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平按:本文系我的春秋战国系列之一,去年底刊发于《钟山》长篇增刊。

穿过一孔爬满青藤的圆门,我看到了石壁间的那汪泉水。

泉水掩映洞穴,洞穴暗藏玄机。相传,叱咤风云的吴王阖闾,和他珍爱的宝剑一起,长眠于水下。为剑所诱,秦始皇来过,孙权来过。但除了留下伤疤般的水池外,他们一无所获。

所以,这更像一个隐喻,一个关于水和铁的隐喻。吴国和越国如同流星般的灿烂与坠落,与水有关,与铁有关。

比如,我曾无数次想象过的那场家宴。那场盛大而又步步杀机的家宴。在一群剽悍武士的严密监视下,专诸端着一尾刚烧好的鱼走进大厅。厅里,吴王僚和他的堂弟公子光正亲亲热热地举杯畅饮。

当吴王僚被香味吸引而转过身时,电光火石之间,专诸从鱼肚里抽出了短剑。

铁的短剑刺破铁的铠甲,鲜血奔涌,喷洒到热气腾腾的鱼肉上……

水稻

从黄土深厚的关中平原前往湖汊密布的江南水乡,太伯和仲雍兄弟以逃避的方式满足了父亲的愿望。

作为父亲的长子和次子,按周人继承法则,他们将是父亲百年之后,继承君位的首选和次选。不过,他们发现,父亲不仅认为老三更贤能,且老三的儿子“有圣德”。父亲想把君位传给老三,再传给老三的儿子。

孝顺的老大和老二,他们要满足父亲的愿望,惟有出走。

出走的目的地,选在了江南。

那时的江南,还是未开化的蛮夷之地。当地人断发纹身,饭稻羹鱼,岁月蒙昧而混沌。兄弟俩高贵的出身和仁孝的举动感动了当地人,“从而归之千余家”。以这千余家人为基础,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吴。

这起重大事件,史称太伯奔吴。太伯奔吴的结果,一是吴国降生;二是他的父亲公亶父如愿把君位传给了老三季历,再由季历传给姬昌。

姬昌不负祖父厚望,为他的儿子周武王灭商建周奠定了坚实基础——姬昌就是孔子一生最崇拜的人:周文王。

等到武王平定天下后,派人寻找太伯和仲雍的后人时,才知道他们已经建立了吴国,于是就把吴地封给仲雍的后裔周章,爵位不高:子。

四月的南中国乡村,细雨如筛,子规声里,房前屋后的山间,是错落相间的桑园和竹林。山下的小块平坝上,是一方接一方的水田。田里,绿油油的庄稼长势良好。这庄稼,就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主食——大米——的来源:水稻。

从全球种植面积来说,水稻次于小麦,但它是世界上种植区域最广的作物。除了南极洲,其它地方都有种植。

至于中国,从最南方的海南陵水(由于热量充足,这里的水稻一年三熟),一路向北,直到黑龙江北部的呼玛,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只不过,在中原地区,人们更习惯种小麦。

已经发掘的中国各史前遗址里,出土最多的粮食就是水稻,并且,它们又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故此,科学家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地方。

江南地区的土壤,《禹贡》评为下下,即九等中最差的。但《禹贡》评定的标准,是依据是否宜于种植麦菽稷黍等旱作。其实,江南地区虽“厥田惟下下”,不宜麦菽稷黍,却宜水稻。

禹贡九州中,吴越属扬州,扬州系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多雨,年降水量一千二百毫米,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一千七百毫米。充足的光照,丰沛的水量,优质的土壤,为吴越最发达的稻作提供了坚实基础。

苏州阳澄湖南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名叫草鞋山的地方,先后发掘出稻田九十块。

这些稻田,分布在低洼地带,形成一个个长方形或不规则形的坑,坑与坑之间有田埂分割,几块到几十块稻田相串联,田块之间有水口连通,并有配套的水沟、水塘和水井。

根据C14年代测试,属于马家窑文化晚期,距今约五千年。——就是说,当太伯兄弟从关中来到江南时,江南地区的原住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稻作技术。太伯兄弟吃惯了粗糙麦饭的舌头,得以亲近香糯的米饭。

人们常说江南是水乡泽国,没到过江南的人,很难想象这里水的丰沛——原野上,不出三两里,一定能看到河流或湖泊。

以绍兴为例,八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六千七百条长长短短的河流纵横交错,总长将近一万一千公里。

绍兴与宁波之间,余姚江缓缓流淌,河流两岸,是肥沃的冲积平原。春夏之交,平原一派青郁,正在拔节的水稻,显露出无边生机——水稻年复一年地在这块平原上生长并养活众多人口,已经有好几千年了。就在余姚江畔,有一处重要文物:河姆渡遗址。

发掘于20世纪70年代的河姆渡遗址,是我国东南沿海最早的新石器遗址,距今已有五千年以上。

博物馆里,七千年前人工栽培的稻谷、带有碳化了的饭粒的陶片,以及骨耜、木杵等全套耕作工具,不仅雄辩地证明了长江中下游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区,也表明吴越地区早在蒙昧的史前就有发达的水稻种植业。

水,丰沛的水,潺潺流动的水,无处不在的水,它使江南成为水稻种植的最佳地区。近代科学改良小麦品种前,水稻一直是世界上最高效的农作物。

每公顷小麦可养活三点六七人,而每公顷水稻可养活五点六三人。鉴于水稻对人类的重要性,2004年,联合国第57届大会把当年定为国际稻米年,主题言简意赅:稻米就是生命。

