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五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坑儒”事件。这桩惨案的起因，是两名方士侯生、卢生聚在一起，私下批评秦始皇。他们说：嬴政这个人，天性刚愎，认为自己前无古人。治国的时候一味亲信和提拔法吏，与之相比，虽然也选了七十个儒生作为博士，只不过是摆设，从不重用。所有的事情，嬴政都是自行决定，大臣听命办事就行了，没有资格议论，而且他常常用刑杀来树立威信，因此没有人敢出声反对。最后侯生、卢生一致认为，嬴政是个极度贪恋权势的人，在他手下做事非常危险。于是二人不辞而别，逃之夭夭。

听闻消息的秦始皇，大发雷霆，也说了很长一段话，都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他先是说，自己招揽了两批人，各有各的用处。一批是文学士，其实就是上面所说的博士，他们的作用是“兴太平”；另一批人则是方士，他们的作用是“求奇药”。紧接着秦始皇说，他一向对这些人既尊重，又给予厚赏，没想到他们“今乃诽谤我”，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最后，秦始皇还袒露了另一桩事情，他说，他派人调查了咸阳的诸生，很有一些人，“为妖言以乱黔首”。这句话就是整个坑儒事件的核心要点。虽然事件因方士而起，但让秦始皇大动肝火的，不只是有人逃跑，更重要的是言论问题。侯生、卢生的“今乃诽谤我”，诸生的“为妖言以乱黔首”，都是同一性质的罪过。嬴政要的是臣民不能随意褒贬自己，显然并不是只有方士才长着嘴，故由方士迁怒至诸生，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句话里提到了两个关键字，“妖言”。这个“妖”，有时写作女字旁，有时写作言字旁。意思是一样的，相当于歪理邪说。妖言，就是谣言的一种。

但显然，“妖”是秦始皇站在帝王视角的主观判断。这里“妖言”和信息的真伪，并无特别关联。这就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话题，当判别标准不是人人都有权利掌握的时候，真实性就很难成为鉴别谣言的唯一因素。事实上，不但坑儒事件和妖言有关，焚书事件也是如此。李斯在建议焚书的奏言里，所用的理由便是“以非当世，惑乱黔首”。防范的同样是诽谤君上、诽谤时代的“妖言”，区别只不过在于坑儒针对的是口头妖言，焚书针对的是书面妖言。

刘邦在关中约法三章时，曾说过一句话：“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一般认为，所指的就是秦律中有明确的妖言罪。汉承秦制，妖言罪起初也被继承下来，吕后元年才正式下诏，撤销此罪。后来可能一度又重新起用了，故汉文帝二年又废除了一次。但汉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被指控谋反赐死，罪名里又出现了“荧惑百姓，妄作妖言”。看来虽然都知道妖言罪不好，但用的人也是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