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

《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

杨庆祥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01

青年写作的“历史觉醒”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陶渊明和杜甫的经典化提供了这种由偶然而必然的典型案例。好在时代的加速已经不需要如此漫长的等待，据我的观察，在这一代的青年写作中，召唤结构已经颇具规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以为这一代的青年写作经历了一个由“自动写作”到“自觉写作”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历史意识和现实意识的双重觉醒。自动写作主要基于一种情感或者情绪表达的需要，从风格上看带有强烈的“文艺腔”，这一点在70后和80后早期的一些作家作品里面表现得非常突出，比如安妮宝贝的绝大部分作品，张悦然的早期小说以及韩寒和郭敬明的全部作品（包括他们后来的影视作品）。这一“文艺腔式”的写作有其最初的可贵，情感的“真”是其主要的美学伦理。但是这一情感的“真”不但难以持久，而且很快就在商业的诱导下变得模式化和浅薄化。所以“自动写作”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被商业诱导的“自动写作”变成了一种“投机主义”的写作。这一写作的集大成者为韩寒和郭敬明，他们一直在这个层次里打转，所以最终只能成为一个速朽的通俗作家。与此相反，有抱负的青年作家普遍追求一种“自觉的写作”，这一转变至关重要，我将之称之为“历史的觉醒”，同时也是一种写作的成人礼。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李修文在停笔十年后复出的《山河袈裟》和《致江东父老》等作品，因其厚重的历史视野完全超越了前期如《滴泪痣》那样“浓艳”的书写方式，简直就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徐则臣的《北上》和葛亮的《北鸢》用长时段的历史叙述构建国人的现代性追求；鲁敏的《六人晚餐》和张悦然的《茧》，将笔触伸向了父辈的爱与罪；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孙频的《光辉岁月》、周嘉宁的《了不起的夏天》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段或者事件的书写建构了新的想象；梁鸿的非虚构则聚焦于农村转型的困境；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路内，在2020年1月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雾行者》中，他将写作的所叙时间锁定在了1998至2008年这十年，用路内的话来说，他要处理的是“人口流动”这一独属于上世纪90年代的特殊历史现象……这些写作都带有强烈的历史意识。

需要注意的是，历史意识并非历史题材，这几年网络文学尤其盛行历史题材的写作，其中很多作品以静止的态度消费历史事件和人物，往往止步于故事传奇的层面，即使有时候故作深刻地采用“现代人穿越回古代”之类的叙事策略，也无法改变其心智低幼和历史虚无的本质。缺乏历史意识的历史题材作品大行其道是我们这个时代审美的弊病，好在真正有历史意识的作品也从来没有缺席，而且注定会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历史意识指的是“历史”与“当下”的双重甚至多重辩证，没有“当下”的“历史”是历史僵尸，而没有“历史”的“当下”是当下巨婴。这一代青年作家的历史觉醒正是他们摆脱“僵尸”和“巨婴”的过程，同时，几乎也是一种现实意识的觉醒。“历史能够被经常和重新解说，并不意味着那些被称为历史的东西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人类智慧实现了自足。这句话隐含的意义是，解释历史是为了解释现实与未来。”

这些青年写作将历史的原点紧紧地铆在了上世纪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构成了认知的装置，在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全球化、私有制、消费主义和个人欲望之间展开书写，在此谱系上，我们才可以理解最近引起讨论的“东北书写”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如双雪涛、班宇、郑执等的写作。同时，石一枫、王十月、哲贵、房伟、蔡东、刘汀、王威廉、文珍、南飞雁、崔曼莉、浦歌、郑小驴、朱文颖、谢络绎、李清源、马拉等人的“现实书写”，也是经过历史慎重透视过的当下现实的新活体。即使在以类型化著称的科幻或悬疑作家那里，比如在陈楸帆、蔡骏、江南、宝树、飞氘、夏笳、阿缺、刘洋、王诺诺、王侃瑜、双翅目、汪彦中等人的作品中，历史意识的觉醒也为“类型”提供了丰厚的人文支持。