民以食为天,水田所产的稻谷,足以让太伯和仲雍的后裔衣食无忧——一个侧面证据是,在江苏句容发掘的春秋吴国墓中,出土了许多随葬的陶坛。坛中,普遍放有粮食。

这些粮食,几乎都是稻谷,一个死者的随葬粮食多达五六百斤。极盛时,吴国疆域也不过十万平方公里,和今天江苏省的面积相当,而吴国的军队,极盛时则有约二十万。要以落后的生产技术,养活如此众多的职业军人,高产的水稻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献说,吴越水稻即使“十年不收于国,而民有三年之食”。高产的水稻决定了吴越不缺军粮,且可以把一部分人从农耕中脱离出来从事手工业。

此外,吴越地区发达的稻作农业还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影响:吴国灭亡后,大部分吴人成为越人,少部分吴人发挥他们擅长造舟和航海的优势,浮槎远行,顺着洋流漂流到一衣带水的日本,并将水稻种植技术也一并带去。从那以后,日本也纳入了东亚稻作文化圈的范围。

运河

生命的晚年,老病的杜甫困居夔州,用诗篇追忆年轻时代的壮游。他回想起二十来岁时在苏州访古的经历。

最令他感兴趣的,便是多年后我看到的那汪黛绿的泉水,那汪据说埋葬了吴王阖闾和他的宝剑的泉水。杜甫在诗里对阖闾政变上台,用了五个字作总结:蒸鱼闻匕首。

水乡江南,水产丰富,鱼是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餐桌上的寻常之物。阖闾政变的重要工具,就是一尾大鱼。

司马迁说那是一条烤鱼,杜甫说那是一条蒸鱼。烤鱼或蒸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条鱼得足够大,大到能在鱼腹里藏下一柄短剑。

成为刺客前,专诸到太湖边学习了三个月厨艺。他反复练习的菜式只有一种,那就是烤鱼——或者蒸鱼。三个月后,当他的烤鱼或蒸鱼令人食指大动,赞不绝口时,吴王僚的死期就到了。

吴王僚与公子光是堂兄弟。公子光认为,按爷爷当年定下的规矩,应该是他,而不是他的堂兄即位为王。多年来,公子光一直企图政变。

不过,直到他结识了那个来自楚国的奇人时,政变才有实现的可能。

奇人就是身负血海深仇的伍员,即我们熟知的伍子胥。

受小人离间,伍子胥的父亲和兄长都被楚平王处死,他一路狼狈奔逃,来到吴国,寻找兴兵复仇的机会。

公子光想政变登上王位,伍子胥想借助吴国复仇,两人一拍即合。

于是,便有了公子光以宴请吴王僚吃鱼为名而实施的刺杀。

踩着堂兄血污的尸体,公子光变身吴王,并改名阖闾。吴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这新的篇章,也是吴国难得一见的高光时刻。

如愿以偿作了吴王,但通过弑君方式获得王位,阖闾既担心诸侯不承认,更担心国内民众不服从,史书所谓“恐国人不就”“诸侯不信”。为此,他和伍子胥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

阖闾对吴国时局深感忧虑,他认为,吴国不仅从地理上来说处于偏远的东南一隅,“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其时的吴越地区,地势卑下,水患频仍。

更重要的是,吴国“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为之奈何?”——该怎么办啊?伍子胥的回答是:安君治民。具体说,就是“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

两千多年后,在苏州市区,我寻到了一条小巷,名为伍子胥弄。巷里,几栋楼房,构成一个小区,名叫伍子胥弄小区。

这个地方,据说,曾是当年伍子胥的府邸所在。从伍子胥弄沿外城河北行约两三公里,与如今已属网红打卡地的山塘街一河之隔的地方,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城楼。

入夜,橘红色的灯光打在城楼上,城楼与其下的城墙映在一片暖昧的粉色光晖里,惟有几具门洞,如同黑漆漆的嘴巴。

这就是苏州古城八道城门中最知名的一座:阊门。当然,我见到的阊门,早不是伍子胥时代的旧物,而是十几年前的新建。

阖闾二年,在伍子胥指挥下,吴国新筑了两座城,一座称为阖闾大城,一座称为阖闾小城。大城,与今天的苏州古城基本一致——史实表明,大城面积近十二平方公里,苏州古城面积则为十四平方公里。

阊门,便是阖闾大城的西北门。不过,当时它还有另一个更直接也更霸气的名字:破楚门。楚国在吴国西边,要征伐楚国,吴军须从阊门而出——伍子胥复仇的热望,阖闾称霸的梦想,是这个原本藉藉无名的小国最重要也最有效的内驱力。

与阖闾大城遥相呼应的是其西边的阖闾小城——它在阊门西北一百里外的太湖北岸。伍子胥修筑一大一小两座城的用意很明显:大城是吴国首都,是这个正在崛起的小王国的指挥中心;小城是要塞,要塞的功能,一是拱卫首都,二是作为讨伐楚国的战略基地。

北人骑马,南人乘船,这既是地理的选择,也是因地制宜的必须。对比中原诸侯驾驶着战车,以贵族决斗般的方式冲锋,南方水乡的吴国,既没有那么多的马匹和战车,水乡也提供不了大军对阵的平整疆场。

所以,吴国军队以步兵为主,而步兵,也需要借助水的力量——这些南方水乡长大的男人,从小就熟知水性,善于驾船。水运是将他们送往战场的最便捷也最省力的交通方式,同时,舟楫还是比马车载重大得多的运输工具。

