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学规律及其对建设科技强国的启示|基础科学|物理学|科技强国

科技奖励是科技建制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近现代科技发展中，科技奖励制度作为一种关键的激励机制，对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科技社会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迄今在国际上享有广泛声誉的科学奖项中，首推诺贝尔科学奖。科学社会学奠基人默顿就强调了诺贝尔科学奖在科学奖励体系中的独特科学地位，诺贝尔科学奖是最高科学成就的一种象征，在科学界内外都拥有广泛的社会关注和价值意义。诺贝尔科学奖从1901年首次颁发以来延续至今（个别年份受战争影响停发），成为科学发展进步的重要风向标，从其长序列时间尺度观察诺贝尔科学奖的发展演变，成为认识科学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聚焦诺贝尔科学奖这一最高科学奖项，基于诺贝尔科学奖官方网站公布的颁奖数据和相关文献研究，采用数据统计分析、案例分析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在对诺贝尔科学奖发展的统计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提炼的基础上，通过挖掘诺贝尔科学奖在科研创造峰值年龄、知识传承与师承效应及学科交叉等方面的规律，从基础研究投入、科学人才储备、科研机构建设、跨学科合作和创新生态的角度探讨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奖大国的科学创新特征。最后，基于诺贝尔科学奖的特征规律和诺贝尔科学奖获奖大国建设的经验，提出推动我国迈向科技强国的相关科技政策建议。

01 诺贝尔科学奖的统计分布特征

诺贝尔科学奖（以下简称“诺奖”）是当今世界影响力最大的科技奖项，是国际自然科学领域公认的最权威科学奖项。自1901年诺奖首次颁发以来，截至2023年共颁发346项自然科学奖，获奖人次为646。诺奖的统计特征主要如下。

1.1获奖国家分布

诺奖获奖者国家分布高度集中，美国居第一方阵，英国、德国、法国居第二方阵。根据诺奖官方网站，截至2023年，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次为646，获奖人数为642（J. Bardeen、M. Curie、F. Sanger和K. Barry Sharpless 4人曾两次获得诺奖，见表1）。经统计，1901—2023年美国以获奖329人次（50.93%）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英国、德国、法国分别为92人次、79人次和42人次（美英德法四国合计占比83.90%），日本18人次（另有3人在获奖时已取得他国国籍），中国仅有1人次。从获奖学科领域分布上看，美国以物理学奖51.56%（116人次）、化学奖45.36%（88人次）和生理学或医学奖55.07%（125人次）的获奖率遥遥领先（图1）。学者Gros对主要国家每1亿人口诺奖获得者的获奖率进行研究预测，发现美国在1972年达到顶峰后呈下降趋势。

1.2获奖机构分布

诺奖的主要获奖主体是发达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1901—2023年诺奖获奖机构中，大学与科研院所是获奖机构中的主力（图2）。美国的哈佛大学（33人次）、加州理工学院（24人次）、斯坦福大学（21人次）、洛克菲勒大学（20人次）、麻省理工学院（17人次）和英国的剑桥大学（17人次）等表现优异。在科研院所中，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24人次）和英国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10人次）等优势明显。

1.3获奖成果类型统计

成果类型主要是重要发现、重要发明、重要改进，并且以科学发现为主。获得诺奖通常是对科学理论、发现或突破的认可，因此，获奖成果常常具有重大的科学和技术意义，可以为相关领域的应用和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诺奖科学成果的类型、研究方向与领域偏好相对稳定，叶鹰等对2000年以前的诺奖进行定性聚类分析，发现获奖科学成果主要分布在科学发现与理论创新（重要发现）、技术发明与方法创新（重要发明）和人工物质（重要改进）三大方面。而且，诺奖绝大多数集中在“微观”领域（如基本粒子层次），“常观”领域和“宇观”领域（如天体宇宙研究）获奖的并不多见，但近年来已有这方面的科学发现成果获奖。对成果类型规律的挖掘有助于探究诺奖委员会的授奖领域偏好，但这种“偏好”无法完全成为现实的客观反映，可能会受委员会成员组成、政治立场或个人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当然，奖项的覆盖范围也需要适应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变化。

1.4诺奖授奖时滞逐渐延长

授奖时滞是指获奖时间与科学发现成果产出时间之间的年度差值，能够反映出诺奖评选机制的内在因素。研究表明，1901—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的获奖成果产出与获奖时间差平均为18.32年，物理奖为20.88年，生理学或医学奖为19.00年。科学家从公开发表诺奖级成果到获得诺奖的平均时间为20年左右。诺奖的评选机制极其严格，要经过时间和学术共同体的检验。从诺奖开始颁发以来，授奖时滞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从最初的平均10年左右上升到现在的20年以上。

