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一位93岁的“女郎”穿着明黄色的纱质舞裙，在滑稽表演名人堂上翩翩起舞。
年轻人们并不知道这位“女郎”是谁，他们只是为了高龄却依然在舞台上表演的表演者奉献掌声。只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才认得出，这个“女郎”名叫Coby Yee（余金巧），是20世纪40-60年代最传奇的艳舞明星，唐人街最敢跳的舞者，旧金山中国城最后一家夜总会——紫禁城夜总会的最后一任老板。
二代移民
余金巧的父亲是第一代移民，广东人，20世纪初，他带着二房妻子远渡重洋，成为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一员。
夫妻二人开了一家洗衣店，后来又开了一家杂货店，养活一家8口。他还要给家中的正室寄钱，那边也有几个孩子。
余金巧1926年出生，是家里的老三。5-6岁的时候就要在店里帮忙。洗衣服、熨烫，再给客人送回去，湿漉漉衣服的重量对于还是个小女孩儿来说的余金巧过于沉重，她直起腰，向窗外看去，发现隔壁的孩子正在练习踢踏舞。
看着别人欢快的舞步，余金巧的脚不由自主地跟着跳动起来，心头压抑的沉重一扫而空。
洗衣房、家庭过道，甚至是路上，只要余金巧想，她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欢快地起舞。
“我的父亲调侃我像只小猴子。” 余金巧道：“我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家里讲粤语，我幼时学过中文，但却已经不会写了。”
余金巧的母亲喜欢粤剧，当她发现女儿的天赋时，劝说丈夫送她去学习舞蹈，一小时1.5美金，这可不是一笔便宜的支出。但孩子实在喜欢，余金巧的父亲Kim也就掏了这笔钱。
后来，余金巧会跳舞这件事儿在当地传开了，常常有人对Kim说：“你的女儿真可爱，可以请她来我们俱乐部跳舞吗？每次表演我可以支付你5美元。”
有了进账，父亲就更不会干涉女儿的兴趣爱好，余金巧一边读书，一边帮家里干活，一边跳舞。
中国城夜总会
暑假，余金巧和姐姐一起去拜访在华盛顿经营华人戏院餐厅的叔叔。专门的舞台，专业的乐队和伴舞，这与那些小餐馆截然不同。
余金巧问叔叔：“我能来你这里演出吗？”
叔叔和气地摇了摇头：“你太小了，等你年满16岁再说吧！”
回家之后，余金巧似乎找到了前进的目标，她拼命的练舞，最擅长踢踏舞和摇摆舞。而陪伴母亲看粤剧让她见识到色彩缤纷的戏服。“这也太漂亮了吧，如果穿这个跳舞，一定特别棒！”
余金巧的妈妈帮她做了一套改良的粤剧戏服的改良三件套：最外一层是中式夹克，第二层是摩洛哥式长袍，最里面是一条桑巴裙。父亲则为她做了一个便携式挂衣架，可以折叠起来放进行李箱中。
二战结束后，余金巧的父亲上了年纪，就像所有中国人一样，表达出落叶归根的想法。他们全家来到旧金山，打算乘船横渡太平
洋。然而，余金巧和姐姐并不想离开，“我们是东西方人，中文说不好，也不知道在那里能做些什么。”
Kim虽然有些失望，却也表示理解，于是，他带着妻子和其他孩子踏上回乡之路，只留下姐妹两人独自求生。
上世纪40年代~60年代，是唐人街夜总会最鼎盛的时期，格兰特大街上有六家夜总会，“它们看起来都像是弗雷德·阿斯坦。人们会盛装打扮，来到这些俱乐部跳舞，就像电影里一样。”
余金巧与姐姐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找到了一个房间，姐姐在餐厅打工，余金巧则进入夜总会，成为职业舞蹈演员。
唐人街最敢跳的中国娃娃
