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说自己来山东是为父老乡亲造福， 老百姓则说： “张宗昌， 坐山东， 山东百姓受了坑； 不怕雨来不怕风，怕的是兵来一扫清！”“也有葱，也有蒜， 锅里煮的张督办！”

张宗昌除了贪杯好色，荒淫无耻，其日常生活也是挥金如土，无不奢华至极。仅一顶貂皮帽子，便值千余元。据在其内宅充过奴仆的人说，他家里天花板、木隔等糊的是花丝葛，地板上铺的是外国丝绒毯，其它床帐被褥，一应杂具，也是极尽奢华之能事。他最宠爱的七姨太太有一卷毛狗，是3000块大洋买来的，日食牛肉、牛奶、鸡蛋等，还有一个专门的狗奴为之看护，这位狗奴才月薪三千元，相当于普通农民两年的收入。她装裱一座楼房花了五六千元，一双珍珠鞋值四五千元。姨太太均有副官一人，护兵二人，汽车一辆，其余奴仆厨役无数。统计张宗昌在鲁时，每年开支比前任督军多至20余倍。

特别是张宗昌在山东养有十几万军队，连年征战，耗费不资。由他亲信组织的军政机构上行下效，拚命搂钱，中饱私囊，仅举几例便现全貌。

政务厅长毛振鹗，除正常搂、卡、索、要外，向每县各推荐一个亲友，只要30元薪金，而不到差办事，实则有名无实。全省百余县，每月即可得3000多元，三年之中累计10万元以上，竟无人发觉。

教育厅长王寿彭，一个状元公也竟然大把抓起钱来。他在新税额提成中，一次即搂了10万元，存在正金银行。他在大连取钱时，以山东省钞付之。王寿彭稍质问：“为什么我存的现洋而你们却给省钞。”日本人说：“汝当日所有者是此票，今亦以此相付，汝乃不要，故意捣乱耶！”即被殴打驱出。王寿彭既失巨款，又被辱打，夜间上吊而死。

烟酒公卖局长吴宝彝，喜藏汉玉，当时有“汉玉大王”之称。在职三年，积资至200余万元。

山东省银行行长蒋邦彦，为张宗昌的军饷而滥发钞票。他发财也最多，据说达5000万元之多。他把巨款存入日本正金银行，不料日本人心狠手辣，竟在大连买通了他的佣人，用电线将蒋邦彦勒死。该行以无本人签字为理由，拒绝付款，5000万元的山东民膏，遂为日本人一口吞没。两个佣人也被日本警察署杀害灭口。

山东印花税处长洪梦松，脱离财政部，自制税票，创办济南、青岛、烟台等地办事处。在印制税票时，与山东省印刷局和林宪祖联合舞弊，加价虚报，共制票额400万元，多报印价10万元。

山东高等检察厅长邱任元，在推行不动产登记处总办时，曾将初期所收税款20万元支票亲自交付张宗昌。张宗昌正在赌牌九，一场就把此款输光。

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以前，山东每年的军费开支为565万元，其中陆军第五师占135万元，陆军第四十七混成旅占65万元，其余为其他各部队的军费。此外，督办公署军需军费60万元。

张宗昌督掌山东的第一年，军队增加到了十四五万人（编制计划，非实际数目），月需薪饷、战费高达1000万元以上。到了1926年，张宗昌第二次南下江南战败齐燮元之后，各省军人麋集济南，纷纷要求成立队伍。这样无限制地扩编，山东军队陆续发展到32个军的番号。于是，军队一连欠饷五六个月的情况已成惯例。这还是就军费开支一项而言。张宗昌的挥霍无度和他的财务人员趁火打劫，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这么大的数项都从哪里来呢？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来自民间，害苦百姓。

首先是增加田赋。张宗昌督鲁之前，山东的田赋向来是每银一两。连同正、杂各税费，作银元2元2角征收。张宗昌督鲁之后，一开始就增加一倍，每田赋银一两征4元4角。过去一向是上下忙两季征收，张宗昌的胥吏则是一次征足；后又每年征收两季，每赋银一两，两次共征8元8角；有的县还加征4角，共为9元2角。山东全省田赋过去岁入约1000万元左右，军费占十分之六，政费占十分之三，预备费占一成。张宗昌到山东后，增加两倍到四倍，仍感不足。于是，又巧立名目，征收各种额外捐税。

张宗昌督鲁三年，无日不在尽量搜刮。想要多少钱，就下条子叫几县摊派。北伐成功后，据省财政厅统计报告：“自张宗昌莅鲁起至离鲁日止，征收之丁、漕及特附捐，其有账可查者，按照正额计算，有征至民国廿八年(1939年)以上的。”现把他所征收的捐税名目列出如下：