1.5科学发现成果商业化加速

科学发现成果转化为商业应用呈现出加速趋势。有学者发现诺奖成果商业化呈现上升趋势，一项科学发现成果从产生到商业化的平均时间间隔约为17年。获奖科学家不仅与产业界展开合作，也会借助自身声誉和资源优势创办科技公司，于是一系列的科学发现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或技术，推动创业创新和知识产业的大发展。例如，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Kary B. Mullis发明了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方法，后来他成为多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顾问和创始人，致力于推广PCR技术在临床诊断（如基因检测）中的应用。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ndre Geim和Konstantin Novoselov因发现石墨烯新材料而获奖，他们共同创办Graphene Industries公司，专注于石墨烯相关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应用。

02 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学规律

基于长序列时间尺度的角度，对科技奖项的数据挖掘与分析已成为科学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基于诺奖全时间序列的分析，诺奖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科学学规律。

2.1科研创造峰值年龄逐步升高

诺奖科学发现的科研创造峰值年龄逐步升高至45~49岁。科研创造峰值年龄是指人才产出诺奖级科学发现时的年龄。诺奖科学发现的平均成果产出年龄因不同时间阶段、不同所属学科而有所差异。截至2023年，自然科学领域诺奖科研创造峰值年龄为45~49岁，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化学奖的平均成果产出年龄呈稳步上升趋势，在1871—2011年上升幅度分别为6.20岁/百年和8.20岁/百年，而物理学奖先有一定下降后逐步上升，总体上升2.49岁/百年。

2.2知识传承与师承效应明显

伟大的科学家是科学海洋中的灯塔，可以培养、吸引和聚集科研优秀人才。伟大科学家及优秀人才之间的知识传承、思想传播、学术迭代、科学积累及范式突破带来科学发现成果集群式产出，科学发现的前沿知识传承链持续延伸。在现代科学史上，前人作出的杰出科学成就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更会对后人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和启发。一项重大科学成果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持续的研究工作，形成复杂的、具有网络特征的学术知识传递链。例如，伦琴因1895年发现X射线而获得1901年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其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基于X射线的广泛研究及应用工作吸引了大量科学家的持续关注，这其中就包括劳厄、布拉格父子、贝克勒尔、居里夫妇、巴克拉、康普顿等10位物理学领域的诺奖科学家（图3）。学术思想、方法和技能等前沿新知识的连续传承与积累突破，离不开顶尖人才的不断聚集，这也是诺奖的特殊与“珍稀”之处。

诺奖获得者师承关系占比高，呈现明显的师承效应规律，即所谓的“名师出高徒”。本文“师承效应”分析主要聚焦研究生以上的知识发现型的师承关系。截至2023年，诺奖中存在师承关系的获奖者高达41.44%，化学、物理学、生理学或医学三大奖项内存在师承关系的诺奖得主分别占比42.79%、49.33%和32.15%。“一徒从多师”和“一师带多徒”的现象及跨学科的师承关系是“名师出高徒”的有力证明。研究发现，最长的师承关系（连续两代间都是直接的师生关系）已经延续了7代，延续6代的师承关系也比比皆是。

2.3科学发现的学科交叉融合

重大科学发现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跨学科合作研究日益重要。交叉学科易产出创新性成果，科技奖项也更青睐跨学科成果。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研究对象问题复杂性的增加，跨学科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不同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日益显著。越来越多的诺奖科学发现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这种多学科合作有助于解决复杂的科学问题，将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结合起来才有助于推动科学发现的产生。例如，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的发展融合了化学和生物学的原理和技术；超分辨率显微镜技术在医学领域有重要应用，有助于科学家观察和研究细胞和生物分子的结构。

2.4获奖者流动与集聚效应凸显

诺奖获得者具有一定的流动规律，但人才会长期集聚在少数科技发达国家。科学和创新是全球性的，但少数发达国家在吸引和培养顶尖科学家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受个人兴趣、家庭情况、职业机会等因素影响，科学家可能会在其职业生涯的发展过程中迁移到其他国家或机构，即产生人才流动。Schlagberger将诺奖获得者的“流动行为”定义为5种具体情形：（1）诺奖获得者取得硕/博学位、作出获奖成果、获得诺奖（3个职业阶段）都位于同一国家/机构（指仅在同一国家/机构内流动，未产生跨国家/机构的流动）；（2）诺奖获得者在第一国家/机构取得硕/博学位，在第二国家/机构作出获奖成果并获诺奖；（3）诺奖获得者在第一国家/机构取得硕/博学位，在第二国家/机构作出获奖成果，在第三国家/机构获得诺奖；（4）诺奖获得者在第一国家/机构取得硕/博学位并作出获奖成果，在第二国家/机构获得诺奖；（5）诺奖获得者在第一国家/机构取得硕/博学位，在第二国家/机构作出获奖成果，后回流到第一国家/机构获得诺奖。研究发现，在国家层面的流动行为中，77%的诺奖获得者为第一种情形的流动，即取得博/硕学位、作出获奖成果与获奖时所在国家没有发生变动；在机构层面的流动行为中，43%的诺奖获得者为第二种情形的流动，即在第一机构取得硕/博学位，在第二机构作出获奖成果并获得诺奖。