和吴国一样,楚国也地处南方,伍子胥生活了几十年的楚国,它的地理环境和吴国差异并不大。他敏锐地看到了水的力量——于是,他率先开凿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运河。

苏州城西南的太湖之滨,有一座古老的小镇,名曰胥口。胥口,因其位于胥江河口而得名。而胥江,它从苏州城里一路蜿蜒而来,与太湖沟通。

胥口对面的太湖西岸,宜兴境内,众多自西向东的河流注入太湖。其中,不少小河从一个叫东氿的湖荡里流出。溯东氿向西,河流要么流淌于平原,要么把沿途经过的湖泊串联为水道的一部分。

吴王阖闾时代,吴国要攻打楚国,路线有两条,一是向东出海,经海路北行至淮河入海口,再溯淮河西进,逼近楚国;二是北出长江,溯江西上至濡须(今安徽无为县境)到达巢湖一带。这两条路线,路途曲折漫长,而且江海之间,风急浪高,险相环生。

对此,伍子胥的方案是开凿运河。运河首先沟通苏州城区与太湖,再在太湖西岸,利用旧有的天然河道和大大小小的湖泊,挖出新的河道将它们连为一体。

于是,一条东起苏州,经太湖至今宜兴,过今溧阳而抵长江南岸芜湖的水道横空出世。

吴国的疆域,其西南方呈狭长的带状,一直向西延伸到鄱阳湖东岸。因此,对崛起中的吴国一直高度防范的楚国,把主要兵力布局在了鄱阳湖一线。

没想到,吴王阖闾亲率大军,通过胥江运河,顺利抵达芜湖,尔后,渡过长江,在今安徽境内,溯淮河而上,进至河南潢川后舍舟登岸——此时,这些一手持盾一手持剑的吴国精锐,已经从楚国的东方迂回到了楚国的北方。

在几乎没有遭遇像样抵抗的情况下,吴军长驱直入,直趋楚国首都。在柏举,吴军五败楚军,十天后,攻占郢都——整个春秋时期,吴军克郢是第一例也是惟一例小国攻占大国首都的战事。

消息传出,诸侯震惊。

一个新的强国在东方冉冉升起。

胥江运河的便利,伐楚的大获全胜,吴国看到了水的神奇力量。胥江之后,吴国以更大的激情和付出,开凿了另一条更著名的运河——它太著名,以至后人往往忘了胥江,而把它视作中国运河的鼻祖。

这就是邗沟。

第一眼看到邗沟,我颇有些失望。这条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著名运河,看上去,非常不起眼。河面宽不过二三十米,混浊的河水倒映着两岸的绿树和房舍,波澜不兴,偶有三两只水鸟缓缓地飞,心事重重地飞。

河滨不远处,一块石碑上大书:古邗沟。

阖闾死后,其子夫差即位为王。作为吴国末代君主,夫差将吴国的霸业推到了极致。当然,最终却未能逃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怪圈。

阖闾时代,吴国以小克大,成功吊打楚国,使楚国元气大伤。夫差即位后,打败越国,迫使越国沦为吴国附庸。夫差的志向远不止此,他希望像此前的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称霸天下。而要称霸天下,必须北上中原;而要北上中原,必须打败齐国。

从吴国到齐国,路线也有两条,其一是海路;其二是由海路进至淮河口,溯淮河抵泗水,再溯泗水进入齐境。

这两条线路都要经行海上,在航海技术落后的上古,风险太大;并且,绕行淮河泗水,迂回太远。

父亲开凿胥江运河的成功启发了夫差,他也要开凿一条运河,一条比胥江更长也更重要的运河。

长江从江苏南部横贯而过,江北的苏中和苏北,湖泊众多,河流密布,且大多数地方地势低平。如果将这些湖泊和河流连接起来,就会使原本均为西东流向的长江和淮河贯通。

古邗沟石碑与扬州最知名的景区瘦西湖近在咫尺。瘦西湖北岸,有一片称为蜀冈的小山丘。唐代,曾是扬州子城核心区域,扬州大都督府即落址于此。不过,它的人文历史可以远推到夫差时代:夫差第一个在蜀冈筑城,称为邗城。

邗城筑好后,规模庞大的运河开始开凿。在铁器刚刚问世,仅有铜制甚至石制、木制工具的上古,即便是地势低平、泥土湿软的江南,一条运河的开凿,它所需的人力物力,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吴国的强盛,由此可窥一斑。

今天的扬州距长江数十里,但春秋时代,扬州一带的长江位置,比如今更靠北。是以邗沟沟通长江后,可以南引长江水,折向东北,经武广湖(今邵伯湖),注入樊梁湖(今高邮湖),过博支湖和射阳湖后,转向西北,到末口(今淮安城北)入淮。

郦道元《水经注》云 :“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

胥江只有几十里,邗沟却将近四百里。如此浩大的工程,意味着对民力和国力的滥用。但为了君王的盖世功业,吴国人只能咬紧牙关默默承受。

铁剑

20世纪60年代,湖北江陵的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了一柄青铜剑,剑上有鸟虫书铭文“钺王鸠浅,自乍用鐱”。

所谓鸟虫书,是金文的一种字体,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流行于吴、越、楚等南方国家。几个字的意思,经专家考订,意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

故而,这柄剑命名为勾践剑。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后,它依然锋利异常,一不小心,就割破了考古工作者的手指。

