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三日，燕王发出进攻南京的号令。燕王在进攻之前，还给南京城里的弟弟妹妹们写了一封信。事情虽然做得心机满满，但话说得依然冠冕堂皇。他说，自己不图其他，只为锄奸，恢复祖制。三年前举兵时，他是这么说的；三年后大业将成，他还是这么说。一个谎言重复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的。而此时，南京城里的建文朝廷即将分崩离析。相较于朱允炆，朱棣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即使失败，即使穷途末路，他也认为那只是暂时的，是可以逆转的。朱允炆则不然，朱允炆更像是个悲观主义者，即使胜利，即使眼前歌舞升平，他也认为那只是暂时的，是可以大厦将倾的。

那一天，谷王朱橞、曹国公李景隆在金川门城楼上巡视，远远望见燕王朱棣的麾盖。他们未作丝毫犹豫，就命人立即打开金川门，迎接燕军入城。

又是李景隆。李景隆在靖难之役中的表现极其不体面。此人首鼠两端，可以说是葬送建文天下的祸首。李景隆率五十万大军北伐，不仅未能攻下北平，他由德州逃亡济南时，又将粮储完好无损地留给燕军。他为将，对有勇有谋真心伐燕的将领百般排斥。李景隆兵败还朝，仍然得到建文帝的信任。他“忌（盛）庸等功，谗间之”，最后就连推荐他的黄子澄，也力请杀掉他。当燕军逼近南京时，方孝孺当廷抓住李景隆，要建文帝杀掉他。方孝孺一针见血道：“坏陛下者，此贼也。”十八人群起而殴之，差点将他当场打死。尽管如此，建文帝还是将最后的信任赋予了他，同时也让自己最后的一线生机破灭。没多久，朱棣攻进南京，当上了皇帝，李景隆成为“公爵加禄受赏者一人”，得了封号“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这还不够，又被封“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子太师曹国公，加食禄一千石，子孙世袭”。

如此大加封赏的理由是“默相事机”。《明太祖实录》记载：“曹国公李景隆，兵部尚书茹瑺，都督王佐、陈瑄有默相事机功，增景隆禄一千石。”何谓“默相事机”之功？联系李景隆在靖难之役中的种种表现，以及谜一般的操作，“默相事机”四个字，似乎别有深意。在李景隆之后，“都督佥事封公受赏者二人”，即朱能和丘福。要知道，张玉死后，朱能是燕王朱棣手下的第一勇士。他尚且比不了李景隆，更不用说其他“靖难功臣”。李景隆是个降将，却位列班首，难免会让朱棣的旧部、靖难功臣大为不满。朱棣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将恩宠加于李景隆。

燕军进入金川门时，遇到魏国公徐辉祖率军抵抗，不久就被打败。李景隆刚打开城门，徐辉祖就赶来堵漏。两个人都算是皇亲国戚，靖难之役时，徐辉祖作为南军主将，于白沟河之战中掩护李景隆撤退，全师而还；又在齐眉山大胜燕军。如今，在南京城破的最后时刻，李景隆和徐辉祖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自朱棣进入南京，徐辉祖就将自己关在祠堂，不见任何人，整日对着徐达的灵位痛哭。朱棣下令缉拿和审讯徐辉祖，徐辉祖一言不发，拿起笔在纸上写着“家父乃开国功勋”“吾家有高皇帝颁发的免死券”等字样，朱棣气得直跺脚，但也不敢破坏父亲定下的“祖制”。尽管如此，朱棣还是将其削爵并禁锢于家中。永乐五年（1407年），徐辉祖病逝于家中，另一种说法是被赐自尽。两百年后，到了万历年间，明神宗下令为建文忠臣平反，在南京城里建庙祭祀建文朝殉难的忠烈之臣，徐辉祖位列忠臣之首。

南京城破，燕王大军如潮水一般涌入城内，逐一接收京城内的官府衙门。燕王骑马入城时遇刺，不过刺客的表现太过业余，被燕王身边的侍卫当场拿下。刺客并不是一员武将，而是建文朝的监察御史，名唤连楹。

