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段峥嵘岁月，革命洪流席卷了中国大地，在我党领导和教育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逐渐醒悟了过来，从而走了革命的道路，也开始了他们不寻常的人生，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或许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与革命队伍走到最后，如因伤与队伍走散后，再也找不到队伍，变成了另一种人生结局，苏维埃主席熊国炳就是一个典型。

关于熊国炳

熊国炳，1898年出生在通江竹峪乡熊家湾一户贫苦农民家中。十岁时，由于家境贫寒，实在无法养活，熊国炳的父亲将熊国炳过继给焦家坪的同乡熊邦杰为子。熊邦杰无子，以行医为业，家境稍宽，夫妇将熊国炳视为己出。过继到家的第二年，便将熊国炳送入当地私塾读书，两年私塾下来，熊国炳略知文墨，会写字算账。

十六岁时，由父母做主，熊国炳娶了农家女子赵氏为妻，生有两个男孩。熊邦杰夫妇中年去世，为抢夺熊邦杰的地产，当地宗族大户将熊国炳一家赶走，熊国炳一家只得回到熊家湾。在老家田无一分，地无一垄，熊国炳只能靠给人做短工、扛滑竿为生，但再苦再累也无法养家，熊国炳干脆上山打猎。川陕交界的大巴山山高林密，山中野兽出没，熊国炳整日在大山里与野兽为伍，几年下来，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大巴山。每逢当地赶集，他便将跋山涉水打来的猎物和采摘的山货换点粮食盐巴，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红四方面军为何挥师入川？

1932年12月间，陕南地下党送来几张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和四川地图，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如获至宝。报纸报道了四川的各派军阀“内讧”，四川军阀刘湘带领大小军阀正在与另一个军阀刘文辉打成一团。军阀混战导致四川社会动荡，普通百姓苦不堪言。

十二月中旬，红军出秦岭、涉汉水到洋县。从报纸上和敌人的广播中，得知四川的军阀在混战，才想到去川北建立根据地。

四川的地理条件好，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正适合我军建立根据地。更重要的是，由于四川军阀割据，蒋介石的势力难以入川，军阀混战又为红军创造了机会。当地的百姓深受地主军阀的双重压迫，是红军依靠和动员的主要力量。四川与陕南中间仅大巴山一山之隔，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主要领导人决定，挥戈入川，到四川打开一片新天地。

1932年12月15日，方面军总部在钟家沟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徐向前作了军事形势报告，陈昌浩作了入川动员。陈昌浩给大家报告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四川的政治、军事、民情、敌情、地形等方面的情况后，代表方面军总部宣布，总部决定：红四方面军全军立即翻越大巴山进军四川，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在川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陈昌浩要求，全军要高度重视根据地建设，部队打下一个村，要帮助建立村苏维埃政权；打下一个乡，要帮助建立乡苏维埃政权；打下一个县，经过筹备，要尽快建立县苏维埃政权，最后直至省苏维埃政权建设。要通过穷苦百姓选举，让那些最穷苦、最革命的人担任各级苏维埃政权主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巩固的革命政权，我们的目的是要赤化全川，最终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留学苏联的陈昌浩文武双全，同时极富口才。通过他的报告，正式明确了部队的行动方向，全军指战员眼前豁然开朗，大大缓解了离开根据地后的郁闷。

从汉中到四川要翻越大巴山。大巴山山势陡峭，道路难行，很多地方都是悬崖峭壁，根本没有路，更何况现在是冬季，大巴山已是冰封雪盖，据当地百姓讲，平日里也只有少数采药的和打猎的敢翻越大巴山，但这隆冬季节，从来就没有人走过。

一万多人的大部队在严寒的冬季行军，道路不熟，危险可想而知。根据总部部署，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为全军入川的先遣部队，探路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七十三师头上。红七十三师师长张广才派侦察连连长刘子才带领几名侦察员进入巴山腹地了解敌情，侦察道路，并寻找熟悉地形的当地百姓给部队当向导。刘子才在这里了解到一个当地著名的猎人：熊国炳。

