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专案组在经过对一再明察暗访认为唐红蔚具有重大嫌疑,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找唐红蔚谈话,当面了解情况。并从侧面了解唐红蔚的生平。
一番调查下来,果然让警方大吃一惊,原来唐红蔚在2月4日家访的时候得知了本格森一家即将回国的消息,于是在次日就去学校值班时遇到正上六年级的本格森的大女儿约瑟芬的班主任杜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杜冰,杜冰后来对警方提及,她当时说,那她也应该去家访一趟,关心一下马上就要回国的学生,也算是以全师生之道。

在第一起抢劫案发生后,唐红蔚再次前往本格森家访,闲谈的时候,艾米莉告诉唐红蔚,杜冰老师并没有来家访过。唐红蔚去到学校一问才知道,杜冰老师因脚扭伤在家休养,于是就登门探望,在杜家,杜冰一见面就问本格森家遭抢劫之事,如此关心这件事情让唐红蔚很是意外,但唐红蔚并没有多想,后来的两次家访,就是应杜冰之求前往了解情况的。唐红蔚只道这是出于对其学生约瑟芬的同情。
于是警方又开始调查杜冰,杜冰祖籍江苏盐城,生于上海,时年二十九岁,初中毕业后从代课老师做起,到二十二岁的时候,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人事处在编教师名单里就有了她的名字,成为正式教师,在新中国成立后,杜冰转为人民政府教育局在编教师。二十三岁时结婚,丈夫是铁路局职员,不幸在1949年春患肺结核去世,杜冰成为寡妇,至于杜冰扭伤了脚,刑警了解下来,所有人都只不过是听说,并没有实际看见,至于如何受伤谁也说不清楚,专案组于是决定以此为突破口直接跟杜冰交锋。

2月27日下午两点,四名警察由派出所户籍警陪同着前往杜冰家调查,当时杜冰正坐在门口晒太阳,忽见来了五名警察,不禁一个激灵。户籍警开门见山问其脚扭伤之事,杜称是2月7日下午去菜场买菜时不慎滑了个趔趄扭伤的,次日去医院看了,拍片下来说骨头未伤,但软组织受了损伤。刑警问是哪家医院看的,她又改口说不是去医院,是请街头卖膏药的江湖郎中看的。那么拍片是怎么回事呢?答称是记错了,警察一看他计划驴唇不对马嘴,就说还是换一个地方和你谈话吧,于是当即将其带到派出所。
杜冰进了派出所,还没坐下就要求上厕所,这让警方觉得可疑,觉得这女人别是想毁灭随身携带着的证据,这得防一手。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女性警员,于是警察就让杜冰把衣服口袋里的所有物品放在桌上再去厕所。杜冰的脸一下子变了,随即叫嚷“警察污辱妇女”,扬言要去市公安局找领导反映。黄明山就说你可以反映,不过现在必须照我们说的办。杜冰又说,那我宁可不上厕所了。黄明山说上不上厕所是你的事儿,不过现在我们执行公务,你必须要把口袋里的物品全部掏出来,否则,我们可以把你带到分局,因为那里有女警察搜查你,我们也可以往分局打个电话请一位女警员过来对你进行搜查。

杜冰迫于无奈,只好把口袋里的物品掏出来,计有钱包一个、通信录一本以及手帕和两张废纸。警察先看了看那张废纸,那是两张白纸,上面没有字;再看钱包,那是一个美国产的塑料钱包,这个在当时中国比较罕见,里面有纸币、工作证,还有一张男子照片,还有一本通信录。
刑警把钱包里的钞票、照片、工作证什么的全部拿出来查看,没看出什么究竟。问杜冰这个男子是什么人,杜答称是男友;问这人叫什么名字、干什么职业、住哪里,杜冰说已经吹了,该男子叫张一峰,已经去香港了。

刑警又询问了杜冰放寒假以来的活动情况、平时的交往对象、自己的经济状况等等,杜冰回答得还算爽快,没有像先前那样前言不搭后语,基本上算是实话实说,但刑警仍旧认为这个女人可疑,黄明山决定将其带往分局进一步调查。
专案组长马朝汉闻知情况后,拿过那张照片稍一端详,马朝汉立即意识到这人不一般,于是就说:“立刻拿去让本格森夫妇辨认!我估摸八九不离十这位就是抢劫案首犯‘老曹’了!”