诺奖获得者的研究资源具有集聚效应，形成科学“马太效应”。获得诺奖的科学家通常会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源和机会，包括研究经费、设备、实验室、人才团队等。分析产生集聚效应的原因：其一，诺奖获得者因其成就和声誉往往吸引更多的资金和赞助，这些资源可用于支持更高风险、更具挑战性的研究项目，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和影响力；其二，诺奖获得者会受到同行乃至社会的关注和尊重，这使他们更容易与其他优秀科学家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合作带来更多的资源、专业知识和创新思想；其三，诺奖的获得可以为科学家提供更多的学术和职业机会，可能会受邀担任重要的学术职位、研究机构的领导职位或咨询顾问等，这些机会可以带来更广泛的影响力和资源获取途径。

2.5诺奖光环效应显著

诺奖具有显著的“光环效应”，为获奖者带来持久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获得诺奖后，不论科学家本身的工作产出和效率是否受影响，其影响力通常会持续增加，其研究成果和观点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引用，声誉和地位在科学界得到进一步巩固。Uzzi团队对科研主题进行大规模分析发现，与科学奖项相关的主题在产出率、影响力方面具有超乎寻常的增长，而且会吸引更多新的参与者。相比同等类型的科研主题，在获奖后的5~10年中，获奖研究主题的论文发表数量增加了40%，引用次数增加了33%。这种持续且显著的影响力有助于科学界产出更多的科学成果。

03 诺奖获奖大国的获奖关键因素分析

诺奖主要分布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这5个科学强国，通过分析诺奖获奖大国特有的支撑本国基础研究和科技发展的科学创新特征，可以深化对科技强国建设相关因素的认识。

3.1加强基础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根本基础

科技强国首先要是科学强国，科学强国必须以强大的基础研究为战略支撑。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当今世界科技强国，也是诺奖获得者进行科研工作、完成和发表获奖成果的聚集地。科学有效的基础研究战略对科技强国的成长发挥着根本引领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科学：无尽的前沿》战略报告（该报告强调“基础研究产生新的知识，是技术进步的铺路石”）的指引下，形成美国联邦政府与私人共同资助的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体系，成就了美国今日的科技强国地位。在该战略思想的指引下，美国成立了专门支持基础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等政府资助机构，在基础研究领域长期稳定投入，对美国大学的自由探索技术研究发挥了最大的促进作用。同时，美国还通过立法（如科研机构及科学资助机构立法）、税收激励、教育改革等多种手段，致力于在科技创新领域保持领先地位。英国作为近代科技革命的发源地，拥有雄厚的科学基础与重视基础研究的传统，通过英国研究与创新署等机构对科学研究提供支持，鼓励学术界与产业界合作，促进科技成果商业化。德国三百多年来不断调整科研体制，通过立法和财政支持，形成了一个具有自我驱动机制的国家创新体系，政产学研高度协同，以其强大的工业基础（“工业4.0”战略将基础研究与工业应用紧密结合）和研究机构（如以基础研究为主的马普学会、以应用开发为导向的弗劳恩霍夫协会等）在全球科技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法国以立法形式确保科研投入（如《科研与技术发展导向与规划法》），持续稳定支持基础研究，通过国家科研机构（如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支持科学研究，强调基础科学的研究和对新兴技术的探索，为其持续保持科技强国奠定重要基础。日本作为近几十年诺奖获奖人次显著提升的新兴获奖大国，在1993年就提出将基础研究摆在国家发展的核心地位，1995年颁布实施的《科学技术基本法》正式确立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国家战略方向。日本历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都在强调推进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日本政府在2001年出台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时明确提出“在50年之内拿到30个诺奖”的目标。为达到持续振兴基础科学的目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在2016年提出了强化基础科学的战略任务，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规模等方面实施了系列举措。

