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 年，一则足以震撼世界的消息传来。美国记者约翰・W・鲍威尔在《原子能科学家公报》旬刊上发表了论文《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将日本 “731” 部队那黑暗、罪恶的真相，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此消息一出，全球舆论哗然，人们难以想象，在二战期间，竟存在如此泯灭人性、丧心病狂的部队。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从 1932 年 “731” 部队组建，到 1945 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再到 1981 年真相大白，中间竟隔了漫长的岁月，无数冤魂在黑暗中等待了太久。

731 部队的组建

日本自 1868 年明治维新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因其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短缺、国内市场有限，侵略扩张和加强军事力量成为国策。1916 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在细菌学教学中，就涉及 “家畜战” 内容。

1918 年，日军少佐长谷部照信得知俄国密探亚历山大的细菌战研究情报后，向参谋部汇报，随后陆军省医务局开始研究细菌战。

不过，由于东京科学研究局未能按时完成 “秘密杀人武器” 的研究任务，局长伊藤工学博士被捕，40 余名科学家被降薪调职，细菌研究一度中断。

20 世纪 20 年代末，日本陷入经济危机。为转移国内矛盾，实行对外侵略国策。鉴于资源匮乏，日本将节省资源和能源的细菌战纳入国家军事战略。

1928 - 1930 年，军医石井四郎带着军方密函，以访问交流军事医学为名，前往欧美 20 多个国家 “考察”，搜集细菌战情报。回国后，他极力向日本陆军中央鼓吹细菌战，得到 “日本化学战之父” 小泉亲彦的关注与赞同。

1931 年 “九一八” 事变爆发，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为石井四郎的细菌战研究提供了理想之地。

石井四郎认为，用活人做细菌实验比用动物更能提高研究精度，且中国东北能提供大量活体实验材料，还可转嫁细菌传染风险，便于实施细菌战，也适合在寒冷地区开展对苏作战的细菌实验研究。

1932 年 8 月，在小泉支持下，石井四郎于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创立细菌研究室，对外称 “防疫研究室”，仅有 5 人。

随着研究进展，空间狭窄的问题凸显，经申请，陆军省拨款 20 万日元，在近卫骑兵团让出的土地上新建 “防疫研究所”，成为日军细菌战研究中心，吸引了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医学专家，开始进行霍乱、伤寒、炭疽等传染病菌的研究及细菌武器的研制。

731 部队的罪恶

1933 年 8 月，日军在哈尔滨南岗区设立细菌研究所，附属细菌实验场位于五常背荫河镇，对外称 “关东军防疫班”“加茂部队”，背荫河实验所称 “东乡部队”，这便是 731 部队的前身。

1935 年，因 “中马城” 发生越狱和爆炸事件，秘密暴露，石井四郎将其转移。1938 年 6 月，关东军建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731 部队移驻此地，规模进一步扩大，顶峰时达 4515 人。

731 部队的成员构成复杂，由总务部、第 1 至第 4 部、资材部、诊疗部、教育部等组成，涵盖军医、药剂、卫生等方面的军官、工程师、技师和雇佣人员，医学工程师地位颇高。

其细菌实验基地位于哈尔滨平房区，占地约 6 平方公里，有 150 多栋楼房，主楼 “四方楼” 面积达 9200 平方米。从 1936 - 1945 年 8 月，1.5 万名中国劳工被强迫在此劳动，5000 多人死于非人的待遇。

据原 731 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 1949 年 12 月伯力军事法庭供认，731 部队每年因烈性传染病实验死亡的囚犯不下 600 人，他在 1941 - 1945 年任职期间，被用作人体实验杀害的人数至少 3000 名。

总体而言，731 部队在侵华战争期间，用于细菌、毒气实验杀害的人数不少于 8400 人。

在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中，记录了日本关东宪兵队为 731 部队输送活人的过程。“特殊输送” 这一暗语，指的是秘密逮捕、审讯并移送活人至 731 部队用于人体实验。受害者季兴田，从被捕、严刑逼供到被移送进行人体实验，其悲惨遭遇令人痛心疾首。