连楹是潞州襄垣（今山西襄垣）人，国子监监生出身，洪武时曾任赞善。朱元璋生前颇为赏识他，多次赞美他刚正的品格。一个儒生能够得到朱元璋的欣赏，并且还能有太平官做，真的不容易。建文时期，连楹并没有得到重用。尽管如此，他还是愿意做一个忠臣。这天，他巡视京城，当他经过金川门时，听见人们在议论曹国公李景隆。说他辜负建文帝对他的洪恩厚爱，不仅葬送了朝廷北伐的五十万大军，今日居然打开金川门，将燕军放了进来。连楹听到这里，一种无法言说的怒火从他的心头油然而生。他找了把匕首藏在身上，假装投降燕王。他靠近燕王时，突然拔出匕首刺向燕王。估计燕王朱棣也没想到，自己刚进南京城就遇上不怕死的刺客，并且还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朱棣恼羞成怒，下令将连楹乱刀砍死。

从这一刻开始，朱棣对待那些反对者，不用再谨慎。从举兵以来，他一路杀伐，一路解释，他试图用那块“靖乱”的幌子遮掩恩仇与野心。《国榷》等史书上说，连楹“被杀，尸直立不仆”。人被杀了，尸体还直立不倒，甚至身上还冒出一缕缕白烟。当然，这样的文学笔法已经超越了现实，它更像是历史的隐喻。从这一刻开始，南京城里刚直不屈的文人又何止连楹一人。

金川门遇刺，给了朱棣一个下马威。他稳住情绪，下令让燕军将领迅速控制南京城的局势。这时候，他急于找到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的同母兄弟周王，另一个人就是建文帝朱允炆。为了保护周王和齐王，燕王派出两支千余骑的精锐护卫。他担心城破之时建文帝会大开杀戒。周王见到燕王派来的士兵时，惊喜地喊道：“我不死矣！”殊不知，建文帝若真要他的命，他不知死过多少回了。周王见到燕王，两人抱头痛哭，旁边的人也陪着他们“怆然下泪”。

兄弟二人数年不见，周王激动地说：“奸恶屠戮我兄弟，赖大兄救我，今日相见，真再生也。”燕王的回答，显示了兄弟俩境界上的不同：“此非我之力，乃皇父皇母在天之灵保佑。”一个造反者的尴尬就这样被巧妙地化解。

燕王领着他们登上金川门城楼，听着城内逐渐沸腾起来的杀伐声，怀着满腔的思绪，眺望着南京街头。玉碎宫倾的景象，让他们每个人都百感交集。东南方向，大明皇宫的红色墙壁和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忽然间，他们看见皇宫方向升起一股黑烟，很快冒出红色的火光，就在燕王的注目之下，整个皇宫被大火吞没。于是，在建文朝廷行将落幕的最后几个时辰里，最令人震惊的事实，不再是燕王入城，而是宫殿里起的那场大火。

燕王进入金川门后，派兵迅速占领明皇宫和南京城的要害之处。燕王的军队破了金川门，向皇宫弥漫而来。当时建文帝身处前殿，一支燕军攻至后宫，强迎吕太后到燕军大营。吕太后是懿文太子朱标侧妃，建文帝的生母。洪武十一年（1378年），太子妃常氏在生朱标的第四子朱允熥时难产而死，朱标因与常氏感情深厚便无续娶之意，索性将温柔乖顺的吕氏扶了正。朱允炆继位，即建文帝。吕氏也因此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一位皇太后。

朱棣见吕太后来到军中，赶紧上前行礼。吕太后伸手拦住，说道：“我是燕军劫持来的，不是禁军护卫来的，四殿下行的哪门子的礼？”

朱棣忙道：“皇嫂被惊吓，臣弟之罪。”

“我不再是皇太后，四殿下许我做回懿文太子妃，便是万幸，四殿下也不再是四弟。”吕太后指责了朱棣的不义之举，但朱棣坚持说起兵只为自保，非为造反。从北平到南京，起兵的理由从未动摇。