3.2顶尖科学人才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生产力

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是科技实力的长期储备和人才队伍的持久建设。科技强国需要科学大师，科学大师可以培养和集聚优秀科技人才，持续的人才储备积累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基础。在诺奖获奖人数上，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获奖合计占比接近80%。截至2023年，德国马普学会拥有24位诺奖科学家及多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世界著名科技奖项获得者。要产生诺奖级的世界原创科学发现成就，涌现诺奖获奖者级别的世界顶级科学家，应加强科技实力的储备和顶尖人才队伍的建设，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有长远的战略规划和持久的人才队伍建设。

3.3顶尖科研机构是科技强国建设的主要竞争力

集聚世界顶尖科研机构，是世界科技强国在全球科技领域领导地位的重要体现。主要科技强国拥有许多世界级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这些世界级基础研究机构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机构不以级别强调其存在感，只以科学贡献立社会），通常集聚世界顶尖科学家，同时具备先进的研究设施、充足的科研经费，以及高度竞争和协作的研究环境等，这些因素吸引了全球的优秀科学家和学者加入。例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等都是世界顶尖的研究机构，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等多个领域都有着卓越的研究成果。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学术传统。德国政府自2018年起每年额外投入3.85亿欧元，专门资助精英大学开展科学研究，且在2021年至2030年对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机构诸如马普学会、亥姆霍兹联合会等的资助每年递增3%。这些世界级大学和研究机构致力于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和未知科学领域的探索，成为诺奖科学家的主要来源和培养未来顶尖科学家的摇篮。

3.4跨学科合作和多学科融合是科学发现的优胜赛道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正在深刻改变着全球科技发展趋势和国际竞争态势，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特点是多领域科技突破群发涌现、快速的技术迭代创新、跨学科及多学科深度融合，以及新兴科技领域方向的颠覆性突破。为了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各国都在积极推动跨学科合作，建立跨学科的研究平台和合作机制，以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例如，斯坦福大学的开创性跨学科生物科学研究Bio-X计划涉及生物学、医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多个学科，成为跨学科研究和协同创新的典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英国研究与创新署等把发展融合研究（Convergence Research）作为一项长远战略，并采取重点资助项目、战略优先基金等有力措施给予大力支持。

3.5创新至上的卓越科研生态是科学发现蓬勃产出的关键土壤

美英等诺奖获奖大国拥有具全球竞争力的自由开放创新生态，特别是一批顶尖科研机构，不仅为科研人员创造了宽松的科研环境和创新至上的学术创新氛围，更塑造了一种崇尚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创造的社会价值观和科学创新文化，即志存高远、奇思妙想、潜心钻研、力戒浮躁、代际积累。而在整个科研创新生态中，科研评价体系尤为关键。通过形成“一套真正评价人和事的价值和地位的评价体系……把所有高尚、有益和高贵的思想放在前面，把所有对科学发展重要的东西放在前面”，提倡科学家和科研团队专注于攻克那些具有深远意义和高度挑战性的科学难题，专注于科学探索和创新，不拘泥于短期成果，而是更加注重科学发现的长远影响和原创性；最大化减少对科学家科研时间的干扰，以确保科学家潜心研究的时间精力，可自由地思考、探索和实践，从而为人类的知识宝库贡献出更多的科学发现。

04 对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启示与建议

科技强国不是短期建成的，必然是长期重视基础研究的科技政策导向、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长期基础研究的知识产出积累、科学发现和突破的新知识不断转化为新技术产业的结果。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基础科学研究强国无一例外都是科技强国。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科技强国难以实现。

4.1长期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培育建设世界顶尖基础研究机构

科技强国必须是科学强国。科学强国的根本基础是基础研究强国。基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公益性事业，也是“耐心”事业。当前基础研究更多是由科学创新思想、大科学装置和先进设备、科学大数据等驱动的事业，长期稳定和大力度投入是其基本需求，而国家投入是主力。与科学强国的长期科学研究传统和投入强度（美国与英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R&D经费的比重为15%~20%）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的传统较短、投入强度（5%~6%）相对较低，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和投入力度。而世界顶尖科学研究机构是基础研究科学发现的主力军，培育具有科学传统和科学积累深厚的顶尖基础研究机构是发展基础研究的关键。科研机构作为科研创新的重要载体，对于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诺奖获奖机构分布也可以发现，大学与科研院所是诺奖成果的重要产出机构。促进我国科技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识到科技创新对国家富强的战略重要性从而不断增加科技投入。因此，应从科学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完善科技强国顶层设计，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度，长期稳定对科研型机构的科研投入合理比例，培育和建设一批世界顶尖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