果然,当警察拿着这张照片让本格森夫妇辨认,两人一眼认出这就是抢劫案首犯“老曹”。到了这一步,杜冰就不交代也得交代了。专案组据其交代,当晚即抓获了其男友并起获了部分赃物及一支作案时使用的手枪。令众刑警吃惊的是,案犯叫曹漠坤。至此,这两起涉外抢劫案终于真相大白。
曹漠坤,浙江台州人氏,三十二岁,原系上海大厚机器厂技工,1939年随同一批热血青年从上海赴皖南投奔新四军,被分派至枪械修理所工作。不久,因吃不了苦开小差逃往香港。半年后又返回内地,在国民党军队陈诚部当司机。抗战结束后,曹漠坤在国防部汽车队当司机。1948年12月,曹漠坤见国民党大势已去,遂离开军队来到上海,在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谋了份司机差使。

半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曹漠坤与杜冰相识。两人一个是未婚,一个是寡妇,不久之后就成为恋人,当时上海已经解放,两人开始商议结婚之事,此时杜冰的姑母姑夫从香港来上海探亲,希望二人到香港去发展,如果可以去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杜冰的姑夫在香港开着两家南货店、一家食品加工厂,颇有些经济实力。杜冰遂与曹漠坤商量,二人虽然想去香港,但认为不能空着双手过去,而是应该带些资金前往香港,在这种情况下,杜冰夫妇就搞起了投机买卖。
当时上海市军管会已经发布通告规定私人不准买卖黄金,因此,曹漠坤的行为属于违法之举。违法倒还在其次,只要机灵些,一般不至于被拿下,但问题是,曹漠坤倒买倒卖还赔了,就在二人对此一筹莫展的时候,杜冰从唐红蔚口中得知本格森转让五金行举家回瑞典的消息,当天与曹漠坤闲聊时说起,曹漠坤就动了心,说那瑞典佬的五金行应该值些钱钞的,我去把那笔钞票弄过来,去香港就有资金搞事业了。杜冰当下自是赞同。

曹漠坤次日即去北京路“考察”了本格森要转让的五金行。他是技工出身,对五金商品比较内行,觉得本格森这家店铺也能卖个几千万人民币,于是他当天就跟两个当年在国民党“国防部汽车队”当兵的两个同伴金志灵、许家伟,现在是出租车司机的二人说了这事,三人策划了作案方案,金志灵还于2月8日去本格森宅第附近察看了地形。
从2月9日起,三个出租车司机便放弃载客生意,三辆汽车轮番出动,从早到晚跟踪本格森。这样,在2月10日下午,三人发现本格森夫妇去中国银行办事,于是当晚三人立刻下手,却没搜到款子,由于不懂外侨金融政策,还真的相信了本格森的话,以为转让款已经划到瑞典银行去了。

回去后,杜冰却不信,找人两个正对外侨金融政策明白人一问,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当晚紧急通知金、许,次日继续轮流跟踪本格森,而让人去黑市将2月10日劫得的旧钟表销赃——此举是为了转移警方的视线。
2月13日下午,案犯终于窥察到本格森夫妇去了银行,断定这次是去取黄金的,决定当晚再度对本格森实施抢劫。三案犯作案时使用的左轮手枪,是他们在当兵的时私藏的,最后就有了劫掠八十两黄金的事情。

2月28日凌晨,专案组刑警抓获了金志灵、许家伟,从二犯住处起获了赃物和手枪。至此,这起涉外抢劫案终于圆满告破。上海方面随即向北京报告,周恩来当天就指示外交部在下一轮与瑞典方面的建交谈判中告知此事,以使对方了解新中国。1950年5月9日,瑞典与中国正式建交。
1950年6月29日,上海市军管会对该案作出判决:判处曹漠坤死刑,立即执行;判处金志灵、许家伟无期徒刑;杜冰领刑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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