余金巧会以中国式舞蹈开始她的三幕表演，第一段是中式舞蹈，欲诉还休；随后是一段美国摇摆舞，最后以华丽的拉丁舞为结尾。
余金巧跳得很好，但她没办法像白人一样在那些高端俱乐部里舞蹈，因为排华法案，只能在唐人街夜总会里工作。彼时黄柳霜正当红，夜总会用独特的“东方”韵味也能招揽到不少顾客。
没过多久，余金巧的父亲在家乡去世。她与姐姐非常担心母亲和弟妹们，因为大房在家乡经营多年。她们辗转联络香港的远亲，把母亲和妹妹又接回了美国，过了几年，小弟Jackie也回到美国，一家人又重新团聚。
20 世纪 40 年代末，余金巧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一位经纪人对她说：“嘿，如果你脱掉这件衣服，你可以多赚50美元。”
余金巧道：“对不起，我做不到，穿这么少，我会感冒的。”
经纪人笑着建议：“你身上这种漂亮的衣服，可以多穿几层，然后一件一件脱掉。”
余金巧还是不怎么乐意，在华人观念里，裸露身体的女人是不道德的，会被家庭驱逐。
但经纪人很快就将周薪涨到1000美金。这一次，她动摇了。她告诉经纪人：“我不会脱到最后，你也要保证灯光越来越暗，这样效果更好，相信我。”
就这样，余金巧一边跳舞，一边踩起缝纫机，为自己做了很多华丽又有巧妙分层的服装。
“我从来都不是脱衣舞娘，我是异国舞者。”余金巧这样道。
她在“成吉思汗”和“大观天台”跳舞时，“紫禁城夜总会”也找了上来。这家华埠最大的夜总会老板Charlie Low对余金巧说道：“Coby，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生意变得更好了，你带给我生意最兴隆的一次复活节！”
不只是旧金山，余金巧还参与巡演，她在拉斯维加斯表演，足迹几乎跳遍了全美。特丽娜·罗宾斯形容：“美丽的长腿，深色嘴唇，蓬松的头发，像天使一样跳舞……Coby代表了那个逝去的时代。”
从舞者到经营者
余金巧在“成吉思汗”工作时认识了第一任丈夫 Sun Lowe，是一位华人歌手，人称“华人辛纳屈”。两人在夏威夷巡演时结了婚，但这段婚姻仅仅维持到生下女儿Shari为止。
几年后，紫禁城夜总会老板Charlie Low决定退休。
Charlie Low是一位在内华达州出生的美籍华裔企业家，她开办的紫禁城夜总会提供价格低廉的美式中餐，比如炒面、炒饭，以及全中式表演。
Charlie赚够了钱，在普莱森顿买下了一座 72 英亩的牧场后决心退休。他问余金巧：“你要不要买下我的夜总会？”
余金巧道：”我自己没有那么多积蓄。“
Charlie夸张地道：“你当然有，那些钱我全都付给你了！现在你可以用上这笔钱了。或许你可以问问你兄弟姐妹们的意见？”
与家人商量后，余家决心筹资买下这家夜总会。
就像许多年前那样，全家上阵。弟弟穿着燕尾服在门口迎客，钢琴师是另一位亲戚，妹妹是服务员，姐姐负责打理财务与后厨，孩子们放学后来帮忙洗碗打扫。余金巧自然负责编舞和跳舞，她忙的不亦乐乎。
白天排练节目，晚上经营夜总会和跳舞，每六个星期就要更换一次节目单，确保能够留住客人。
美国爵士乐之父路易·阿姆斯特朗的太太看了余金巧的表演后对她说道：“亲爱的，你可比吉普赛还要吉普赛！”
“华人跳舞娃娃”、“华人吉普赛玫瑰”，这些美名都曾经属于这个活力四射的女性。
她本有机会去更远的地方巡演赚更多的钱，但家族经营将她的腿脚绑在了旧金山。然而，时代在发展，唐人街开始没落。
新的出发
随着《排华法案》1943年被废止，加州也逐渐停止了排华事业。大部分华人可以走出唐人街到外面做生意，曾经以旅游业、餐饮业为主导的中国城，逐渐衰落。
“东方”式的表演不再流行，摇滚乐和波西米亚风潮兴起。七十年代，一个名叫卡罗尔·多达的白人舞者，在百老汇解开了自己的胸罩。这可比从不曾真正裸露的东方舞蹈给人更强烈的感官刺激。大量观众从唐人街夜总会离开，奔赴真正的脱衣舞俱乐部，中国城渐渐走向没落。