第二，内在的“现代性”书写。中国现代文学以“现代”区别于古典文学，现代是其根本的属性。除了语言、形式上的现代外，题材和景观的选取也确然有别。古典文学最重要的题材是以农耕为主的田园乡土，而现代文学则将目光转向了以工业和消费为主的城市。城市书写构成了现代文学“现代性”书写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早期的现代性往往是以“震惊”的方式进入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想到茅盾《子夜》里吴老太爷进上海的那一段经典书写，那基本上隐喻了中国人遭遇现代性的初始体验。对于从鲁迅到莫言这几代作家来说，这种“震惊感”一直是盘旋不去的情感结构。

与前几代作家生活在一种由乡土向城市剧烈转变的语境不同，这一代青年作家与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构的——在现实层面，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加速完成，在想象的层面，即使是一部分出生于乡村的青年作家，也通过现代媒介提前获得了一种城市经验，尤其是电视、电影、录像等影像媒介在上世纪90年代的普及。这导致了对城市不同的体验方式，如果说前几代作家因为“震惊”或者“炸裂”的体验而更着力于书写城市庞大的景观和异化的主题，那么，这一代青年作家已经平静地接受了这些，并将其视作为城市天然的一部分。在有乡土生活经验的作家那里，比如金仁顺、乔叶、李凤群、东紫、甫跃辉、马金莲、陈崇正、周瑄璞等，城与乡不再是对抗的存在，而是找到了一种对话和平衡。

对于没有乡土生活经验的作家，比如笛安、黄昱宁、张惠雯、马小淘、大头马、李燕蓉、姬中宪、周李立等，虽然都市男女、物质欲望依然构成了重要的书写主题，但是那种欲望却有了非常细致的肌理，像《景恒街》《章某某》这种书写又带有一种对资本主义功利原则的反思。而在更年轻一些的作家那里，比如小珂、余静如、辽京、李唐、张玲玲、张亦霆、孟小书等，读者已经无法在其作品中辨认出具象的城市，城市已经成为生活的自动装置，同时这也意味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书写在青年一代作家这里已经成熟。

第三，在历史意识的觉醒并将现代性不断地内在化的过程中，这一代青年作家形成了鲜明的个人写作标识。这一标识有的是通过叙事方式来确立的，比如李宏伟、弋舟、黄孝阳、陈鹏、李浩、康赫、霍香结、黄惊涛、闫文盛等，这一类写作往往被纳入“先锋写作”的概念范畴里去，但实际上依然是植根于当下经验的及物性写作——在艺术领域，自“印象派”以来，先锋一直就是现实主义的变体。有的则是通过对文学地域的建构或者特定群体的书写来确立的，比如付秀莹的芳村、赵志明的苏南水乡、朱山坡的中越边境、任晓雯的苏北、林森的南方海岛、郭爽的黔东南小城、张怡微的上海弄堂、颜歌的平乐镇、包倬的云南山区、董夏青青的兵团、周恺的川西南、郑在欢的驻马店、丁颜的西北临潭等。

散文作家则天然地拥有地理的情结，比如李娟、沈念、胡竹峰、张天翼、侯磊等等。即使在阿乙、田耳、黄咏梅、魏微、计文君、小白、斯继东、王占黑、庞羽、魏思孝、王苏辛、孙一圣、李晁、徐衎、林培源等作品中没有清晰的地理标志，但是也会有一个有特色的“群体”成为书写的中心，比如警察、工人、知识分子、家庭女性等，这一类群体，往往又是在一个大概的区域内活动，工厂、社区或者某个小城镇。还有一类以“解构”为其写作鹄的，比如李师江、曹寇、手指、赵挺等，这一类写作的谱系可以追溯到王小波和王朔，不过后继者日渐稀少。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诗歌写作，毫无疑问，诗歌写作构成了21世纪青年写作重要的一部分，但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谈论“青年写作”的时候，往往无意识地将其局限于叙事文学。诗人在我们的时代重新变成了一个匿名者，需要以显微镜的方式去予以辨别和指认。这么说并非是说诗人和诗歌从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中退场了，恰好相反，进入21世纪以来，因为技术、资本等力量的介入，诗人和诗歌变得空前“热闹”起来，但是这种“热闹”并不能掩盖真正的阅读其实是缺席的——我在豆瓣网上找到一本诗人黄礼孩2001年主编的《70后诗选》，没有任何一条短评、也没有人打分，豆瓣显示只有一人读过。