1.地丁军事善后一次特捐；2.漕粮善后一次特捐；3.地丁讨赤一次特捐；4.漕粮讨赤捐；5.地丁军事特捐；6.地丁军事附捐；7.漕粮军事附捐；8.李董堵口附捐；9.赈济特捐；10.河工特别附捐；11.汽车路附捐；12.营房捐；13.军事借款；14.善后公债；15.烟酒税费特捐；16.公卖买特捐；17.登记成立挂号费；18.登记印花；19.不动产登记费；20.纸币执照捐；21.纸币印花；22.长途电话；23.烟种捐；24.烟苗罚金；25.营业牌照；

26.军鞋捐；27.第一军甲子战役抚恤券；28.直鲁军讨赤役抚恤券29.验烟凭照费；30.烟照印花；31.修张宗昌生祠捐；32.张宗昌铸铜像捐；33.垫柴草费；34.慰劳将士费；35.锅头捐；36.养狗捐；37. 住房捐；38. 富户捐；39. 人口捐；40. 官卖鸦片捐；41. 烟灯捐；42. 小车捐；43. 人力车捐；44. 印花税；45. 牲畜税；46. 落地税；47. 青菜税；48.娼捐；49. 戏捐；50. 鸡捐。

以上捐税又规定必须完成的数额，大县纳5万，小县纳3万。后来又“寅支卯粮”，到1926年终，已超支多年。

在这些捐税中，“讨赤”特捐这一项，占有很大数字，而且订有奖惩办法，征收起来较易完成。捐税既名“讨赤”，作用颇大，谁要是抗拒，或办事不力，马上加以“同情赤化”、“贻误戎机”的罪名，重则有身家性命的危险，因此，尽管数字庞大，地方上也必须踊跃输纳。

财政厅所规定的奖惩办法，主要是在限期内如额全数解清者，以金额三成作为出力人员的奖金，连续（该捐一期接一期地不断征收）如期完成者，除照给奖金外，并酌情予以保升。逾限不能征齐解清者，分别惩处，严重者县长撤职查办。各县县长既然怕受处分，又有利可图，征解均甚踊跃，甚或在银行息借巨款先行解缴，然后再向当地商民勒派，以图得到奖励（因借款利息小于奖金比数许多，虽付息金仍然有余，并可借此受到保举，故乐为之）。此项捐款与山东省银行钞票、军用票，实为张宗昌时期压榨民脂民膏最恶毒的手段，也是数字最大、最招愤恨的一件事情，估计每年总数在1亿元以上。

其它捐税的奖惩催征办法也相当严格，张宗昌和他的仆从为了把各种苛捐杂税的收入尽快搜刮到手，特设立了财政清理处、全省稽征局、赋税督察处三个税收机关，其实力均在财政厅以上，而赋税督察处的办法尤为凶狠。清理处、稽查局各有职员200多人，督察处则有600多人，全省各县都派有督察员。赋税督察处长为王寿峰，是张宗昌一位姨太太的胞兄，天津人，为人跋扈。他委任的各县督察员，督察的结果使各县县长、局长、科员因舞弊拘解来省者，动辄百余人。这些人分押在省城的督察处、执法处或军法科，直至弊款交清，始予释放。以苛捐杂税勒索商民，再以弊端赃款勒索官吏，真可谓花样百出了。

另一方面，又制订了一套奖惩办法，规定在10天内解交的税款，可以搭交山东省银行钞票三成（如缴款1万元，可搭省钞3000元，按平均折价5角计算，可以获得奖金1500元）。在20天内解交的税款，可搭交省钞二成。在一个月以内解交的税款，可搭交省钞一成。超过一个月的税款，一律交现洋，否则处分。省里要处分县长，县长就不敢怠慢。他们每逢接到开征赋税的电令，就立刻召集里长，按照各里地亩多少，分别定出预借税款数目。对拒不接受的里，县长即予扣押，并以刑杖严逼各里催税胥吏，务必按期将数迅速催齐，俾早日上缴，获得搭交省钞折价重赏。里长和催税差役再转向农民强索，稍有不遂，即扭送官府关押。

张宗昌的军队在当地勒索的情景更是无奇不有，诸如柴草、马料、官车、修营房、裱糊房子等等，都要当地人民负担，甚至连军官所吸的鸦片烟费也要县府供应。民间疾苦，概可想见。

捐税不但多如牛毛，此外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价、勒卡。山东烟酒税额，原来全年60万元。张宗昌到山东后，也加倍征收，再加烟酒特捐全年50万元，共增至200万元。津、胶济两路的货捐，每年每路收入原额不过100万元，后来每路货捐各加为300万元，共计600万元。此外，还有司法罚金、临时特别大宗捐款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收入也颇为可观。据闻临城的中兴煤矿公司一次即被勒捐100万元；山东盐商东纲公所原存海防经费一项，日久未交，一次竟被勒款300万元。