经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实验室检测,勾践剑的主要成分为铜、锡、铅、铁、硫、砷等元素,但各部位元素含量不同。

其中,剑脊部分铜的含量最高,剑刃部分的锡含量最高——前者使剑的韧性好,不易折断;后者使剑的硬度大,便于刺杀。这种剑脊与剑刃用不同配比的青铜合金二次铸造的剑,称为复合剑。

至于那柄藏在鱼腹中并改写了历史的短剑,据北宋学者沈括考证,那是一柄蟠钢剑。也就是用剂钢作剑刃,柔铁作剑身。所谓剂钢,并非后世所说的钢材,而是一种质地坚硬的铁;柔铁,即反复锤炼的熟铁。

这种方法制造的剑,剑身光泽黑亮,既锋利无比,又不易折断或在砍杀中出现缺口。很显然,和以青铜为主要原料的勾践剑相比,大量用铁的鱼肠剑更加先进。

藏在烤鱼——或蒸鱼——腹中的短剑,出自名匠欧冶子之手。毕生酷爱武器的阖闾,收藏有五把绝世名剑,这一把,名为鱼肠剑。它短小锋利,足以刺穿吴王僚身上的重甲。

铜是人类掌握的第一种金属。最初,远古人类在用火时,偶然把一些含有铜矿的石头放入火中。烈火灼烧,石头烧成了红色光亮的珠粒。铜就这样被人类发现了。

不过,由于自然铜质地较软且产量无多,人们只把它用来制作装饰品和工艺品。后来,人们进一步发现,如果往铜里加入其它一些金属,铜就会变得更加坚硬。

青铜诞生了。

按丹麦学者克·吉·汤姆森的理论,人类古代社会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中国青铜时代始于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时期,终结于战国早期。以勾践剑来说,它的铜的含量占七成以上,是一把标准的青铜剑。

青铜剑有它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硬度不够,很容易在挥杀时突然折断——这对冲锋陷阵的将士来说,非常致命。

因此,青铜剑不能铸造得太长,与后世三尺多的剑相比,青铜剑只有两尺乃至更短,是标准的短剑。

冶铁技术的成熟,意味着剑开始变硬,变长。变长变硬后,不易折断,也更锋利。

从大量出土实物看,春秋中晚期,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不过,当时还处于铜与铁的混用时代。高贵的青铜多用于制作礼器,称为吉金;铁则被称为恶金。

因为,很多时候,古人千辛万苦炼出的铁,竟是一团无用的铁渣。郭沫若解释说:“所谓‘恶金’便当是铁。铁,在未能锻炼成钢以前,不能作为上等兵器的原料使用。”

种种迹象表明,地处江南的吴、越两国,从君王到民间,都对剑有一种特别的痴迷。

一方面,尽管吴国是大贤太伯创建的国家,但它地理偏僻,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化道统,对吴国以及更偏远的越国影响甚微。

这些被中原文明视为蛮夷的国家,巫术盛行,民风慓悍,正如《汉书·地理志》说的那样:“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另一方面,吴越地处水乡,在平坦辽阔的中原纵横驰骋的战车,一旦置身河汊交错、湖荡密集的江南,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吴越的军队,以步兵为主,至于步兵的武器,如果使用车兵那种长达一丈的戈,相当不便。只有锋利灵活的剑,才是最佳选择。

当然,还有一点尤其重要,那就是吴越地区有丰富的金属资源和起步较早的冶铁技术。《尚书·禹贡》说,扬州地区的贡品为“金三品”,即金、银、铜。这在其它州的贡品为鸟羽、大麻、象牙、石头的对比中,很是特立独行。

《考工记》说“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吴越所产的上乘之剑,离开了吴越这一区,就没有人造得出来了。颇有点类似于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意味。

先进的冶铁与铸剑技术,使剑成为吴越最常见也最得心应手的武器。它们与步兵配合,乃是吴越争霸天下的国之重器。

铁剑的巨大杀伤力,以及冶铁的不易,还使铸剑被神化。

唐人陆广微在《吴地记》里记载了一个人与剑的故事:吴王阖闾令铸剑大师干将为其铸剑。铸造时,铁汁没有如期从炉中流出来。干将的妻子莫邪问怎么办?干将回答说,我的老师欧冶子铸剑时,曾以女人配炉神。莫邪听罢,立即纵身跃入炉中。顿时,暗红的汁水奔涌而出。

干将用这些融化了自已心爱女人的铁汁,铸造出两把绝世名剑,一雄一䧳,雄名干将,䧳名莫邪。干将自藏䧳剑而将雄剑献与吴王。从那以后,䧳剑常因思念雄剑而中宵悲鸣。

这个故事隐约表明:上古时代,由于对剑的崇拜,铸剑术被涂抹上了一层神话的油彩。同时还间接说明,其时,曾有过用活人殉炉以求炼出好铁的惨烈行为。

《越绝书》声称,干将的老师欧冶子在铸剑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扫洒,雷公击槖,蛟龙捧炉,天帝装炭;太一下观,天精下之。”

总之,在古人眼里,一把“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的传世名剑,它不是人力的产物,而是能工巧匠在超自然力量的加持下妙手偶得的天赐。

按《越绝书》的说法,欧冶子毕生制作的传世名剑共有五柄,其中之一就是刺进吴王僚胸口的鱼肠剑。

阖闾得到了包括鱼肠在内的三柄,另外两柄名为胜邪、湛卢——它们和其它名剑一道,在阖闾死后,与他渐渐冰凉的躯体一起,被夫差埋进了幽深的地宫。后人只能根据寥寥可数的史料,推测那些名剑有过怎样逼人的锋芒。余下两柄,名为纯钧、巨阙,为越王勾践所得。

