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这个时代的荒唐，不在于有人干了坏事，而在于干了坏事的人，能理直气壮地讲出“我才是受害者”的逻辑，还能得到系统的温柔以待。

而真正受苦的人，却常常需要小心翼翼地证明自己不是“情绪化”“激进行为人”。

胖胖总以为文明是用来惩恶扬善的，结果发现它更擅长调和矛盾、洗净责任，让所有的不义都显得“合理合法”。

有些规则不是失效了，而是运行得太精准。精准到它能准确判断谁该闭嘴，谁可以撒泼；谁的伤需要被鉴定，谁的委屈只能自咽。于是正当成了代价，防卫变成了过错。而真正“共情”的，永远不是那个辛苦劳作、守着底线的人，而是那个最会表演痛苦的人。

底层人的尊严，在程序和逻辑面前，反而成了最廉价的消耗品。

最近胖胖刷到蓬勃新闻报道了这么一则荒唐事，拉出来跟大家聊聊：

6月1日，广西一男子王某，清晨时分溜进果园偷摘梨子。果农李大爷发现后大声喝止，王某见状拔腿就跑。

结果跑得太急，一个踉跄被树枝绊倒，摔得不轻，正好撞上了地上的锄头，锄头砸伤了他的腿。

王某事后不但没有知错，反而倒打一耙，找到果农李大爷，提出自己受伤是因为“果园里放着锄头”，然后你猜怎么着？

王某索赔20万，说是锄头害他摔伤，要李大爷负责！

法院的判决结果更离谱：

虽然王某确实是在偷东西，但“受伤是因为逃跑过程中绊倒”、“锄头加重了伤势”，于是法院判李大爷承担50%的治疗费用，赔偿王某35000元。

你没看错，李大爷有责任，是35000元！

也就是说，果农守自己的地，被人偷东西，阻止了一下，结果还要赔钱？

这判决要多拧巴有多拧巴，关键是它还合法、还判下来了！

说到底，这起案件的核心荒唐，并不只是那三万五千块钱，而是整个“谁是受害者”的定义被偷偷换了。

王某是个偷梨贼，这是事实，不争。

李大爷是个果农，在自己地里守着自己家产，被偷了喊了一嗓子，没动手，没追人，更没设陷阱，结果最后还被定义成“责任方”？

而王某，明明是违法在先、逃跑中摔伤，居然摇身一变成了“部分受害者”？

你说这像不像，有人在扶梯上摔了，然后去找扶梯制造商索赔，说“你扶梯设计得不够安全”？

或者，有人晚上偷摸进别人家厨房偷米，跑时撞墙上了，结果屋主被判“墙面硬度过高造成次生伤害”？

不只是荒唐，还是颠倒黑白。

法院的判决里有两个关键词值得玩味：

“逃跑属自主行为”，但“锄头加重伤势”，于是“双方都有责任”。

听着是不是特别像那种办公室推诿里经典的“大家都有责任”？

但问题来了，果农李大爷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锄头没装弹簧没设机关，就放在地上，锄头怎么就成了“危险物”？那是不是以后每家菜地工具都得贴个警告：偷盗人员勿近？

如果这叫“责任”，那责任的边界还能剩下什么？

而那句“逃跑是自主行为”，更是讽刺到极致。

逃跑当然是自主的，可那是犯罪现场的“逃逸”啊！不是健身散步摔了，是违法之后在逃跑。

竟然用“逃跑的自主性”来淡化责任，还能反手要钱？这是法院还是剧场？

你仔细琢磨一下，这事要是发生在有门路、有关系、有平台背景的人身上，可能走不到法院那一步，就已经被“调解”掉了，甚至直接吓退了。

可李大爷是谁？

一个果农，一个看天吃饭的底层劳动者。

对这样的人来说，锄头不仅是工具，是劳动的依靠，更是他作为守护者最后的一点体面。

可现在，他连这体面都没了。

不是他做错了什么，而是他“没做什么”——他没有关系、没有话语权、没有法律资源，所以，他是“方便归责”的那一方。

而王某呢？

他确实犯错，但他掌握了一项“新时代通用的讹人技能”：会哭、会演、会用法律语言讲述“我的痛”。

于是法律系统温柔以待，小心翼翼地权衡、调解、分担，好像怕稍微说重了会“伤害他的权利感”。

王某并不新鲜，历史上从来不缺偷鸡摸狗的人。

真正让人寒心的是，这种行为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戒，反而在叙事上取得了胜利。

他不只是“索赔成功”，他还获得了一个“部分受害者”的身份，进而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主张、博取。

而李大爷，则被安抚、被说教、被引导“化解矛盾”，还被赔上了钱和尊严。

你能说这个系统是“坏”吗？不好说。

但它能精准识别矛盾，却不去追责动因；它调解伤害后果，却回避价值判断。

而这套“依法”的逻辑，一旦不再服务于惩恶扬善，只是冷冰冰地“中立”，它就会成为作恶者的外衣、受害者的刀锋。

不是法治错了，而是我们对“正义”的期待，被逐渐消解了。

一个文明社会，不是要永远平衡“双方观点”，而是要在明显的是非前，坚定地站在那一边。

这个世界需要温柔，但不该对偷盗者温柔到麻木。

文明不是要“替每个人都找到一个解释”，而是要让伤害不再被奖励，让恶行不能翻盘。

不然，再努力、再守法、再讲理的人都会开始怀疑，都会无处说理，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