几天之后，吕太后不得不听从朱棣的命令，以太后之名颁下懿旨，为朱棣的造反之举蒙上一层遮羞布。但朱允炆的一众兄弟，并没有因此被善待，他们要么被圈禁失去人身自由，要么被贬为庶民，吕太后的身边只剩下了小儿子朱允熙。但很快，吕太后连同幼子都被朱棣赶到了懿文太子陵，为丈夫朱标守灵。永乐四年（1406年），吕太后居住的宫殿突然走水，最小的儿子朱允熙死在了这场大火中。自此，历史中就再也没有了关于吕太后的只言片语。有人说她同儿子一起葬身火海，有人说她逃离了皇权的旋涡。不管哪一种结局，对丧夫又丧子的吕太后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意义可言。

就在叔嫂二人将不欢而散之时，忽有军士来报，宫中火起。朱棣陪吕太后出营观望，皇宫火势甚猛，火苗蹿起数丈高，映红了半边天。

一个失败者的最后心路历程，总是让人感到好奇。建文帝那天听到燕军破城的消息，沉默片刻，嘴里念念有词：“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他对围在自己身边的后妃宫女说：“燕贼凶残，他们已经入城了，你们还是各自想办法吧！”这是不是建文帝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有待考证。看着四散而逃的宫人，他下令放火焚烧后宫。宫殿里四处腾起的火光，映红了建文帝震惊的表情。我相信，这样的场面是他从未目睹过的景象，繁华且精巧的宫殿，正在大火中战栗和挣扎。空气在晃动，大火灼伤了空气，使它产生了梦幻般的抽搐。

燕王朱棣以胜利者的姿态从金川门进入了南京城。只做了四年皇帝的朱允炆留下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从此消失于时间深处。与朱棣想象的完全不同，年轻的朱允炆在故事结束的地方为自己预备了一把火。他因此逃过了刀剑之戮。朱棣踏进宫殿的时候，大火已经熄灭了，唯有残留的少许火苗在不易察觉的角落艰难地闪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煳的味道。那些在大火中消失的器物、锦缎、纸张、香料，甚至肉体，已化作青烟，依然停留在原先的位置上。时值夏季，南京城的天气异常闷热，被焚毁的皇宫，更让人感到窒息。

据朱棣事后描述，他见到了朱允炆的尸体。在他的反复描述中，人们试图还原现场的惨状。士兵们搬开几根木梁，一具蜷曲的尸体曝露在他们面前。经过焚烧的尸体与宫殿金砖的接触面已被烧成焦煳状，紧紧地贴在地面上。当然，尸体上还有龙袍的残片。这具面目全非的尸体，看上去更像一具女尸。不过，朱棣当即指定尸体就是建文帝。他长叹一口气，语气沉痛道：“小子无子，果然如此糊涂耶？我来此为了辅佐你向善，你怎么做出这样愚蠢的选择。”

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就这样谢幕，以一种未能预料的悲剧性结局告终。而几百年来，人们围绕着建文帝的生死争论不休。争论的结果，无非是建文帝焚亡，还是逃亡。在16世纪以后关于这个题材的小说演义中，建文帝和他的殉难随从逐渐变成了悲剧式的英雄人物。同情者，都希望能给建文帝留下一个相对温暖的结局。总之，建文帝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方式，完成了一次真正的逃亡，从此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永乐年间修《实录》，官方的统一口径称，南京城破前，大明宫燃起一场大火，建文帝葬身火海。燕王找到他的尸体并给以厚葬。这种毫无实证的官方话语，实在难以说服人心。后经多方考证，可以确认当时并未发现建文帝尸体，由此，一般认为官方史料属于捏造。不过，若是自焚而死，尸体被烧光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并不排除自焚一说。官方史书采用“自焚说”，是燕王要顺利继承皇位，必须确认前任皇帝已死。身为篡位者，昭告天下前任皇帝已死，这应该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只有谎称遗体已经被找到，才能按照礼法举行葬仪并继承皇位。不过，燕王“用天子礼”安葬了建文帝，南京城里却找不到坟墓。诚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言：“金陵故老，无能指建文帝葬处。”可见当时葬礼虽用天子礼，但封冢不大，陵墓并不显眼。史牒不记，太常寺不按时祭扫，坟迹很快就湮灭于大地之上。

