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邹玉杰律师；
做一辈子刑辩，防一万人失足……
合同诈骗罪的辩护需紧扣法律构成要件与司法实践逻辑，从事实证据、主观故意认定、法律适用及量刑情节三大核心维度展开，通过严谨的逻辑论证与证据解构，实现有效辩护目标。
以下从三方面系统分析辩护策略：
一、证据体系的批判性审查与事实解构
证据合法性与关联性的双重挑战是辩护的基础。在司法实践中，控方证据常存在取证程序瑕疵或逻辑断层，辩护律师需逐一拆解：
1.言词证据的合法性抗辩：
若犯罪嫌疑人供述存在刑讯逼供、疲劳审讯等非法取证情形，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例如，某合同诈骗案中，被告人首次讯问笔录无同步录音录像，且笔录内容与客观转账记录矛盾，法院最终排除该证据，削弱控方指控力度。
2.客观证据的关联性切断：
资金流向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关键证据，但需区分正常经营与诈骗的边界。
如某建筑合同纠纷中，控方指控被告人挪用工程款，但辩护律师通过银行流水证明资金用于项目材料采购及工人工资发放，且有供应商合同与签收记录佐证，成功证明资金用途合法，否定“非法占有”推定。
3.证明标准的严格审视：
控方需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若存在关键事实缺失（如虚构的“履约能力证明”无原件佐证、被害人陈述前后矛盾），可主张“证据不足”。
例如，某合同诈骗案中，检察院认定嫌疑人虚构公司资质，但未调取工商登记原始档案，仅以被害人证言佐证，辩护律师以“缺乏客观书证”为由，推动检察院作出了存疑不起诉决定。
二、主观故意的反向论证与民事刑事界分
主观故意的否定性证明是合同诈骗辩护的核心难点，需从行为前、行为中、行为后三个阶段构建证据链：
1.行为前的履约能力佐证：
通过资产证明、过往业绩合同、银行授信文件等，证明被告人签订合同时具备履行诚意。
如某设备买卖合同案中，被告人提供了设备生产厂家的供货意向书、自有资金账户余额证明，证明其曾积极筹备履约，而非以诈骗为目的签订合同。
2.行为中的履约行为举证：
即使合同未完全履行，若存在部分履约行为（如支付部分货款、交付部分货物），且未逃避沟通，可否定“非法占有目的”。
例如，某农产品购销合同纠纷中，被告人因市场价格波动未能按期交货，但持续与被害人协商解决方案，未隐匿联系方式，法院最终认定属于民事违约而非诈骗。
3.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厘清：
民事欺诈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而刑事诈骗以“非法占有”为核心。
若被害人可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如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赔偿损失），且被告人无挥霍资金、虚假身份等严重情节，可主张案件属于民事纠纷。
如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指出，单纯的合同履行瑕疵（如产品质量争议）不构成合同诈骗，需结合是否存在“根本无履约意愿”的事实综合判断。
三、法律适用与量刑情节的精细化辩护
精准把握法律要件与量刑规则是实现有效辩护的关键环节：
1.构成要件的法律限缩：
合同性质的界定：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需以经济活动为目的，婚姻、劳务等非经济合同不适用该罪。
如某民间借款合同纠纷中，被告人以个人名义借款后用于家庭经营，辩护律师以“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为由，主张不构成合同诈骗。
“其他方法”的严格解释：
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其他方法”需与前四项行为（如虚构主体、冒用名义等）具有同质性，若被告人仅存在履约延迟等行为，不构成该罪。
2.数额认定的争议解决：
不同地区对合同诈骗“数额较大”的标准不同（如多数省份以2万元为起点），若涉案金额未达立案标准，可直接主张不构成犯罪。此外，实际履约部分的金额、未骗得的未遂金额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如某案中，被告人签订100万元合同后已交付价值50万元的货物，辩护律师主张犯罪数额应认定为50万元，获法院支持。
3.量刑情节的充分挖掘：
法定从轻情节：
自首（如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立功（如揭发同案犯其他犯罪事实）可减轻处罚；从犯（如受指使参与签订合同）应从轻量刑。
酌定从轻情节：
主动退赃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初犯偶犯等，法院通常会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如某案中，被告人家属在庭审前退赔全部赃款，被害人出具谅解书，法院最终对其适用缓刑。
四、最后总结
合同诈骗罪的辩护需融合证据分析、法理阐释与司法经验，通过“证据解构—主观辩驳—法律适用”的三维策略，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重与罪轻的边界中寻找辩护空间。
同时，需结合个案特点，精准把握控方证据漏洞与法律适用争议，方能实现有效辩护目标。
作者：邹玉杰律师
九章刑辩创始人，安徽律师门户网创始人；
亳州律协刑委会主任，金亚太（亳州）律师事务所主任，谯城区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
目标：穷二十年蛮力，救一百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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