熊国炳为红军带路入川，成为红军战士

了解到熊国炳的身世后，刘子才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便以皮货商的名义与熊国炳接触，并亮明身份，让熊国炳借打猎为掩护，往返侦察川陕通道和周边敌情。熊国炳早就听说过共产党与红军，知道国民党官军和土豪劣绅害怕红军，听刘子才这么一讲，立即干脆地表示：红军是为我们穷人的，我愿意为红军带路。并主动向刘子才介绍了翻越巴山的路径以及当地的社会民情。了解清楚情况后，刘子才带领熊国炳一起赶回钟家沟，当面向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以及其他军政首长汇报。首长们对熊国炳谈的情况很满意，请他为红军带路，也鼓励他参加红军。

巍峨的大巴山，像一条巨龙横躺在川陕边境。当地居民介绍，从南到北翻越大巴山，要走两百多里的山路，所谓山路，其实就是当地放羊人、采药人以及在川陕两地贩运盐巴等货物的商人踩出的羊肠小道。

出发前，总部规定，从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起到每个战士，每个人都要携带三天的干粮、一捆稻草和三双草鞋，作好在山顶露宿御寒的准备。

经过几天的动员准备，12月17日，在熊国炳、刘子才的导引下，七十三师先遣部队二一七团出发。先遣团的任务是：侦察敌情，勘查标识道路，在每隔十里的地方，搭起一个简陋的小屋，作为大部队中伤病员休息的地方。

17日拂晓，二一七团开始翻越天险大巴山。黎明前的夜空，寒星闪耀。二一七团的战士们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山上爬去。山下荆棘丛生，林木茂密，走到半山腰，林木越来越稀疏。再往上走，地面上植被稀少，裸露的岩石上覆盖着一层冰雪。上到三四十里的时候，巴山上狂风呼啸，在狂风的鼓动下，如同小米粒般细小的雪粒打得人的脸生疼。狂风裹着雪粒往人的嘴里、鼻孔里钻，逼得人喘不过气来。二一七团官兵在大巴山上与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由于有熊国炳的带路，12月18日晚，部队顺利下山进入四川境内的核桃树村，消灭了驻扎在两河口的川军田颂尧部一个营，为大部队入川打开了通道。

18日，红四方面军大部队陆续出发，经过半天的行军，来到了大巴山脚下。

一万多人的红军，排成长长的队伍，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上山的头几十里，坡度较缓，风雪也不太大，路还比较好走，可越往上走，气候就越恶劣，狂风卷起漫天大雪，劈头盖脸地打来，官兵们眯着眼睛，猫着身子，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往前移动。大雪覆盖着狭窄的小路，人走在上面，一步一滑，部队前进的速度缓慢。有一条沿着山腰的羊肠小道，当地百姓把这这种路称为：“裤带路”，大概是指这种小路细长而弯曲。道宽不过30厘米，一边面临着壁陡的山崖，行走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攀附物，另一边则是几百米深的山沟，冰雪覆盖和人马不断地踩踏，宛如一条光滑如镜的冰带。在溜滑的冰道上，先头部队凿出了一道道冰梯。

为了行路安全，战士们都降低了重心，他们只能蹲在地上，慢慢向前挪动，还是时不时听到有人和牲口滑下深沟的叫喊声。走在前面和后面战士们，互相用绳索牵连着，在冰道上小心翼翼蹒跚前进。

四方面军领导和所有的战士们一样，艰难爬行，他们和自己和警卫员，跌跌撞撞地不知摔了不少跤。总算爬到离山顶不远地方，到了最艰难的地段。峭壁又高又陡的，山涧幽深莫测，雪道也已经被踩得溜光水滑，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会掉到山涧中摔得粉身碎骨。深夜又刮起了大风。狂暴的风夹着雪吹得人站都站不稳，冰粒子打得战士们睁不开眼睛。战士们依然互相鼓励、搀扶，艰难地前进着。全军战士终于爬上了山顶，部队在山顶上休息一下。可陈昌浩发现很多战士，因为又疲劳又饥饿，浑身无力，往雪地里坐就马上睡着了。在这种零下十几度的恶劣环境中，如果没有防护也没有保暖措施，一旦坐下来睡着，就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急得陈昌浩大声喊着：