清朝乾隆年间所修《明史》（卷四《建文纪》）在写到朱允炆焚身而死时，也多语焉不详：“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也就是说，大火过后发现的是皇后的尸体，而不是建文帝的尸体。这样的结果给人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尤其后面加上去的一句“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整个明代，有关建文帝逃出京城后在民间社会、化外之境时隐时现的传说层出不穷。与建文帝同时消失的，还有皇太子文奎。建文帝有两个儿子，长子文奎，建文元年（1399年）立为皇太子；次子文圭，被燕王朱棣幽禁于广安宫。据《明史》记载：“燕师入，（太子）七岁矣，莫知所终。”既然七岁的太子可以逃出南京城，建文帝也可以逃亡。朱允炆还活着的证据还有一个，那就是传国玉玺的消失。南京城破之后，朱棣除了寻找朱允炆的下落，同时还要找到那枚象征着皇家权柄的传国玉玺。玉玺上刻有“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十六个字。朱棣曾在他的父皇以及建文帝颁发的诏书中见过。朱棣急于握住权柄，急于将玉玺攥在手中，就像对王朝命脉的把握。但是把宫殿翻遍了，也没见到玉玺的影子。这让朱棣不得不相信一个事实，那就是朱允炆带着那方玉玺跑了。一个带着玉玺跑了的皇帝，只有一种可能，有一天他会卷土重来。

《明神宗实录》记载，明万历二年（1574年）十月十七日，明神宗朱翊钧曾和大学士们谈起建文朝遗事，道出心底的困惑：“传闻建文帝逃亡，不知真伪。”内阁首辅张居正回答说，国朝历史没有记载此事，听先朝故老相传，说靖难之师进入南京城时，建文帝按照老皇帝的部署，即削发披缁衣从水关御沟走出。正统年间，在云南驿所墙壁上，有僧人题诗“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等句。御史召见询问，老僧坐地不跪，只说想归骨故园，查验后，有说即是建文帝。在这里，张居正的回答完全按照野史记载支持出逃说。他不仅用前朝遗老的说法，还将民间的传言说得绘声绘色。

另外，《明史》姚广孝的传记中也有建文帝出逃的线索。永乐十六年（1418年），姚广孝生命垂危之际，他请求已成为永乐皇帝的朱棣释放一个法名“溥洽”的和尚。溥洽曾任建文帝的主录僧（顾问僧），因为有帮助建文帝出逃的嫌疑而被监禁。朱棣同意了姚广孝的请求，很快就释放了溥洽。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朱棣并不相信建文帝真的自焚而死了。朱允炆的存在成了朱棣内心最深的隐痛。朱棣这位无所不能的强人，什么都能办到，唯独捕捉不到那个消失的影子。他坐在御座上，心神不宁，朱允炆一日不见，朱棣政权就一日不合法。很多年后，一个名叫郑和的太监率船队驶向苍茫的海洋，先后六次的伟大航行日后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成为明朝强盛昌隆的佐证。有史家说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而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那些显示大国尊严和仁德的赐品，成为朱棣为寻找朱允炆在海外的踪迹而支付的一笔昂贵的成本。

永乐五年（1407年），朱棣派遣户科给事中胡濙去全国各地寻找仙人张邋遢（张三丰），名为寻找张三丰，实则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胡濙在外奔波十年，足迹遍布天下州郡乡城邑。其间，他因母丧想回乡守制都没有得到应允，朱棣只是给他加官为礼部左侍郎，命他继续完成这一秘密使命。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胡濙回到京师。从《明史·胡濙传》中可见有关此事的记录：“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孟森《建文逊国考》说：“果如横云所言，成祖命中使出其尸于火，已验明的系建文，始以礼葬，则何必疑于人言，分遣胡濙、郑和辈，海内海外，遍行大索，大索至二十余年之久？”这样的诘问，直指朱棣的内心深处：公开宣称建文帝焚亡是为了合法即位，派人暗中侦查是因为他并不相信建文帝已经死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孟森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讲明史曾提到过，故宫曾经发现一套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重修的《明史本纪》刻本，其中《建文纪》的末尾有这样的话：“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月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也就是说，“自焚说”早已在四库定本中被纠正过来，只是四库本很少有人读到。即使读到，也不会注意到两个版本的不同，才会疑误至今，以为官修明史真的将建文帝写为自焚而亡。

