济得知三中队已转移到敌占区活动,便派1个营的兵力追击,并暗中策动三中队的小队长郭振山组织叛变。郭的活动刚一开始,就被牺盟会员何文义发现,并报告了中队部。经过教育郭振山痛哭流涕地承认了他暗中同叛军联系的错误,决心悬崖勒马,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并说出了叛军计划包围中队部的时间。获得这一情报后,戴诤立即组织部队转移,果然中队撤出驻地不到半小时,叛军就包围了村子。
刚离虎口又入狼窝
三中队迅速从公路东转移到路西五区的南宫庄,不巧被日军发觉,后又转移到感军村。由于部队身着便衣不能得到群众信任,戴铮决定自己亲自带领7个人(每班抽1人)出去寻找抗日政府,并指定张分队长和杨工作员负责带队在感军村等候。
第二天下午,戴铮等8人越过公路封锁线,刚到到翼城四区的西下坪村,就接到张分队长和杨工作员派战士蒋有成送来的信,得知在他离开中队的当天晚上,队伍就被韩菁霖的人马包围了。韩的队伍大多数是从国民党十五军跑出来的,是一股100余人打着抗日旗号的土匪。
韩派人到三中队妄称:“必须答应和他的队伍一同抗日,才能在这一带活动,也才能解决军馆吃粮问题。”并保证不动三中队一人一马、一枪一弹。
张分队长和杨工作员将计就计把队伍带到另一个村。韩菁霖着人杀猪宰鸡,款待三中队,并要张分队长马上派人送他的名片给戴铮,要其速回,共谋大事。
戴铮为了保存这支队伍,就顺水推舟给韩写了一封同意“共谋大事”的回信,同时告诉张分队长和杨工作员:“要保住人和枪,暂听韩的指挥,待和李县长面商后即回中队。”
戴铮找到翼城县牺盟抗日县长李丙辰,得知附近各县、区的政府都被叛军搞垮了,机关人员不是被杀,就是被捕,其余的人都转入地下活动。李丙辰主张由他带队伍先打入土匪中去,待机再把队伍带到太岳区。
当晚,戴铮就到韩菁霖的老窝孤居村同韩见了面,并让跟随他的7位战士,除何文义作警卫外,其余的人都同到小队,要他们告诉中队的同志们,按同李县长商定的方针办。并说明。中队长暂不同中队的用意是麻痹韩。要取得韩的信任。
1940年3月间,韩部把山西新军212旅1个小队缴了械,戴铮设法暗中相救,经过工作,韩把男同志放了,把两名女同志留到总队。三四月间,在两次同日伪军的遭遇战中,戴铮彻底赢得韩菁霖的信任,回到了原三中队去。
胜利回归太岳区
戴铮回到三中队不久,韩菁霖被附近塔儿山以倪国华为首的土匪勾结翼城县日军偷袭,丢了老窝孤居村,除戴铮领导的三中队,其它部队都被打散了,最后带着20多人投靠了临汾城的日军。
此事引起了韩菁霖部分官兵的不满。戴铮趁此时机,趁一次韩菁霖外出未归的机会,以找总队长为由,带上属韩菁霖的特务中队和三中队,连夜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翼城县的马村。
恰好,此时地下党组织也派翼城公安局长陈大造(开国大校陈新化名)和戴铮同志联系,后又和牺盟中心区的李曲、翼城牺盟特派员李用生共同商议,决定由三中队带一部分地方工作同志回太岳区。
当戴铮带队伍转移到郑壁村时,特务中队代理队长邱怀友突然变了脸,在寨门上提着钥匙对戴铮说:“对不起,我们要去找韩总队长了。”他一手端着机枪大喊:“谁上前来,就打死谁!"
在这十分紧急的情况下,铮同志镇静自若、不不忙地说:"你吓唬谁?难道我是吓唬长大的!"说完就立即下令:“三中队,上刺刀、装子弹,包围寨门!”三中队战士立即像闪电一样,各就各位,摆开战斗阵势。
特务中队一个小队长见势不妙,出来调解说:“都是自家弟兄,何苦失掉和气呢。他不愿跟您,就各走各的好了。"
戴铮说:“谁强迫谁来,为什么要要这样的手段!"
那个小队长又说:“我们也没什么,就是嫌您不发饷。”
戴铮说:“怎么不发饷,现在钱很少,准备等特务中队李中队长催款回来一齐发。”
邱怀友一听马上提出:“把钱分了,各千各的。”
戴铮说:“钱好办,都给你也行,可不应该用这种办法!”
邱急问:“有多少钱?"
戴铮说:“现有7000元。”
邱立即提出:“给我3000元。”
戴铮马上叫工作员杨凯给了他3000元,又问邱:“还有什么?”
邱小声地说:“没有什么了。”便把于寨门的钥匙丢给了戴铮。
戴铮开了寨门,带着队伍刚出寨门不远,就听到后面有人喊“韩总队长来了。”
戴铮立即带着三中队占领一个高地,迎接韩菁霖的到来,可韩菁霖怕丢了老本,最终没有追击。
之后,戴铮带领三中队120余名战士,在襄陵地方党和政府的帮助下,经临汾、浮山等县境,终于在1940年5月8日,同翼城县的一批地方干部,新军212旅的两位女同志,携带3挺机枪、100支长、短枪和骡马10余匹,安全地进入了太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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