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惊复心惊

4月9日傍晚，汪锋随警3旅新兵营抵达柞水县蔡玉窑。

当晚，熟睡中的汪锋被突然的喧哗声惊醒。

汪锋、秋宏和衣外出，才知喧哗之众是从前方逃回的溃兵，警3旅在九间房遭到红二十五军伏击，雷展如率部分官兵逃出。

见到汪锋，惊魂未定的雷展如满脸愤懑：前方战事失利，张汉民可能被俘，阎揆要下落不明。

汪锋表示：不打紧，全是误会，我回来的任务就是找张汉民，也要找红二十五军。

汪锋向秋宏、雷展如传达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的指示：张汉民部不能搞起义，留待攻打大城市时再相机而动。

传达完后，汪锋连夜出发。

汪锋是九间房街子村人，对这一带熟悉得很，想到冲突双方都是自己同志，他的心情算是比较轻松的。

10日中午，汪锋赶到雪花街，遇上阎揆要和他收拢的溃兵。

看到阎揆要急迫且紧张的神情，汪锋非常自信地表示：不要紧，我去了就能解决问题。

当日下午，汪锋赶到九间房附近，遭到红二十五军一位营政委的盘问。

这位营政委是日后的开国上将刘震，他和汪锋将于1977年在新疆搭班子，汪锋任第一书记，刘震任第二书记兼军区司令员。

汪锋要求见军领导，刘震见他口气很硬，派人把他送到葛牌镇军部驻地。

在军部，汪锋先后见到徐海东副军长和戴季英参谋长。

汪锋向他们传达上海中央局的指示：上海中央局要求你们派人去联系；共产国际指示，肃清反革命时，对地主、富农不要在肉体上消灭，对富农不要扫地出门，要给他们生活出路；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联系张汉民同志。

汪锋无意间犯了个不小的错误。

他不了解鄂豫皖部队，不知道这支部队实质上是农民武装，如果不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连县城都不会去几回。

在残酷的围剿与反围剿作战中，鄂豫皖指战员亲眼目睹亲人被杀害、家园被焚毁的惨状，都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反动派的刻骨仇恨。

张国焘到任后大力推行肃反，鄂豫皖部队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更是走向登峰造极。

因为知识分子干部大多被肃，鄂豫皖部队中没多少人听说过兵运这个概念。

对地主、富农不搞肉体消灭，给他们生活出路，这一最新指示对红二十五军领导来说，就是反革命言论。

听完汪锋的话，徐海东、戴季英走出房间商量。

过了一会，戴季英带着四名战士进来，指着汪锋骂道：你是反革命！

汪峰被捆绑、搜身，身上的表、笔、金戒指都被拿走，押到军政治部政务科（保卫部）特务连关押起来。

汪锋看到，关在一起的人中有他熟悉的张汉民、张明远、魏书琳等军官地下党员，他们的苦笑中透着无奈和绝望。

被关押的头一天，汪锋的心情还算是轻松的。

都是误会，最终肯定能说清楚，汪锋心想，既来之，则安之，不必焦躁。

第二天晚上，魏书琳因被怀疑企图逃跑，惨遭杀身之祸。

消息传开后，汪锋开始惊怕起来。

据汪锋回忆，大家在葛牌镇被关两天。

每天陆续有人被带出去审讯，因为禁止互相说话，大家无从知晓各人被审的情况。

左为吴焕先，右为戴季英

据戴季英在1980年代所作回忆：对俘虏的张汉民部军官杀了17个，是省委在九间房战斗后决定的。张汉民是比较反动的，我们审问六七天后才把一批俘虏的军官处决。

17这个数字应该是准确的，因为戴季英既是审讯的主持者，也是行刑的指挥员。

在日后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戴季英说他没审过张汉民：“张汉民始终没有承认是反革命，当然也没有什么材料口供。在张汉民问题上，我们没有供给这边肃反以具体材料，是事实。”

