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亲情电话,游离于“灰色地带”,即便电话内容刺耳,民警完成正常记载流程后基本不会深入关注。然而,这些看似平常的亲情电话,实则蕴含大量平常难以获取的信息。常言道“言为心声”,人的话语能反映认知、观念与思想,是情感的真实流露。但服刑人员趋利避害的本性,在民警面前因受刑罚惩罚,交流时功利性与目的性强,会不自觉伪装自己,难以展现真实一面。可当他们与家人通话时,却能完全敞开心扉,流露真情,回归到父亲、儿子、丈夫、兄弟等丰富立体的社会角色之中。
亲情电话是罪犯服刑表现良好的一种行政奖励,亲情电话必须在监狱警察的监管下,由服刑人员向亲属拨打,亲属不能向服刑人员拨打电话。广东监狱宽管人员每半月可获 1次与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及三代以内旁系血亲通话的机会,普管人员则每月享有 1次通话权益。同时,宽管人员每月消费定额限制在 500 元以内,普管人员为300元以内。严管人员因无法直接与亲属通话,往往会努力争取奖分,以实现升卡从而获得通话资格;部分普管人员为提升消费定额,也会在思想改造和生产劳动上更加自律,力求获得更好待遇。由此可见,亲情电话的开通,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服刑人员的改造积极性。
过去,服刑人员与亲属的联系主要依赖写信,不仅耗时久,还存在信件丢失的风险。亲情电话的开通,为双方搭建起更为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让服刑人员能够及时知晓家中动态,亲人的每一句鼓励与嘱托,使服刑人员深切感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关怀。不少服刑人员入监后,若长时间未收到家信或亲属未前来接见,就容易胡思乱想,担心家中出事,或是害怕因自身过错被亲属抛弃,进而影响改造积极性。此时,亲属通过电话能有效稳定服刑人员的思想情绪。比如服刑人员阮某,因亲属未按时接见而焦虑不安,经亲情电话沟通得知是因过节生意忙且订票困难才耽误,这才放下心来,更加安心地投入改造。
开通亲情电话虽有利于服刑人员改造,但也暴露出多方面问题。一方面,它为违禁品流入提供了可乘之机,服刑人员常趁民警不备,与亲属以外人员通话并商定虚假亲情关系接见,借机传递违禁品,不仅影响复兴人员自身的改造质量,也扰乱了场所的正常改造秩序。另一方面,亲情电话威胁监狱工作保密性,服刑人员可能为私利泄露信息,损害监狱声誉。此外,它还可能加重服刑人员思想负担,家中变故易使其情绪波动,影响安心改造,若民警未能及时介入,可能引发监内事故。最后,亲情电话的开通还导致违规违纪现象上升,部分服刑人员为私事违规借用他人电话,扰乱管理秩序,亟需采取措施加以规范。
监管安全方面,实时检测监狱安全状况,服刑人员安全感缺失会成为不安全因素。他们在亲情电话中提及的话题涉及从伙食、劳动报酬和他犯、民警的矛盾到减刑假释、向检察院申诉等,即便琐碎的小事也会在服刑人员眼中被无限放大。无论亲情电话内容如何,只要关乎切身利益,民警都应及时收集、上报,监狱定期研判并分层级回应,避免不良连锁反应,若服刑人员诉求未及时干预,极可能采取极端手段。即时掌握服刑人员心理危机。在封闭环境中,服刑人员易产生新问题,且会掩饰真实心理。通过连贯研判服刑人员多次与多人的亲情电话,民警能洞察其真实内心,掌握情绪、思维及心理状况,实时判断心理危险程度。
在罪犯教育改造方面,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监狱硬件与物质条件已达国家标准,但精神需求满足仍需探索。一方面,深化教育改造认识,改变简单灌输方式,开展体验式、沉浸式矫正,让服刑人员在真实场景中解决问题。同时,重视书籍这一精神食粮,监狱藏书应具针对性与合适性,能滋润服刑人员灵魂、启发教育改造,而非一味追求数量。另一方面,探索以亲情电话为基础的研判分类教育,透过电话看清服刑人员真实需求,针对性开展改造。如对有健康社会支持系统的服刑人员开展亲情帮教;对家庭异常、情感缺失的服刑人员开展生命意义教育;对犯罪人格型服刑人员,首要任务是助其安全平稳度过刑罚执行期。
在监狱管理方面,要动态评判制度实效性。监狱制度设计应以服刑人员为中心,其真实想法是制度评判的重要依据。如服刑人员对医疗制度的看法反映出医患矛盾,需从法律制度层面思考解决;可考虑根据服刑人员刑期长短分级设置通话数量与对象,以提供情感慰藉。以服刑人员家庭为研究对象评估危险性。家庭是服刑人员成长的重要环境,许多服刑人员因原生家庭问题触犯法律。需探寻服刑人员犯罪原因、家庭缺失元素及正面作用力量,做好预防。评估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是否再犯罪,应扩展到其家庭和社会背景,关注其社会关系支持系统、服刑人员归因及生存状况解释,以此作为回归社会融入度的评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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