关于建文帝到底是生还是死的问题，官修《明史》尚且暧昧不清，更不要说那些林林总总的明人笔记。信则有，不信则无。野史多采用“出逃说”，源于民间对建文帝的同情，民间的绝对支持，使得“出逃说”更加深入人心。比如野史有记，南京陷落时，建文帝化装成一名游方和尚，随同一部分亲信离开南京，然后辗转各地，隐姓埋名活了下来。还有文本记载，燕王大军压境，建文帝企图自杀，被身边亲信制止，劝说他逃走。当时，有一个亲信说，太祖临终之际曾留下一个密匣，说危难之际打开它。众人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度牒（僧人的身份证）、袈裟、草鞋、僧帽和一些盘缠。于是建文帝剃发换装，由神乐观道士引路，在数名随从的保护下离开了南京城，因此才有了燕王下令用皇后的遗体代替建文帝举行葬礼的说法。正统五年（1440年），在广西地区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和尚冒充建文帝，但由于年龄不符，露出马脚，被捕后死于狱中。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建文帝出逃的传言在民间流传之广。

到明朝末年，朝野上下普遍认可建文帝“出逃说”，明初以来的官方见解逐渐退出主流说法。而有关建文疑案的真相也更加扑朔迷离，甚至连官方和民间说法的界限也消失了。明末钱谦益的《有学集》有一篇《建文年谱序》，其中说到他在史局工作三十余年梳理史料，唯独对建文帝生死之事搞不清楚，每念及于此，常会潸然泪下。他这个皇家密档的管理员都搞不清楚的事，其他人更搞不清楚了。《实录》无证，传闻各异，伪史杂出，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不过，钱谦益认为赵士喆所编《建文年谱》，荟萃各家记录，努力发掘真相，让他还未读完，就已“泪流臆而涕渍纸”。比照留存于世的各种记录，钱谦益相信建文帝真的逃出了京城。

中国历史上，史料的搜集、整理由官方史料和民间史料的双重史料系统提供素材。政权更迭的乱局过后，官方史料更不可靠。与其说野史采纳了官方史料的东西，不如说民间史料担负着更多的消息来源。在16世纪以后关于这个题材的小说演义中，建文帝和他的殉难的随从人士都逐渐变成了悲剧式的英雄人物。

在民间的戏台上——

南京城破之时，朱允炆欲投火而死。翰林院编修程济将其拦腰抱住，并提醒他：“与其死掉，不如出逃。昔先帝留下一个铁箧，说有难时开启。”随后，朱允炆命人从奉先殿的大梁上取下铁箧，铁箧上了两道锁，并无锁孔。程济砸开铁箧，露出一把剃刀，三张度牒。朱允炆打开度牒，上书三个法名：应文、应能、应贤。为了烘托戏剧氛围，在急促的锣鼓声中，皇后身披龙袍蹈火而死。舞台分作两端，一端程济为朱允炆剃发；另一端皇后在火中舞蹈，发出痛苦的戏腔。朱允炆目睹皇后死去，心如刀绞。程济取出三件袈裟，让朱允炆和他身边的杨应能、监察御史叶希贤披在身上，化名应文、应能和应贤。这时，有人来报，燕军已突破金川门，向皇宫杀来。与此同时，程济打开铁箧最后一件藏品，展开一看，居然是先帝亲手绘制的逃亡地图。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朱允炆活着是戏，死了也是戏。到清朝初年，编纂《明史》之际，涉及建文帝本纪的编写，建文疑案再次成为话题。最终由负责《明史》的王鸿绪拍板采用“自焚说”，虽然不再争执，但并没发现新的证据支持“自焚说”。官方立场否定建文出逃，与清初“朱三太子案”有很大关系。清朝初年，屡次发生假冒大明皇室后裔朱三太子之名的谋反事件。此时，支持建文帝“出逃说”，容易让人联想到明朝皇室后裔的出逃，很可能成为对朱三太子的一种支持。

无论如何，在南京城最为混乱的时刻，建文帝行踪无觅，最后也没有发现他的遗体，这一事实注定要纠缠朱棣的一生，他将始终无法摆脱对建文帝出逃的疑惑。在无数个夜晚，朱棣从睡梦中惊醒，建文帝的影子异常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选自《靖难之役：明朝初年的改革、削藩、政争与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