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适之见余，再不乐意讨论老子，而别撰《说儒》新篇。在彼撰稿时，屡为余道其作意。余随时告以己意。如是者数次。适之《说儒》终于成篇，文长五万字，仍守其初意不变。其说既与余上古史堂上所讲意义大相背驰，诸生举适之此文设问。余遂于堂上明白告诸生，余所持与适之《说儒》不同之所在。诸生或劝余为文驳论。余告诸生：“学问贵自有所求，不应分心与他人争是非。若多在与他人争是非上分其精力，则妨碍了自己学问之进步。《孟子》一书，只在申孔，不在辟墨。遇两说异同，诸生贵自有折衷。并余已将今天堂上所讲，一一告之适之，不烦再为文辩论。”遂拒不为。诸生乃浼余助教贺次君即就余讲堂所讲撰一文，刊之北大史系同学在天津《益世报》所主办之副刊上。适之见之，大不悦，但亦未撰文反驳。主编此副刊之同学乃欲次君别为一文自解说，次君拒之，谓所辩乃本钱师之说，不能出尔反尔。不得已，主编此副刊之同学乃自为一启事，解说此事。自后余来香港，某君在《港大学报》上刊一文，专为讨论适之说儒。余始别为一小篇，追忆前说，则已上距当时十年外矣。今余此文，已收入余之《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集。

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上述老子孔子两氏不过其主要之例而已。闻有北大同事之夫人们前来余课室旁听，亦去适之讲堂旁听，退后相传说以为谈资。惟一时所注意者，亦仅为一些具体材料问题解释之间，而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一大问题上，则似未竟体触及也。然孟子所谓“余非好辩，亦不得已也”，余深深了此意境。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169-170页。

兄驳斥海光一函，尚未见到。弟意最好省去此等闲争论，只求在自己一面更深入、更广大，别人的暂置不理，静待第三者来批判。我们必信“社会自有公论”一真理，然后总能安身立命。若果信得此一真理，则真可百世以俟而不惑，又何必急待争辨乎？苟从反面说，则真有索解不得之苦。弟在此教书，亦深感其苦。学生笔记总怕看，看了便减少上堂兴趣，因所讲深处，学生总不领会，便上堂有索然扫兴之心情，只有少看学生笔记，反而觉得自己讲得有精采。同样道理，对别人意见与我相异，亦只有置之一旁，不问不闻。此非深闭固拒，能多看古今大著作，自能日有长进，何必理会薄俗妄论乎！

关于殷海光一函，已由《民评》金君送来，匆匆阅过。弟意此等文字，以不发刊为是，若为讨论学术，争辨是非，亦须选择对象。殷某殊不值往复，所论亦非学术大体。将来关于此等，鄙意只以不理为佳。拈大题目发大议论，久之自有大影响，只恐我们自己力量不够。外界是非，如殷某之辈，无世无之。想来以前人也等闲看过，不以形之口齿笔墨，故后世遂不知耳。…君子隐恶而扬善，青天白日之下，魑魅自尔匿迹。照妖镜不能比日月光晖，亦须照大妖。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此非故作乡愿之意。以上驷竞下驷，亦非卫道良策也。

钱婉约编：《钱穆致徐复观信札》，中华书局，2020年，第145，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