戴季英的说法被郭述申在发言中揭穿。

郭述申说道：季英同志在上次的发言中间，他讲在陕南对张汉民的问题，“我没有带来任何材料”。他的发言我是做了记录的。他讲没有带任何材料，我想这一点不是事实。他说：“对张汉民问题的处决是吴焕先审判的，我没有参加过，关于他的口供我也没有看过，我也没有跟他谈过话”。我记得这个审判季英同志是参加了。

张汉民事件发生时，郭述申任军政治部副主任。

郭述申是鄂豫皖边区首任特委书记，也是鄂豫皖红军的创始人之一。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郭述申被戴季英诬为皖西北“第三党”的领袖，险遭杀害。

全靠徐海东坚决反对并据理力争，郭述申才逃过死劫。

回首旧事，郭述申非常感慨：“那时候，杀个人像踩死一只蚂蚁。我两次大难不死，海东都是我的救命恩公。”

在处理张汉民的问题上，郭述申是局外人，他虽是政治部副主任，但保卫部长兼政务科长朱仰兴不听他的指挥，而听参谋长戴季英的指挥。

郭述申

戴季英审讯的特点是刑讯逼供、指名问供。

据陕北肃反的重要责任人朱理治回忆，秘密审讯也是戴季英的独门绝招：戴季英同志因鄂豫皖的肃反是在极其秘密条件下进行的，就连省委书记都不参加的。

鄂豫陕省委和二十五军领导对张汉民的怀疑和恶感是根深蒂固的，早已认定“张汉民之警卫团干部都是法西斯分子”，被俘张汉民部地下党员如何作供，都不能改变最终的结局。

作为二十五军的灵魂人物，吴焕先更为关心的是路线问题和组织措施。

鄂豫陕省委在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建立鄂豫陕省委。

据戴季英回忆：葛牌镇会议上，对入川的错误主张，又一次提了出来。斗争是比较激烈的。郑位三还有个“申明书”，是承认错误的。有的态度不好，把省委委员给撤了。

吴焕先在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写道：大会中发动了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打击入川的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及调和派，并改选省委：书记为徐宝珊，吴焕先为副书记，常委为徐海东、李隆贵、赵凌波、张明先、田颂尧、张希才等十人。

新当选常委除了徐海东，都力主在鄂豫陕发展。

徐海东是报告中的“调和派”，他主张在汉中建立根据地，与川陕苏区和鄂豫皖老根据地两头可靠。

戴季英、程子华退出常委，与陈先瑞一同当选为执委。

因郑位三坚持入川，反对党的路线，导致落选常委，并被“责斥”承认错误、彻底改变。

开国上将韩先楚对葛牌镇会议的评价非常高：多亏了吴焕先同志，让红二十五军摆脱了张国焘的影响。

左起：李隆贵、郑位三、程子华、徐海东、陈先瑞

葛牌镇会议的实际主持人是吴焕先，在他的雷霆手段下，红二十五军不再有关于路线问题的杂音。

对张汉民等被俘地下党员来说，在异常严肃的气氛中，鄂豫陕省委和二十五军领导中已经没人敢为他们说话。

4月中旬，二十五军撤离葛牌镇。

开拔之前，崔启敬、白景琦等17名军官地下党员被杀。

崔启敬、白景琦是张汉民部老党员，被俘前分别担任闾揆要团1营长、2营长。

汪锋被套上蓝布做成的“狗头帽子”，身背几十斤粮食，被绳子牵着，一路押解随军行动。

“狗头帽子”是筒状的，从头上套上去直至脖颈，只露出两只眼睛。

汪锋能从步态上辨认出，张汉民、张明远也在押解行军的队列中。

在行军路上，“犯人”们不敢有丝毫松懈，怕因自己行动迟缓拖累整个队列，更主要是因为，表现不好是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

“犯人”们跟随部队一路转移，还要接受监视、责罚和审讯，死亡威胁如影随形，身上的背负和精神的折磨难以言状，如同炼狱。

5月4日，红二十五军进抵商县龙驹寨。

汪锋对这个日子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晚他看见张汉民人还在，第二天就不见人了。

汪锋问身边看押的红军战士，一个战士说：“放他走了”。

后来，一位对汪锋颇为“照顾”的战士偷偷告诉汪锋：“活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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