余家经营的紫禁城夜总会在1970年关闭，也是整个旧金山唐人街坚持最久的一家。
没有高收入，地租不断上涨，余金巧因为付不起高额税金，没能留在旧金山市内，搬到湾区的圣巴勃罗，以裁缝工作维持生计。
她大部分时间都沉迷设计那些漂亮的繁复的衣服，因为她最初对美丽的概念便是由中式戏服而来。余金巧将西方美学结合入东方意境中去，让她设计的表演服格外别致。
“我从来不穿简单恶毒T恤，我就喜欢精致的东西。”余金巧这样道。
她并没有放弃跳舞，只要有邀请就会去表演。等到年纪再大一点，表演机会越来越少，她就兼职教授舞蹈。总之，舞蹈就是她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多少岁，都得跳下去。
20世纪90年代，余金巧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她痛苦煎熬了一段时间后遇到了比她小将近20岁的斯蒂芬。
起初，余金巧觉得斯蒂芬太轻浮，但他舞跳得好极了，又有音乐天赋，最终两人还是走到了一起。
两人都是“舞疯子”，余金巧道：“我发觉跳舞变成了一件真正快乐的事，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跳舞成为谋生工具的时候，那是一份辛苦的工作。现在，我们想想什么时候跳就什么时候跳，想去哪就去哪。”
跳舞，直到最后一刻
2010 年代中期，余金巧和几位前唐人街舞蹈者一起加入了格兰特大道歌舞团，这是一个复古唐人街风格的表演团体。她们四处演出，从拉斯维加斯到古巴哈瓦那，再到中国上海。
2018年，余金巧在拉斯维加斯遇到了一个名叫杨圆圆的中国纪录片导演，听过她的故事后，杨圆圆坚持要将她的故事拍摄成纪录片。
她一直追到圣巴勃罗余金巧的家，终于打动了经历丰富的女舞者。一群曾在上世纪夜总会上叱咤风云，如今依然活跃在舞场上的奶奶们，一个又一个为杨圆圆展示她们的人生，以及上个世纪唐人街的变迁。
“以前跳舞是为了谋生，现在是年轻人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余金巧道：“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愿意谈论自己的过去，但现在我接受了一切。”
她92岁的时候前往上海外滩美术馆演出。当她表演完后有人问她：“接下来有什么行程安排吗？”
余金巧笑道：“我们准备去跳迪斯科。”
去世前一周，余金巧还在跳舞。谁也没想到，无病无灾的她竟然在家中溘然长逝，就在去领取拉斯维加斯艳舞大会的终身成就奖的前一天。
有人问余金巧的女儿莎莉：“你的母亲一生中有什么遗憾吗？”
莎莉回答：“有一件舞蹈服装没能做完。”
余金巧是位如同一团烈火般的女性。
她突破了界限，在排华的美国，在保守的华裔群体中走出了一条新路。
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在陌生的环境，要低调、要中庸，要融入。但余金巧偏偏颠覆了我们温顺顺从的传统观念。她无所畏惧而且强大，敢于走其他人不敢走的路。
她有底线，知道分寸，绝对不跨越最后的那一道横线；
她从不缺乏勇气，身体里永远都蕴藏着从头再来的力量；
她不缺自信，三段婚姻，哪怕70岁也勇敢去爱……
她是如此热爱生活，同时也被生活所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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