天下最名贵的五柄剑,吴国得其三,越国得其二,这似乎更像一种暗示,暗示彼时最精湛的冶炼技术与铸剑技术就在江南,就在吴越。

铁和水,它们是吴越争霸天下的原动力,吴越也以铁和水为基调,演绎出了国运兴衰的恢宏交响。

霸业

阖闾亲率大军,通过胥江和淮河,神兵天降地出现于楚国北部,并迅速攻下郢都。就在此时,后院失火了——一方面,他的弟弟潜回吴国自立为王;另一方面,毗邻的越国趁吴国空虚,挥师北上。

阖闾只得从楚国撤军,失去了蛇吞象般兼并楚国的机会。为报越国入侵之仇,伐楚十年后,越王允常去世,趁越国国丧之机,吴国兵锋南指。

没想到,这是阖闾的最后一次沙场争锋。导致阖闾之死以及吴国之败的,仍然是剑。

江南盛产水果,有一种李子,名为醉李,又称槜李。吴越国境线上,有一个地方就因盛产槜李而得名槜李,据考在今桐乡石门镇。

吴越大战在槜李展开。

这是前496年五月,槜李成熟时节,空气中飘浮着一股淡淡的檇李的酸甜。双方摆开阵势,越军最前方的三排士兵,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一柄寒光闪闪的短剑。

他们的剑没有指向吴军,而是放在自己的脖子上,并大踏步地朝吴军走来。就在吴军诧异之际,毫无征兆的,三行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把剑向自己的脖子抹去。

刹时间,鲜血如注,数百名活生活的士兵瞬间变成一具具渐渐冷却的尸体,如同他们扔下的短剑。

血腥而残忍的场面,令吴军惊骇不已。于是,趁此良机,尸体后面的越军乘势掩杀,吴军抵挡不住,大败而逃——逃跑中,阖闾受伤。不久,伤重而亡。

临终前,阖闾的最后一句话是问他的儿子:你忘了杀父之仇吗?

夫差回答说:不敢。

绍兴旧称会稽,其名来自城南的会稽山,而会稽山,和大禹有关。据传,大禹治水成功后,在今绍兴境内的茅山会集诸侯,计功行赏,死后安葬于茅山,后人遂将茅山更名会稽山。

这就是《史记》说的:“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

越国王室出自大禹。越王勾践的直系祖先,可以追溯到夏后帝少康的庶子。其时,夏朝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和山西一带,而始祖大禹的陵墓远在东南,少康担心“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便将庶子封于越。越君的重要任务,就是看护禹陵,祭祀大禹。

少康庶子受封于越,比太伯奔吴时间还要早,而越国的位置,比吴国还要偏。在这蒙昧之地,少康庶子也入乡随俗,文身断发,“披草菜而邑焉”,在草莽间建起了最初的城邑。传了三十余代后,越君允常开疆拓土,越国渐大,称王。

吴越虽是近邻,风俗相近,生活方式相仿,却是一对解不开的冤家。因为,越国要扩张,必须先打败乃至吞并吴国,而吴国要想与中原诸侯争霸,一定要先解决越国这个后顾之忧。

阖闾死后三年,日夜谋划攻打越国为父报仇的勾践还没动手,越国却先打上门来。勃然大怒的勾践“悉发精兵击越”,双方在夫椒激战,越军惨败,越王夫差带着五千人马退守会稽山。

区区五千兵马,困守于内缺粮草,外无援军的会稽山,越国危如累卵。要想不被灭国,惟一的办法是与吴国媾和。通过向夫差宠信的伯嚭行贿,在伯嚭运作下,尽管伍子胥坚决不同意,但夫差却同意了议和。

——和伍子胥一样,伯嚭也来自楚国;并且,也和伍子胥一样,他的家族也在楚国遭到迫害。这两位对吴国政局影响甚大的楚国乡党,势同水火。

当伯嚭——更重要的是吴王夫差——要与越国议和,放越国一马时,伍子胥苦口婆心,坚决反对。这不仅是一个忠臣的梗直,更是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

然而,被卑辞厚币蒙蔽的夫差却忘记了勾践既是他的杀父仇人,也是可怕的忍辱负重的复仇者。仇恨的火焰从未在勾践胸中熄灭,他跟随夫差来到姑苏,以惊人的隐忍,屈辱地侍侯敌人——在吴国期间,勾践着短裤,系围裙,铡草喂马,夫人也是布衣粗服,帮着清除马粪,打扫马圈。

夫差出行时,勾践牵马服侍。整整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甚至,为了讨夫差欢心,夫差生病时,勾践竟口尝粪便——古人相信,病人粪便的味道,预示了病情的走向。

久之,在夫差心中,原本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竟成了仁慈与忠信的榜样。与此相反,一再建议杀掉勾践灭掉越国的伍子胥,却因屡逆龙鳞而被夫差疏远、憎恨,并为他日后的悲剧和吴国的灭亡埋下了无解的祸根。

三年奴仆生涯,夫差自以为已经彻底降服了越国和勾践,于是,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饯别宴,宣布将勾践释放回国。