4.2加大对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的培育与引进，支持建立跨学科科研创新团队

科学事业最需要顶尖人才，科学强国也是顶尖人才强国。中美的科技战略竞争，最终对决的是吸引和用好世界顶尖人才的能力。诺奖的科研创造峰值年龄规律表明，处于创新黄金时期的中青年领军科技人才最具开拓性、原创性和探索性研究的潜力，也最有希望取得重大原始创新成就。因此，应持续稳定支持和长期跟踪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采取科学育才与精准引才的策略，培养和吸引具有科技领军创新能力的顶尖科技人才。而其根基是培养和造就宏大的科技人才队伍，这就需要采取更多政策工具和措施。应增加研究经费和科研项目的资助力度，合理提高科研人员的薪酬和福利待遇，减少科研人员生活负担；加强与国际顶尖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科研合作网络的国际化，深度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进一步提高本国科技人才的国际“显示度”和“可见度”；引聚学术大师进行学术指导与合作，促进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和人才互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人才队伍；对引进的科技人才，帮助和支持其建立跨学科、多学科科研创新团队，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多学科知识交叉与学科融合；提升人才评价机制的科学性和多元性，建立强大而稳固的科技人才队伍后备力量。

4.3激发社会力量投入科技研发和应用，促进科学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全球竞争中，社会力量投入科技研发和应用已经成为鲜明特征。中国在研发投入方面还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问题，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企业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之比）长期偏低，企业科技创新的活力和主动性明显不足。与美国等科技强国相比，我国的研发经费主要依赖政府，社会资源在支持科技创新活动方面的比例明显不足。应鼓励社会力量特别是企业积极参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以促进基础研究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同时，科学发现具有应用化、商业化乃至市场化的巨大潜力的科学研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将市场需求与科学研究有效对接，促进产学研的结合，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落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此外，在吸收社会资本进入科技研发领域时，应利用社会力量的社会影响力和渗透力，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全民崇尚科学创新、崇尚科学家精神的社会氛围。这对于提高民众科学素养、增强对科技强国相关举措的理解、形成科学原创成果导向的创新友好型生态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4.4激励科学家做高风险性、颠覆性研究，鼓励中国科学家大胆探索科技研发新方向

高风险高回报（HRHR）研究是取得重大科学发现的关键。诺奖成果都是原创的科学发现类成果，属于典型的高风险高回报研究。根据诺奖的授奖时滞规律，未来10~20年可能获得诺奖的成果，应该是现在已经做出的原始科技创新成果。未来20~30年可能获得诺奖的成果，可能是未来10多年将做出的原始创新成果。因此，观察过去近20年来我国在诺奖授奖的科学领域取得的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是我国在未来能否获得诺奖的重要依据。根据Science评选的年度十大科学突破、Nature评选的年度科学事件/新闻、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同评选的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每年发布的突破性研究成果，2001—2022年，由我国科学家独立完成或主导完成的入选以上三类年度科学突破榜单的研究成果共计105项。因此，基础研究类的科学基金，应以激励科学家做原创性、突破性、先进性和颠覆性研究为目标，不宜要求项目申报必须填报“预期成果”，针对创新思路应给予一定支持，从科研资助的源头鼓励科学家开展原创性研究。尊重科学家对基础研究方向和研究路线选择的自主权，引导和激励科研人员积极探索科技创新的前沿新方向，真正做出国际一流的“诺奖级”科学原创重大科技成果，为丰富和建设未来人类知识体系作出中国的独特贡献。

4.5厚植科学发现和技术创造友好型创新生态，培育科学创新的氛围

我国科研管理领域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现象，尤其是基础研究常常面临低成功率、低可见度及需要长达数十年才能实现成果转化的种种挑战。这迫使大多科研人员选择相对保守的研究方向，更倾向于那些能够快速产生成果的应用型科研领域，对挑战性、高风险性基础研究敬而远之。同时，我国现阶段将短期绩效和科技评价相挂钩，势必导致跟踪模仿研究盛行、产生短平快项目等现象的涌现，但此类研究对我国科技成果质量和科技大国地位的提升并无实质性的帮助。我国本土诺奖的稀缺正是对我国基础研究现状的反映。相反，高风险性探索研究极有可能出现国际一流、具有重大原创贡献的科技成果。即使是偶然性科学发现也离不开科技管理与资助政策的正向导向作用。因此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自由开放的卓越创新生态，创造以鼓励探索、宽容失败、注重长期积累为科研发展价值观的氛围，需要大力精简评价层次和频次（治理“过度评价综合征”）。同时，选聘胸怀宽广的科技领军人才担任科研机构负责人，避免机构的学术生态退化；要致力于科研机构人才队伍建设的“五湖四海化”，避免任人唯亲，这样才有利于追求科研机构的世界一流的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