诗歌的写作、发表和阅读相对于叙事文学来说，更小众化也更圈子化，它经常面临的文学史事实是：那个真正的诗人隐匿在舞台的下面，他在等待一种事后的加冕。以上世纪90年代为原点的坐标系当然也可以用来度量青年诗人们的写作，但是因为诗歌写作本身的碎片化、随意性和情绪化，这种度量有时候变得更加困难。历史的觉醒固然已经内化为诗歌写作的一部分，但除了早期借助某种口号或者诗歌标签所带来的标识，相对于青年作家来说，大部分青年诗人的个人面目还有些模糊。

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以上的总结当然不能囊括全部，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矛盾又使得这种描述难免挂一漏万，而青年写作的含义，必然就包含着反对建制的力量。这恰好是我要强调的，每一次命名和总结都是删繁就简的过去时态。我个人更愿意看到的情况是，批评家们今天作出的判断，第二天就被青年写作的实践证伪——个人标识只是时段性的，它必须在不断的未来写作中得到扩大和丰富。

02

青年写作存在的问题

最后，作为这一代青年写作者中的一份子，再写几句自我批评的话。

这一代青年写作者大都接受了完整的教育，本科、硕士、博士。还有一部分作家有海外求学的经历。所以青年写作者大都视野开阔，审美趣味高级，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但是，这可能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代青年作家拥有的间接经验过多，会导致写作直接性的阙失，二手经验和二手知识会让写作产生一种隔阂。文学与哲学、历史的区别，就在于它需要直接地感染人、感动人，用情感而不是理性，用形象而不是公式。

文学不是对世界的简单模仿。理论家从一开始就错误理解了亚里士多德对模仿的定义，在希腊语中，模仿的最初语义是指“创造”。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模仿的语境中，文学也要创造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和已存的物理世界是平行的，它们互相作用。是生活效仿艺术呢还是艺术效仿生活呢？这个问题永远都不会有答案。对于青年一代写作者来说，任何单一向度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会导致写作走向窄路并最终死亡。不是简单的顺应或者简单的反对，而是要以对话的姿态进行自我和世界的建设，我觉得这是青年作家的“义务”——我在双重意义上使用义务这个词，斯多亚学派和康德。斯多亚学派认为义务是服从自然的善，而康德认为义务是服从于主体的善。

青年写作者至少应该在这两个层面完成自我的启蒙和养成，与前几代作家不同，这一启蒙和养成首先要从“潮流”里面剥离，并强化其精神强度。这一代的青年写作者与经典作家还有差距，这一差距首先是内在维度的差距，我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过于泡沫化——这与现实世界的发展密切相关，对于很多人来说，参与这种泡沫的狂欢也许是唯一的选择，但是对于有抱负的青年写作者来说，这种泡沫化恰好是需要克服的时代痼疾。

文学和写作从来就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重要，也从来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不重要。一方面，它也许会越来越工业化和资本化，与此同时也会越来越个人化和内在化，这是一个看起来矛盾实际上同构的方向。不仅仅是青年作家，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有些人会放弃写作，有些人会成为游戏者，有些人会成为真正的骑手——而真正的骑手诞生于那些坚持真理，胸怀大地和人民的写作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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