“同志们起来起来，不要睡着了，都赶紧起来活动一下，再睡下去会冻死人的！”

陈昌浩传达命令，命令各级干部赶快动员起来，命令战士们休息时就地活动，不要坐下来，更不要躺下来，以免在山上因困乏而睡觉。

尽管已经这样要求，很多战士还是抵抗不住饥饿和疲劳，身不由己地坐了下来，或躺了下来而睡着了，他们永远长眠在大巴山顶上，那一个晚上，仅七十三师特务营，一个营就有二十多人在山顶上被冻死了。

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行军途中，红四方面军尝尽了没有根据地带来的极大困难，没处吃饭，没处住，没法筹给养，伤员没地方养伤，没人补红军力量，铁的事实充分说明，部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是根据地。

入川之后，成立苏维埃政府，熊国炳成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正因为如此，红四方面军对于帮助地方建党建政高度重视，总政委陈昌浩亲自抓这项工作，除了自己亲自参加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建设外，还要求各级部队的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和参与这项工作。根据总政治部的要求，红七十三师政委张广才、红十一师政委李先念等一大批军师级高级领导都亲自参加工作队，带队到基层帮助和指导地方开展建党建政工作。红四方面军各部队结合部队驻地情况，对口帮助各地开展建党建政工作：

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机关帮助建立赤江县委；红十一师帮助建立巴中党组织；红七十三师帮助建立南江、红江的党组织；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帮助建立赤北的党组织。截至1933年3月底，这五个县全部成立了县委县政府。

建党建政工作中，最为缺乏的是干部。当时的县委、县政府建设多是由部队帮助建成，各级领导干部也都是由部队的干部战士担任。但部队的干部战士都是要回到部队去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川陕省委、省苏维埃立即动员各级党校大力开展干部培训工作。

《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每个党员必须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对于新党员要有计划地进行训练，通过小组会议，读书读报，公开演讲和开办识字班等途径，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

虽然发展党员很快，但条件也很严格。当时入党条件强调三个方面：

政治条件：阶级成分好，雇工、贫农等劳动阶级才能入党，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绝对没有资格。

思想条件：对共产党有初步的认识，自愿为之献出一切。《十大政纲》要背熟，隔一两天就来人考查，看你记住没有。

工作表现：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平时，共产党员要找能在群众中带头的分子，战时，谁个有决心消灭敌人，谁个在火线上勇敢的谁就可以加入党。支部考查和入党宣誓极其严格庄重。支部考查有谈话考查、任务考查和火线考查等方式。长赤县朱公乡苏维埃主席吴华传，负责保管全乡打土豪劣绅收缴的铜圆、银圆和鸦片，缴获太多，多得用背篼装。

吴华传严格遵守红军的纪律，对缴获的战利品悉心保管，没有私吞一分一厘。交接时，吴华传口头报数。红军工作队徐科长一清点，确实分文不少。表现合格，随后，吴华传经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便担任镇子区区委书记。

林自亲是南江县翻坝乡的贫苦农民，红军解放南江，林自亲表现积极，跟着红七十三师工作队到处贴标语、打粮食、捉反动派。成立乡苏维埃时，被选举为苏维埃主席，以后又被选举为南江县苏维埃主席，他听说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也是穷人的队伍，是来解放穷人的，便来七十三师驻地，找到工作队长苏荣华，进行学习。苏荣华经过对林自亲的了解，一天晚上向他详细讲解了共产党的主张，林自亲再次强烈要求加入共产党，获得批准。几天后苏荣华告诉林自亲：

