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打仗打的不是兵力，也不是武器装备，而是对阵双方对信息的获取能力。

孙子兵法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绝对不会说人数多、武器好就一定能够“百战不殆”，要做到“知己知彼”，就是要充分掌握信息，既知道自己的信息，更要知道对方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信息的传递和获取，有很多方式，一开始是人力，再后来依靠马匹、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等，稍微先进的时候就能够使用电报这种即时通讯方式了。

国民党很早就掌握了先进的通讯工具，1931年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国军的部队通讯都是用的无线电台，通过发电报进行联系。

而我党那时候，还只能靠人力两条腿传递，井冈山有几百平方公里，绝大部分都是森林，山高林密，层峦叠峰，地势险峻，部队通常也是分散在各地，当年毛主席和朱老总互相寻找，朱毛和彭德怀互相寻找，只能靠人力，要花费了不少工夫！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的通讯实在太难了！

直到1931年，我军从张辉瓒师部缴获一台15瓦特的收发报机，如获至宝。同时，还俘获了数个无线电报务员，有两个人自愿加入我军，其中一个人叫王诤，他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也是我国通信行业，电子行业的奠基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创始人。

自此，我军的通讯事业就大不相同，我军对信息的获取能力，明显逐渐超过国军。

我军获取国军信息有两种途径：

一是依靠地下党员。比如：傅作义出任华北“剿匪”总司令，率部连克集宁、大同、张家口等重镇，打得晋察冀军区差点无法翻身，最后还是靠周恩来组织布置傅冬菊回北平“看望”父亲，体贴地留在傅作义身边，这才逆转了华北战场的不利局面。

二是依靠通讯工具，这是是大部分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比如粟裕在华野司令部建有代号“四中队”的技术侦察小组，这个小组掌握当时条件下的无线电高科技手段，能侦察和破译敌方的各种重要密令。他们和地下党员一起，构成了一个高效而快捷的情报处理网络，被粟裕称为“千里眼、顺风耳”。

李默庵本来是国军名将，抗战中，李默庵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忻口战役，在正面战场上与板垣师团一对一地格斗，后来又在中条山打游击战，在国民党将领中，这样正规战能打、游击战也会的人并不多见。可见，李默庵军事指挥水准是一流，可他的任何军事计划一制定，都被粟裕的“四中队”捕捉到。

反观我军粟裕这边，深知“事以密成，语以泄败”的真理，为了实现“撤出海安，以运动战歼灭敌军”的目的，出于保密需要，粟裕不通过电报沟通，反而亲自带着一名警卫员，轮番使用摩托车、自行车、船只等交通工具，一天一夜赶到淮安，与上级沟通取得支持。

对于国共双方来说，国军的行动，我军都知道；我军的行动，国军完全不知晓；信息已经严重不对称了，国军怎么可能还能打得赢呢？

因此，对于信息战，我军在初始阶段确实是落后了一点，但我军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逐渐反超国军，最终在信息战上完胜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