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大姐，您当年跟着罗部长出国那会儿，真就为个称呼闹别扭？”1961年初春的某个下午，郝治平正在总参办公室整理文件，新来的警卫员突然冒出一句。她握着钢笔的手顿了顿，抬头时眼角泛起细纹：“小鬼头，这可不是闹别扭。”窗外柳枝抽芽，阳光穿过玻璃洒在泛黄的笔记本上，映出1941年太行山深处的记忆——那年她十九岁，在抗日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上第一次见到罗瑞卿，他站在土台子上讲话，腰间皮带勒得笔挺。

新中国公安事业奠基者的伴侣并不好当。1949年刚进北平那会，郝治平拎着两只木箱住进东交民巷的老宅子，院里杂草长得比孩子还高。公安部初创时期，罗瑞卿整宿整宿对着地图画圈，她就在隔壁屋誊写保密文件。有天深夜两点，丈夫突然推门进来，军大衣上沾满寒气：“治平，你说这北京城的胡同像不像蜘蛛网？”她搁下钢笔笑了：“我看你才是织网的蜘蛛。”这话不假，后来每逢重大活动，罗瑞卿总要带人把现场每个窨井盖都掀开检查。

1953年国庆观礼成了郝治平心里的一根刺。那天她带着三个孩子挤在观礼台东南角，八岁的女儿突然指着城楼喊：“妈妈快看！爸爸在毛主席旁边！”焰火映得半个夜空通红，丈夫的身影却始终背对欢呼的人群。警卫员后来告诉她，罗瑞卿全程盯着城楼四个角，连礼花炸响都没抬过头。这事她记了半辈子，直到三十年后整理遗物时，在丈夫日记本里翻到段潦草字迹：“今日焰火极美，可惜背对而站，唯闻欢呼声如潮。”

称呼引发的风波远比外人想象复杂。1961年出访缅甸前夜，郝治平把新做的连衣裙摔在床上：“老罗你说实话，是不是觉得我郝治平离了‘罗瑞卿夫人’就什么都不是？”正在系领带的将军手一抖，领结歪在喉结下方：“周总理亲自定的名单，这是外交工作需要。”话没说完，妻子已摔门而出。廊下月光如水，她想起1955年授衔那天，自己戴着上校肩章回家，罗瑞卿特意让炊事班加了两个菜。那盘红烧肉在桌上冒着热气，他说：“郝上校，往后可要多多指教。”

周恩来打电话来那日正逢倒春寒。话筒里传来总理带笑的声音时，郝治平正对着穿衣镜试戴珍珠项链，手一抖，珠子噼里啪啦滚了满地。“总理，我…”她弯腰去捡，冰凉的珠子硌得掌心生疼，“我就是觉得别扭，跟旧社会的官太太似的。”电话那头沉默两秒，突然响起爽朗笑声：“小郝啊，当年在重庆谈判，蒋夫人可没少给我们添堵。如今咱们的‘红色夫人’，就是要让那些资本主义太太们看看，新中国妇女是什么气派！”

邓颖超送来的黑缎旗袍带着樟脑味，郝治平站在穿衣镜前转了两圈，总觉得后腰空落落的。张茜拎着皮箱来找她，见状噗嗤笑出声：“郝大姐别别扭了，你看我这高跟鞋——”脚踝一歪差点摔进沙发，“陈老总非说穿这个显气质，我看是存心要我出丑。”两个“将军夫人”笑作一团，窗外的玉兰花苞正在暖风中轻轻摇晃。后来出访照片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缅甸群众举着花环欢呼“中国夫人”，郝治平侧身礼服的剪影，倒比年轻时穿军装的模样更显飒爽。

罗瑞卿晚年住院时总爱念叨那次出访。有回输着液突然笑出声：“记得你在仰光宴会上，用俄语跟苏联大使夫人聊了半个钟头？”郝治平削苹果的手不停：“谁让某些人非说外交场合夫人只管微笑就好。”刀尖划过果皮，露出雪白的果肉。病房消毒水味刺鼻，她却恍惚闻到缅甸茉莉的香气，那年她站在勃固王朝遗址前，听当地华侨颤声说：“四十年了，头回见祖国来的女干部。”

2003年郝治平接受口述史采访，记者问起“夫人风波”，老人扶着助行器走到书柜前。泛黄的访问日程表夹在《公安工作条例》和《缅甸风物志》之间，钢笔字迹依然清晰：“2月14日，夫人茶会。”她摩挲着纸页轻笑：“那会儿觉得‘夫人’是金丝雀，后来才明白，金丝雀也能唱战歌。”窗外知了叫得正欢，八十二岁的女上校眯起眼睛，仿佛又看见滇缅公路上吉普车扬起的尘土，后视镜里，北京城正在春天里拔节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