当吴国君臣与夫差觥筹交错时,有一个人愤怒地回到家中。

那就是吴国惟一的清醒者:伍子胥。

夫差的远大理想是北上,是与中原诸侯争霸。

伍子胥却认为,吴国最大的敌人是越国。

然而,夫差不是阖闾,虽然他也如同阖闾一样有争霸的雄心,却无阖闾的眼光和能力。

伍子胥是吴国崛起的关键人物,阖闾对他言听计从。甚至,阖闾原本不打算立夫差为太子,也是因伍子胥力主,阖闾才终于答应。所以,夫差曾经非常感激伍子胥,甚至表示要将吴国的疆土划一半给他。

对这位于国于已均有再造之恩的忠直之士,夫差却与他渐行渐远。以后,夫差将从他的名剑中,送给伍子胥一柄。那柄剑叫属镂,它是一柄不祥之剑——他令伍子胥用它割断自己的脖子,如同那些在两军阵前自刎的越军士兵一样。

吴国北上争霸的第一步是攻打陈国和蔡国,两小国曾得罪过阖闾——放掉杀父仇人而攻打得罪过父亲的人,夫差的选择匪夷所思。

击败陈、蔡后,夫差接着打败了宋国和鲁国,并迫使宋、鲁进贡。但无论宋、鲁还是陈、蔡都是小国,打败他们,不足以称霸。真正要彰显吴国后来居上的实力,夫差的计划是进攻超级大国:齐。

伐齐还是吞越,夫差和伍子胥又一次激烈冲突——伍子胥最大的悲剧在于,他把夫差家族的吴国,当成了自己的国去维护,去热爱,去担忧;而夫差却据此怀疑他居心叵测。

为了攻齐,吴国征发民夫,开凿了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扬州蜀冈东南数公里处,古邗沟与古运河交汇处附近的岸边,有一座据说始建于汉代,以后不断毁坏又不断重建的庙宇,青砖照壁上是隶书大字:邗沟大王庙。

大王,便是夫差。后人为这位亡国之君立庙祭祀,不是他曾自夸的赫赫武功,而是他开凿的作为交通动脉的邗沟。可以说,夫差的名字写在了水上。

邗沟竣工后,夫差联合鲁国攻齐,在艾陵(今山东泰安境)大败齐军。此时,几大强国中,吴国既打败过楚国,复又打败了齐国,至于从前曾扶持过吴国的晋国,已不复旧日强盛。夫差看到了争霸中原的曙光。

夫差决定再开凿一条运河。与胥江和邗沟相比,这条运河更靠北,已经处于中原腹地——如果可能,夫差将通过开凿运河的方式,借助水的力量,把来自南方的一手持剑一手持盾的吴国勇士,输送到任何一个他渴望征服的地方。

主持开凿胥江和邗沟的都是伍子胥。不过,当夫差决定开凿第三条运河时,世间已无伍子胥——手捧属镂的使者来到伍子胥府邸,传达了夫差的旨意。

伍子胥接过剑,仰天长叹。他告诉门客说,我死了,把我的头挂在姑苏东门城楼上,我要看着越国人怎样打进来吞并吴国。

他抽出属镂,向脖子抹去。寒光闪过,白发苍苍的伍子胥倒在了姑苏城的某一个角落。他的遗言激起了夫差的痛恨,他令人把伍子胥的尸体用皮袋装起来扔进江中。滔滔江水,既帮助过伍子胥实现他报仇雪恨的理想,也收留了他风烛残年的肉身。

河南封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高适在这里作过县尉,赵匡胤在此黄袍加身。

封丘县城东南,距黄河四五公里的一方土丘上,一对石狮后面,立着一块用青砖黛瓦保护的碑,碑上是被时间冲洗得十分黯淡的大字:古黄池。

黄池,是吴王夫差和他的大军借助水的力量抵达的最北方。这里,距吴国首都姑苏,已经有差不多两千里了。

夫差是坐船来到黄池的。不过,不是我现在看到的古黄池碑南边不远处的黄河,而是另一条业已消失的河:济水。

如今,黄河从封丘南边流过,春秋时代,黄河却远在封丘以北数十公里。那时,从封丘一侧流过的是济水。

济水与长江、黄河和淮河并称,名为四渎。这条与江、河、淮齐名的河流,在古人看来,充满神秘色彩:“穿黄不浊,三伏三见”——它穿过黄河,却不因黄河而浑浊,自源头到入海口,三次潜行地下,又三次复出地表。

这条神奇的河流,在唐宋之际渐渐消失,只留下了古籍中对其走向的大致记载:它发源于河南济源——济源,即济水之源;尔后一路东流,在今河南原阳附近,分为南北两支,流至山东巨野又合二为一,注入渤海。封丘,就位于南济水之滨。

邗沟竣工后,吴军已经能从姑苏乘船抵达今山东沂水,而沂水与南济水相距不远。于是,夫差下令开凿了又一条运河,这条运河称为黄沟。黄沟沟通的,便是沂水与南济水。黄沟既成,吴军的船队得以从江南直驱中原。

春秋时期,封丘因地处中原腹地,距各国路程适中,多次选为诸侯的会盟地——相当于今天的国际会议举办地。

吴国的辉煌,在黄池达到巅峰,然后,急转直下。

前482年,夫差率吴军主力北上,抵达黄池,与鲁哀公、晋定公以及周天子代表会盟——会盟的作用,相当于现代社会召开国际大会,发表一个各方认可的共同声明。声明最重要的内容,在于承认谁是霸主。