据祝仞千说：张宗昌到山东的第一年还成立了一个烟税局，由林宪祖介绍一个在掖县做银钱生意的姜镜海充任局长。姜上任后，立即被派往东北五站运回两麻袋鸦片烟种子，分派济南周围各地种植，借此大量征税。

张宗昌在山东统治三年多，赋税捐杂已增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仍不能满足他的支付需要。于是，他的筹款人员又想出了一种办法，就是滥印滥发各种纸币，以增收入。

张宗昌滥发纸币，计有：1.山东省银行票；2.军用票；3.金库券；4.自制税票；5.善后公债等。

山东省银行经理蒋邦彦发行的省银行钞票是重要的一笔收入。他按照张宗昌旨意办事，利用银行的信誉使人们上当，发行的省钞漫无限制，就连当时的银行职员也不知道究竟发行了多少省钞票，反正有后台支持，可在全省流行，参与者又可从中大捞油水。此外还发行了一次甲子战役（即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宗昌第一次南下的战役）抚恤奖券，本来战争发生在张宗昌督鲁之前，与山东沾不上边，而对战争的善后费用也硬加在山东人民头上。

他们虽然发行了这么多纸币要全省人民使用，但代理收付全省款项的省银行却规定：收款要现洋，付款全给纸币，这几乎就等于白白从人民手中收取现洋了。纸币充满市面，而银行却装满了银元。偏远的地方，现银一元涨至京钱八吊以上，省钞及军用票则更不值钱。当时以纸币换现洋，价额相差极大。初期省钞一元价值七八角至五六角。后来省钞一元跌价到三角六分。大量发行纸币的结果，导致了金融的严重混乱，物价暴涨，一时倾家荡产、企业倒闭者不可胜计。

1928年春季，奉系为蒋介石所败，逃出关外，山东省银行倒闭。张宗昌和蒋邦彦也逃到大连，他们想把一文不值的山东省银行钞票从天津运到大连，对折作价售给日本浪人，再由日本浪人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算账，真是祸国殃民达到了极点。结果，无数的山东省银行钞票通过海上运输运到大连时，为日本海关所没收。

对山东百姓和社会坑害尤为严重的是军用票。1925年末，张宗昌与直隶督办李景林组成直鲁联军，1926年初攻占天津，这时为了进一步搜刮人民脂膏来维持军需，开始大量发行军用票。

直鲁联军军用票管理局设在北京前门外虎坊桥，山东省银行经理蒋邦彦兼任管理局总办，北京宪兵司令王琦与林某为会办，吴季玉为坐办，这些人尽是搜刮能手，心狠手辣。军用票初次发行50万元，券额分做5元、1元、5角、2角、1角五种。设有两个兑换处：一在虎坊桥管理局附近，以大票换小票，元票换角票；一在西河沿，以角票换铜元。名为兑换，实为作戏。规定每人限兑一角，给双十铜元15枚。每天上午9——12时，下午2——4时为开兑时间。那时被迫收用军票的小兵和老百姓要往返多次，东跑西跑去挤兑，被支来支去。

有的等了三四天还兑不到一个铜元，有的晚上就睡在路上候兑，真是坑死人了。两个兑换处都驻有宪兵，当门插上大令，一遇拥挤，棍打鞭抽。往往铜元没有换到，先吃了许多棍鞭。市上奉票本已充斥，再加上这些军用票，印制极度混乱，5元的军用票，仅值双十铜元15枚。

如果仅发行这50万元还好一些，问题在于无止境地、不断地发行军用票。初次发行的军用票原定一个月后收回销毁，然后再发。如果全部销毁再发也还有个限度，可实际上几乎未予收回。蒋邦彦另有妙招，他玩了一个在天安门焚毁“旧票”的骗人把戏。他派若干办事员在东交民巷瑞金大楼里，将大量新印制的军用票，放在沙土水泥搅拌的泥浆中磨擦新钞四边，直到看不出有新票的痕迹。花了约一周的时间，将几十万张新票变成了“旧票”，冒充已经收回的旧票，装了十几箱，煞有介事地在天安门前举行焚毁“旧票”的仪式。这样连搞多次，究竟印发和流向市场多少军用票就无法统计了。办事员们也不敢声张，因为如果走漏风声，就要受军法处分。

北京山东省银行分行是接替直鲁军用票发行的继承机构，表面是张宗昌部队的给养供应站，实际上是张宗昌的私人账房。驻在直隶的鲁军军饷，由张宗昌开给支款批令，从5000元到10万元不等，到该分行核发时，往往只发一成或三成，全部领完，不知要等多少时候。而张宗昌自己到北京时，手里尽是百元大钞，狂嫖滥赌，一夜的挥霍，成千上万，无法估计。这种钞票，市上毫无信用，第一天花了，第二天就来兑现。分行里平日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经理主任们，为了做好兑现准备工作，一面以高额现贴调划银币；一面勾结张宗昌的侍从人员，随时探听张宗昌挥霍的数目，以便做好应兑工作。从早到晚，行中人员都为兑硬币而疲于奔命。