“你被批准入党了，要保守党的秘密，连老婆都不能说。”

在当时的通、南、巴苏区，还有许许多多如熊国炳一样的农民，就这样投入了党组织的怀抱，开始了崭新的人生。

在革命战争年代，每天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残酷的环境要求组织，有高度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铁的纪律进行保证。所以，川陕省委对党的组织纪律要求极为严格，川陕省委印发的《党员须知》规定：

1.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对任何同志不稍宽籍。

2.党的纪律是含有教育性的处罚，要使同志自觉地去纠正和克服他的错误。

3.党的最高纪律是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就是表示他的政治生活破产。

4.党内没有铁的纪律。

为适应战争环境，提高党的战斗力，中共川陕省党组织规定了党员必须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战场纪律、经济纪律、保密纪律、工作纪律。

政治纪律：始终相信党，高度统一，反对分裂；

组织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绝对执行党的决议；

群众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战场纪律：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经济纪律：廉洁奉公，严禁贪污；

保密纪律：严守秘密，要命也不能向任何人包括父母、妻子说出党内秘密；

工作纪律：忠于职守，再艰巨的任务也要按时完成。

党员如果违反纪律，就要受到处分与制裁，当时的实际情形是：

“初犯受教育，二次剥点皮，再犯头落地。”

川陕省委第二次党代会中严厉指出：

每个党员对上级决议应该绝对服从执行，我党在苏区内就应该实行纪律军事化，每个党员对各方面工作要负起重要的责任，在工作或战斗如临阵脱逃、泄漏党的秘密和违犯党的路线与不执行党的决议，都要受到组织严重的纪律制裁，党员屡犯错误，如果离开党的路线，如果不能改正的党员，都会受到铁的纪律严重制裁，严重者清除出党。

在这种非常时期，川陕各级党组织执行纪律时那是相当严厉的。当时担任地宣汉县凤鸣乡游击队队长陈大林，在与敌人进行斗争英勇果敢，他的名字让土豪劣绅听到闻风丧胆，在金钱面前，陈大林却没能抵御住诱惑，在打土豪时，没收顾堆鸦片和银圆，苦一辈子的他也为之心动了，把一部分鸦片和银圆放入自己的口袋。事发以后，陈大林也非常后悔，但仍然被处以极刑。

客观地看，当时严酷的环境使得执行党的纪律时有偏激过火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苏区党的纪律之崇高和威严，让任何人不敢藐视。在强敌和困难面前，川陕苏区的发展和红四方面军的节节胜利，最有力地说明了，正是这钢铁的纪律练就了钢铁的队伍和意志，涌现出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他们英勇斗争、积极工作、勤劳朴素，成为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的骨干力量。

在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川陕苏区的政权建设也同步进行。

共产党是有着崇高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政权建设要从法治的基础上实现党的各项目标。中共川陕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

工人、农民、红军和一切劳苦大众在苏维埃政权中有权选举代表。其他军阀、官僚分子、地主豪绅等一切剥削人民的人群，则没有选举权，和参加政权其他权利。

组织法对政权机构的设置极为详尽，如县苏维埃的组成包括县军区指挥部、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交通局、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土地委员会、劳工委员会、粮食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内务委员会等机构，同时，每个机构都有明确具体的工作内容。如县苏维埃土地委员会的工作内容是：

1. 检查各区分配土地是否按土地法令执行，立即进行查田，迅速分配土地；

2. 办理修塘、打堰、筑堤、开沟、水利灌溉等，研究土质的好坏，适宜种什么东西，计划运输肥料，解决农具的需要，开垦荒地等；

3. 执行省苏对土地问题的决议和指示。

在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贫困山区，敌人正在向我发动疯狂进攻背景下，刚刚成立一个月的红色政权就出台了《苏维埃组织法》，即使在今天来看，这部组织法也是主旨清楚、条文周详、任务明确、通俗易懂、便于执行。

