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巴斯德，他的全名叫路易斯·巴斯德，出生于1822年，法国人，毕业于巴黎大学，法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爱国化学家，1895年9月28日逝世。

巴斯德研究了微生物的类型、习性、营养、繁殖、作用等，把微生物的研究从主要研究微生物的形态转移到研究微生物的生理途径上来，从而奠定了工业微生物学和医学微生物学的基础，并且开创了微生物生理学。

为整个人类造福的是，巴斯德在战胜狂犬病、鸡霍乱、炭疽病、蚕病等方面都取得了成果，而且对全球其他国家的提供了启发和依据。

比如英国医生李斯特据此解决了创口感染问题——整个医学由此迈进了细菌学时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巴斯德名列第12位，他发明的巴氏消毒法直至现在仍被应用。

可是，大家或许不知道，在我们国家，也曾经有自己的“东方巴斯德”，他就是汤飞凡！

1897年汤飞凡出生于湖南醴陵，他原本与医学、生物学没有任何关系——1912年他考入的是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金工科学习，那时很多学子都想以实业救国强国。

有一次汤飞凡到萍乡煤矿观察工业设备，看到两个陌生人拎了一个奇怪的木箱子，好奇的汤飞凡鼓起勇气向两人鞠了一躬，问盒子里是什么？来人告诉他这是显微镜，他们是来给煤矿工人们检查钩虫的，见汤飞凡是个谦虚的学生，他们还耐心地教汤飞凡如何用显微镜看切片、如何找虫卵……

从此，汤飞凡决心弃工学医：不仅要治疗疾病，还要研究致病原因。

1914年，汤飞凡从工业学校退学后，成功考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湘雅的“黄埔一期”毕业生。毕业时汤飞凡说，他想发明一种预防方法，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为了这个梦想，汤飞凡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

1929年汤飞凡学成回国，先后担任上海中央大学副教授、上海医学院教授等职务——重点是，汤飞凡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开设细菌学课程的人，从此国人才有了自己的微生物学研究。

而汤飞凡对祖国的巨大贡献，才刚刚拉开了帷幕。

20世纪30年代，汤飞凡在上海和眼科专家周城浒合作，通过大量动物实验和自我试验，以可靠的材料为依据，发表了《沙眼杆菌与沙眼之研究》的论文，否定了当时由日本学者野口矢提出的“沙眼杆菌”的发现。

1938年，汤飞凡带领工作人员成功地回收利用废琼脂，采用乙醚处理牛痘苗杂菌，改良马丁氏白喉毒素培养基。

在抗战最初的几年时间里，汤飞凡在后方为抗战生产急需的血清和疫苗，他发现，此时前线将士们最需要的就是青霉素，而当时青霉素的生产工艺属于国际军事机密，全部依赖进口。

汤飞凡提出要搞我们自己的青霉素，国外同行不禁嘲笑：在如此简陋的防疫处生产青霉素，真是天方夜谭！

不过，汤飞凡不为所动，亲自带领所有人掀起了“寻霉热”，终于有一天，技工卢锦汉在自己的皮鞋上发现了一团绿毛，就是用这团绿毛，汤飞凡在最艰苦的环境下生产出最优质的国产青霉素。

后来，到了1943年，汤飞凡又指导研究人员用自己分离的中国菌种，生产我国首批5万单位一瓶的青霉素——仅此一举，拯救了我们无数的将士和百姓。

在解放战争时期，汤飞凡带领有关人员赶制出10万份牛痘疫苗，支援解放区。后来改进生产方法，制出大批优质牛痘疫苗，推动了全国规模的普种牛痘运动——这些方法一直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所以60后、70后的朋友可以看看自己手臂上的“痘印”。

到了1950年，东北部分地区鼠疫流行，汤飞凡不顾生命危险，带领一个突击小组，赶制出我国自己的鼠疫减毒活疫苗。

再后来，当时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扬言要对我们发动细菌战，汤飞凡便又承担对黄热病疫苗的研制工作，最终解决了病毒毒力变异问题，并制成我国自己的黄热病减毒活疫苗，为1960年天花病在我国国内绝迹做出了贡献。

更令人敬佩的是，汤飞凡以身试毒！

1955年汤飞凡首次分离出沙眼病原体,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唯一一个中国人，他因此被认为是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但是，汤飞凡经常对自己的学生们说，有了实验成果，不要急于发表，要反复验证。如何验证？汤飞凡的原则就是：如果科学研究需要用人做实验，科学研究人员就要首先从自己做起。

1958年为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汤飞凡要助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一只眼睛内,冒着失明的危险，汤飞凡带着这只红肿发炎的眼睛坚持工作了40天，才接受医生的治疗。

不过，汤飞凡也因此记录了沙眼完整的病程，证实了沙眼衣原体的致病性，彻底解决了70年来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1981年5月，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国际沙眼防洽组织大会上，人们坚持为此时已经去世23年的汤飞凡颁发防治沙眼金质奖章，并称他为“东方的巴斯德”。

只有像汤飞凡这样，真正伟大、无私奉献、用生命发现和维护科学真理的人多一些，我们现在还发愁有什么医学或者科学难题不能攻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