发行的钞票和军用票不仅随心所欲，而且毫无信誉，在市场如同废纸，还有许多兑换中的麻烦。后来张宗昌一伙人又变换手法，发行金库券和善后公债，这样也可一下子搂一笔巨款，至于什么时候还债，那就不去管它了。随着形势的发展，南方革命势力日益向北延伸，山东境内也是民怨沸腾，张宗昌也预感到他在山东的统治怕是不会太久了，这样，就更不计后果，任意妄为了。

当时的财政厅厅长杜尚，每年发行金库券一次，约500万元。自1925年至1927年共发了三次，计1500万元；山东公债局总办张肇铨发行的善后公债，达2000万元。这些名为公债，对百姓来说，交了钱就别再想有朝一日还回来，都是肉饱子打狗，有去无回。

除此之外，张宗昌一伙还在中央税收上打主意。在旧社会，印花税也是一种国税，税票向例由财政部印发。1925年张宗昌督鲁后，开始自制印花税票。它的好处在于，一方面截留上缴中央的部分税收；另一方面是无限制的制票，任意规定税收范围，不断加大税收数额。当时税额每年不过40万元，实际收入还不到此数。为了增进税收，规定了贴印花的详细办法，如戏票、电影票、药方等，凡是可以代表收据的，都需贴印花，贴印花就收税。同时规定每年春秋两季，由印花税处选派检查委员分赴各县，检查各商店企业的帐簿、折据是否按规定贴花。不合法的按照部章规定缴纳罚金。各委员是临时性质的，仅支付旅费，没有薪金。

这又出了问题，没有薪金就得从中搂、从地方榨。他们依靠罚金提奖作为补助。头一次，每人检查十几县，除了罚金提成加上县里送给的川资，每县一个人得到数百元。以后再派委员，就按照县的大小搭配好了，借此可以多派些人，也就是多给亲友们安排些临时搂钱的机会。

自从实行新税和实行检查之后，税额收入提高到每年100余万元。

由于规定解款时搭解三成军用票，收税款时经常使军用票不足三成，而现洋超过七成，不足军用票到黑市上购买，仅值1角钱，这样，经手人又可从中捞到不少现洋。如省银行的经理蒋邦彦存入日本正金银行的5000万元现洋、教育厅长王寿彭存入日本银行约10万元现洋，主要是靠此途径得来的。

以上这样无尽的搜刮，张宗昌仍不满足，又自己单独向金融机构借款。

1930年山东省财政厅清账，对张宗昌借款一项分四条述之：

1.以财政厅名义借款：中国银行本息563300余元，交通银行本息377 000余元。

2.以财政厅名义担保省银行借款：欠中国银行283000余元，欠交通银行283 000余元。

3.张宗昌勒借中国银行，是财政厅借款合同，欠本息690000余元，欠交通银行是督办公署张宗昌收据，本息246000余元。

4.济宁借款：本息合计中国银行42 300余元。

这些借款，张宗昌本未打算归还，及他败退山东后，更成了呆账、死账。

张宗昌督鲁三年，实为祸国殃民。人们说他在山东这几年，使山东的天升高了三尺。这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他特别能搜刮，将地皮刮去三尺，这样，天也自然升高了三尺；其二是说，张宗昌在山东无法无天，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了他，随心所欲，胡作非为。

张宗昌上任山东督办后，多次向人们宣称，他是本着鲁人治鲁之精神回到山东的，目的在为山东父老乡亲造福，日后做得怎样，大家自有评判。可是，他给山东带来的不是福，而是无尽的灾难。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山东人民生活贫困，再次掀起了闯关东的潮流。据当时报纸记载，山东总计一百零八县，到张宗昌败退山东前夕，就有四十八县无人烟。

人们对这位衣锦还乡的督办怨声载道，当时全省关于张宗昌的民谣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学会掖县话，能把皮带挂（当时军队中的军官都挂皮带）”。

“张宗昌，坐山东，山东百姓受了坑；不怕雨来不怕风，怕的是兵来一扫清！”

“张督办，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就把眼剜！”

“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

“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

“弓长二小戴着帽，不到两日就缺吊！”

“戴帽的二小张，不到两日遭弓殃！”

（将“张宗昌”三字拆开，张为“弓长”，宗为“二小”戴帽，昌为“两日”。“两日”意为日无多也。“缺吊”系鲁南方言，意“掉差”也）。

从这些民谣中看出，山东各地人民对他是恨透了。这些民谣，也就是对张宗昌治鲁三年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