根据约定俗成的惯例,会盟时谁第一个歃血,谁就是霸主。鲁国等小国自然无此奢望,但传统强国晋国称霸多年,当仁不让。为此,晋吴两国激烈争执。

就在此时,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姑苏传来,夫差震惊、震怒。震惊、震怒中,他拔出佩剑,亲手砍杀了几名手下,以防走漏消息。

原来,当夫差忙于北上会盟时,他认为忠诚仁慈的勾践没有闲着——他一直在为复仇做准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在范蠡主持下,越国新筑了都城,并充分利用肥沃的平原发展农业。为了应对潮汐,还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确保了农业发展。由是,越国的农业由产量小、面积微的山地农业,发展为产量大、面积广的平原农业。

在今天的绍兴及周边,还留下了许多与勾践相关的遗迹——说遗迹也许有些勉强,有的只是一个和他有关的地名:鸡山、豕山,勾践养鸡和猪以饷将士的地方;练塘,勾践运输木炭的水域;锡山,勾践采锡的矿场。

上古时代,人口多寡是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主要指标。人口越多,力量自然越强;反之亦然。

为了拥有更多人口,勾践下令奖励生育。他规定:壮年男子不能娶老年妇女,老年男子不可娶年轻女子,因为这会影响生育。

女子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婚,官府拿其父母问罪。女子生孩子时告诉政府,政府派医生接生;生了男孩,政府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了女孩,政府奖励两壶酒,一头猪;生了双胞胎,政府发给口粮;生了三胞胎,政府提供奶妈。

至于勾践个人,则以一种罕见的自律要求自已:他终年睡在柴草堆上,房间里挂着一只苦胆,每天醒来,就伸出舌头舔一下,并自问:勾践,你忘了会稽战败后的耻辱吗?

勾践还像农民那样亲自耕种,夫人亲自纺织,吃饭不求肉食,穿衣不求鲜艳,而对那些有才能的贤者,则一定厚加礼遇。

这一切,只为复仇,只为洗刷他蒙受的罕见的耻辱。

夫差被蒙在鼓里。他天真地相信:既然我宽恕了勾践,让他重回越国,重新为王,勾践将永远心怀感激,永远做一个忠诚的属国之君。

使者带来的噩耗令夫差如同五雷轰顶——就在他与晋国争执之际,趁吴军精锐倾巢出动的良机,虎视眈眈的勾践出手了。越军长驱直入,攻破吴都外城,焚烧了行宫姑苏台,并夺取了夫差专用的大船。夫差的儿子王子友,一说在抵抗中被杀,一说被俘。

愤怒,焦急,恐惧,诸种情绪轮番刺激着夫差。此时,他必须做出决断:是继续与晋国争当霸主,还是立即率军回国?最终,夫差采纳了大夫王孙雒的意见。

王孙雒认为,一旦率军回国,诸侯得知越国攻打吴国的消息,不仅晋国会乘机侵吴,就连此前被吴击败的齐、宋、徐、夷等国也会向吴国动武,而吴军归国的水路,必须穿越这些国家,届时,他们就会“夹沟而㢋我”——㢋,就是从旁边袭击。那时,“我无生命矣”。

王孙雒力主,通过炫耀武力的方式迫使晋国屈服,承认吴国的霸主地位,吴国主盟后再回国。同时,还要严防走漏消息。

深夜,夫差令军队分为三个方阵,每个方阵一万人,他自率中军。中军衣白,望之如芭茅花;左军衣红,望之如烈火;右军衣黑,望之如黑墨。三个方阵迅速推进,到距离晋军大营只有一里的地方停下来,擂响战鼓,齐声呐喊。

晋军从睡梦中惊醒,望见宛如神兵天降的吴军,极为惊骇,遂派使者询问。夫差再次重申吴国必须首先歃血,也就是作盟主,否则将不惜与晋国决战。

当使者准备离开时,夫差突然招来几名卫士,几名卫士二话不说,一个个当着晋国使者的面拔剑自刎。夫差要用这种血腥的方式,表明吴国不屈不挠的武士精神。

精锐的吴军将士和他们挥动寒光闪闪的利剑向脖子抹去的毅然决然,让晋人胆寒。晋定公退步了。夫差如愿以偿,在诸侯大会上第一个歃血。吴国,就此晋级超级大国;夫差,就此晋级新一代霸主。

然而,这是一个徒有其名的大国,也是一个昙花一现的霸主。归国途中,夫差再次炫耀武力,派王孙雒以过境为名,烧毁了宋都外城。但越国打进吴国的消息,此时,已广为人知。

尽管吴军有舟船之便,但千里奔波,仍然极为疲惫。更何况,吴军累年征战,“士皆罢敝”。夫差自忖不是越国对手,只得“厚币以与越平”。至于越国一方,在勾践看来,暂时还没有力量消灭吴国。他接受了求和。

对决

吴越的最后对决发生在黄池之会七年后。

此时的吴国,早已外强中干,夫差穷兵黩武的连年征战后,“吴士民罢敝,轻锐尽死于齐晋”;壮年人都当兵上前线打仗,不少人战死异国他乡,土地无人耕种,粮食生产锐减,饥荒成为必然。

西周及春秋早期,在古典的贵族精神时代,两个国家即便是世仇,当一国遇到国君死亡或是灾荒时,另一国再恨他,也不能趁机进攻,否则,将为天下人耻笑。但是,春秋中后期以降,趁火打劫几乎成了诸侯间争战的天赐良机。