731 部队的实验种类繁多，包括鼠疫、伤寒、霍乱、人马血交换、人体倒挂、枪透、冻伤、毒气等实验。他们将被实验者绑在野外 “靶场” 的木桩上，投掷或引爆裹挟病菌的细菌陶瓷炸弹，被实验者非死即伤，感染细菌后在病痛折磨中死去。

为了繁殖鼠疫跳蚤，731 部队拥有 4500 具孵育器，每三四个月可培养出约 45 公斤鼠疫跳蚤。

731 部队不仅进行人体实验，还大量生产细菌武器。据不完全统计，1937 - 1942 年间，生产了 1700 余枚细菌炸弹，包括污染土壤、播撒细菌云雾、造成创口感染的炸弹等。

一位前 731 部队战犯供述，其工作是培养带致病菌的跳蚤和老鼠制造细菌武器，且部队有 “不准看、不准说、不准告诉别人” 的规定，擅自脱离将被判处死刑。

731 部队将细菌武器用于中国多地，如内蒙古、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致使鼠疫、霍乱、伤寒等烈性传染病暴发性流行，无数家庭家破人亡。

据《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调研报告》粗略统计，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内地 20 多个省市实施细菌攻击，疫情蔓延约 298 个市县旗，造成传染疫患者约 237 万人，其中死亡者约 65 万人。

逃脱东京审判

1946 年 8 月 29 日，东京大审判，远东军事法庭上，美国法官沙顿宣读《南京地方法院监察处关于敌人罪行的调查报告》，其中提及 “敌方多摩部队把擒获的平民运到医学实验室去实验传染血清的效能。

这个部队是最秘密的组织之一，该部队所杀害的人数是无法确认查明的”。多摩部队是侵华日军华东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属于 “石井机关”，与 731 部队密切相关。

按照正常程序，面对如此秘密且罪恶的组织，理应深入调查。苏联法官希望美国提供更多证据时，沙顿却拒绝补充证据。至此，731 部队问题在审判中被搁置，相关人员未被审判。美国法官此举背后，是美国妄图独享 731 部队 “研究成果” 的私心。

珍珠港事变前，美国就知晓日本的细菌战研究。日本投降后，美国迅速抓捕审讯 731 部队核心层，如对石井四郎进行了为期 7 周的秘密讯问。731 部队核心层深知罪行严重，战后毁掉本部、烧毁资料、严格保密，起初不配合美国审讯。

后来，他们向美国提出条件，若给予书面豁免保证，便提供情报。最终，在麦克阿瑟等推动下，美国认为 731 部队细菌战情报价值远超追究战犯行为的价值，对其国家安全极为重要，于是出于 “美国的安全保障” 考虑，不再起诉和追究 731 部队相关人员的战争犯罪责任。

为独占 “成果”，美国在远东军事法庭隐瞒 731 部队问题，还进行严密新闻封锁。1946 年 1 月报道石井四郎被捕消息后，与 731 相关的消息被一概封锁，西方媒体对此保持沉默。

真相终现

鲍威尔，1919 年出生于中国，父母是美国人。抗战时期，他亲历 “细菌战”，目睹日军细菌战致使中国农民悲惨死去，内心无比愤怒。1953 年回到美国后，他一直致力于追踪日军细菌战资料，却始终未能如愿。

1966 年美国实行 “情报公开法”，1974 年再次修订，逐步公开某些情报。1981 年，约翰・W・鲍威尔在众多档案中发现 731 部队的蛛丝马迹，并找到了侵华日军研究和实施细菌战的直接证据。

于是，他在《原子能科学家公报》旬刊上发表论文，揭开了 731 部队的真相，让这一隐藏多年的罪恶大白于天下。至于这些档案被 “公开”，是有意还是无意，或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相终于到来。

日本 “731” 部队的罪行是人类历史上无法抹去的黑暗篇章。美国为了自身利益，隐瞒 731 部队真相，致使正义迟到数十年，相关恶魔逍遥法外。

731 部队用无数中国人生命换来的 “研究成果”，与中国无关，中国人的冤屈至今未得到伸张。这段历史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铭记历史，警惕军国主义复活，绝不让悲剧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