1933年2月17日，根据组织法，在通江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宣布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为根据地的根本大法，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将革命取得的成果固定下来，而且明确地指出了革命将继续争取的方向。大会选举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省苏维埃下设财政、经济、外交、交通、土地、劳工、粮食、文化教育、内务、工农监察等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戒烟局等机构。带领红军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的贫苦农民熊国炳，被当选举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带领红军翻越大巴山入川后，熊国炳就成为革命的积极分子，在熊家湾打土豪分田地，被选举为乡赤卫队队长和苏维埃主席。

1933年2月，在筹备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时，已经转任通江县委书记的刘子才将熊国炳推荐给新任的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经袁克服介绍，熊国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川陕省苏维埃的筹备工作。

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召开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熊国炳以他亲身经历声讨和控诉国民党反动军阀、地主恶霸的滔天罪行，热情歌颂共产党红军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功绩。他的发言朴实真诚，大大激发了参加会议的代表们的热情。经张国焘提议，参加会议的一百五十多名代表一致同意选举熊国炳为第一届川陕省苏维埃主席。

“泥腿杆子”熊国炳，并没有多高的文化，也没有领导工作的经验，被革命的大潮推向川陕省政府的最高领导岗位，在新的工作面前，在大批红军将领和老领导面前，他有些惶恐和惶惑，甚至有点手足无措。但他以淳朴和炽热激情投入革命事业，他不会当领导，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起指挥作用的是红四方面军派来的秘书长黄超。

但熊国炳勤勤恳恳，认真努力地干好交代给他的每一件事，从未懈怠，更未摆架子耍权威。后来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熊国炳与后勤部门一起负责部队的物资供应，后来，熊国炳担任红军西路军后勤部总经理处处长，西路军失败之后后，根据党组织安排，熊国炳员随左支队行动，后来部队被敌人打散，熊国炳有幸福脱离，逃离过程中掉入一个大雪坑，摔得昏死了过去。左腿被冻伤。被两名幸存战友救了。占云支队的方震参谋，带着一些人员过来，留下五名战士照顾熊国炳。

与队伍走散，熊国炳的一生坎坷而艰难，却活得高风亮节

第二天，熊国炳与这五名战士向西走的时候，遭遇马家军的搜山队，熊国炳腿已经受伤不能走，为了不连累其他五名战士，命令他们快跑，而熊国炳则被敌人俘虏。敌人看他这个样子，以为他只是一个伙夫，没重点关注，熊国炳则乘机逃出魔掌，一路上依靠乞讨生存了下来，一位老人好心收留熊国炳，并用土方子为他治好了伤。为了不连累这位好心的老人，熊国炳离开老人的家，只身流落到了酒泉。此时马匪正在到处搜捕红军领导人。形势也相当险恶，熊国炳只得整天东躲西藏。为了活下来，他白天打短工，晚上蜷缩在庙里睡觉。这段时间，熊国炳多次试图离开酒泉，去寻找红军队伍，由于敌人关卡盘查太严，每次都无功而返。熊国炳没有办法，只能隐姓埋名一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熊国炳自食其力，在酒泉农村劳动。由于与红军大部队和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且因西路军大部分同乡都牺牲，而自己苟且活了下来，熊国炳深深感到惭疚，自己觉刘没脸见党组织，无颜见父老乡亲，就这样隐姓埋名二十多年。

1960年，自然灾害导致全国饿肚子，这年10月，熊国炳家庭生活困难陷于绝境，家里没有粮食，因饥饿导致浑身浮肿，又因无钱医治而导致身体每况愈下。有知道他身世的人劝他找组织解决困难，可他却推辞自己脱离党组织几十年，对不起红军，对不起党组织，不能给组织找麻烦了。终与世长辞，死后即埋葬在酒泉市泉湖的沙漠里。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陈明义将军为此专门讲话：

“熊国炳是个工农干部，我接触过他，是个好同志，我们活着的人对他的死是过意不去的。解放后他没有任何特殊要求，这就看出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品质是高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