前478年,吴国发生灾荒,越国趁机撕毁和约,双方在笠泽交战,史称笠泽之战。这是决定吴国命运的一战。

笠泽即今吴淞江。吴淞江又名吴江、松陵江、松江,发源于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境内。今天的吴淞江是长江支流黄浦江的支流,但在明代以前,吴淞江直接汇入长江,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条支流。

咄咄逼人的越军深入吴境,直指姑苏,夫差率军迎战,隔着笠泽与越军对峙。

笠泽之战,再次显示了勾践杰出的军事才能。他令左、右两军各派一部分兵力,趁着夜色,分别行进到距主力几里外的上游和下游,并于夜半击鼓呐喊。

夫差中计,把越军的佯攻判断为越军将要从两翼渡江,便分兵防守。但是,当吴军调往两翼后,勾践却亲率最精锐的中军渡过笠泽。猝不及防的吴军进退失据,只得向姑苏退却。接着,双方在姑苏郊外再战两场,均以吴军败退告终——吴军只得固守姑苏,凭借城高墙厚苦苦支撑。

姑苏之围长达三年。其间,夫差派使者低三下四地向勾践求和,希望能像之前他在越国穷途末路时与越国议和那样,勾践也放过吴国,与吴国达成和约。

但是,勾践不是夫差,他断然拒绝。他说,从前老天将越国赐给吴国,吴国却不接受;如今,老天将吴国赐给越国,我不敢不听天命。并表示,在灭吴之后,他不会杀夫差,而是将把他送到甬句东——即今舟山群岛,安排三百对男女仆妇侍侯他。

夫差无法接受这种屈辱的条件。他感叹,我后悔不听伍子胥的劝告,才落得这样的下场。并表示无颜在九泉之下见到伍子胥——他最后的命令是要求仆从用布匹蒙住他的脸,尔后自杀。

勾践灭吴后,国力暴涨,俨然又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于是,勾践也像夫差那样北上争霸,与诸侯相会于徐州,并向周天子进贡。周元王派使者赐给他祭肉,命其为伯——也就是霸。

故此,有史料将勾践列为春秋五霸之一。但勾践所处时代,其实已由春秋进入战国。当是时,这个勃兴于东海之滨的小国,成了诸侯间最耀眼的明星,“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吴国是春秋战国之际第一个被吞并的大国,极盛时,它的疆域曾达十万平方公里。

吴国的灭亡,说明自西周以来,直到春秋初期的那种贵族竞技式的战争彻底画上了句号,战争规模更宏大,战争场面更血腥,战争后果更严重——从前,即便战败了,只需订立一个盟约,送出一些礼物即可了结,而从春秋晚期开始,战败可能灭国。

越军攻破姑苏城时,夫差带着一些大臣逃跑,“昼驰夜走”,逃到了城西北的秦余杭山——如今,这座山的名字叫阳山、大阳山。数公里长的山峰,矗立在苏州城区和太湖之间,登上高处,落日西去的方向,就是烟波浩淼的太湖。

此时的夫差早已不复黄池争霸的豪气,他“胸中愁忧,目视茫茫”,又累又饿之际,他看到山边水田里的水稻快成熟了,黄灿灿的谷子压得秸杆弯了下去。

这位锦衣玉食的王者,“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饮水”——他径直把稻谷捋下来放进嘴里狼吞虎咽,吃罢,又趴在地上,直接从稻田里饮水。

这一过于戏剧性的场面,我极疑心是史家的虚构。不过,虚构得很精彩,也很具象征意义——遍布江南的稻田,以其稳定的产量使得吴国和其后崛起的越国“十年不收于国,而民有三年之食”,高产的水稻决定了吴越不缺军粮,且可以将一部分人从农耕中脱离出来从事手工业,因而才有了独步天下的铸剑术。

依仗水和铁,吴国称霸,越国也称霸。春秋的尾声,以这两个江南诸侯旁逸斜出的插曲画上了句号。

不过,和吴国的霸业一样,越国的霸业也如流星划过。勾践死后,越国开始衰落,终于为楚所灭。

勾践攻下姑苏时,对这个征服者来说,这座花团锦簇的城市,刻下了他一生最惨痛的记忆。现在,当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人民都捏在他手中时,他毫不犹豫地下令屠城。或许,在复仇者眼中,只有用敌人的鲜血和泪水,才能洗刷自身的耻辱。

勾践把越国首都从会稽迁往琅琊(山东临沂),僻处一隅的江南小国,似乎已蝶化为中原强国。然而,越国的强盛在勾践身后渐渐幻灭。八十年后,越国都城再迁姑苏;姑苏作为越都不到二十年,越王无颛又从姑苏迁回会稽——这时,距越国被楚国吞并只余下二十多年了。

伍子胥规划修建的姑苏,作了楚国贵族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屡经战乱,这座曾经杨柳堆烟,楼阁错落的风流之都,已是一片劫后的废墟。曾经舟船川流不息的运河,早就泥沙於塞,芦竹丛生——由是,黄歇重疏水道,再筑城池。

直到今天,苏州一带还有许多地名和他有关:春申湖、黄公荡、春申路、黄埭。在政治斗争中死于非命的黄歇,后人却记住了他,将他奉为苏州城隍,并建庙祭祀——这让我想到了邗沟之滨的大王庙里的夫差……

那年春天,我从绍兴到苏州再到扬州,从胥江到太湖再到黄池,出入一家又一家博物馆,漫步一条又一条古街老巷,凭吊一处又一处遗址遗迹,兴亡之叹潜滋暗长,如同扑面而来的迷离春雨。那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桃花扇》中的名句——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宴宾客,

眼见他楼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