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希林同志向赖传珠反映二级八一勋章授予评低|斯诺|林彪

接待斯诺和马海德

在保安期间，我参与了接待斯诺和马海德的工作。

埃德加 ·斯诺，1905年生于美国，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到了上海。之后，为了采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台湾等地，以及日本、朝鲜、缅甸和印度等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斯诺正在上海，目睹了1932年的淞沪战争和1933年的热河战争。此后，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学习了中文。同时，结识了鲁迅、宋庆龄、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以及一批地下共产党员。

1936年，经宋庆龄安排，斯诺于6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

他是到红色根据地采访的第一位西方记者，和他同行的是另一位美国人，乔治 ·海德姆，即马海德。他是黎巴嫩人后裔，1910年出生于美国，曾分别就读美国、瑞士和黎巴嫩，并获得瑞士医学博士学位。

20世纪30年代中期来到中国，先是落脚上海，在一家小诊所就职。不久，通过开办进步书店的荷兰人艾林 ·魏德迈女士，结识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新西兰共产党员路易 ·艾黎和宋庆龄。他利用他的美国身份和小诊所，多次掩护中国共产党人，为党的活动提供各种方便。1936年，我党通过宋庆龄先生邀请几位公道的外国人到陕北考察，宋庆龄推荐了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

1936年到保安采访的斯诺

1936年马海德陪同斯诺访问保安，斯诺离开后马海德留在陕北投身于中国革命

1936年6月，林彪已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校长，仍兼保安卫戍司令。我被抽调到红大兼职教学，仍担任卫戍司令部参谋长。

一天，林彪交给我周恩来从安塞发来的电报，大意是斯诺和马海德已抵达安塞，近日赴保安，请安排接待，并转报主席。

林彪指示说：“你去安排并报告毛主席。”

我带上几个警卫员到安塞把斯诺、马海德接到保安，安排在周家大院与李德为邻。两个美国人，一个德国人，三个洋人生活习惯相近，相互谈得来，还能彼此照应。

为李德配备的专职炊事员，虽然做不了西餐，但煮咖啡、烤馒头干、拌土豆沙拉和炖牛羊肉等，还能凑合。我安排斯诺、马海德与李德一起吃饭，口味相近，比较方便。我交代后勤部负责食品供应和物质保障，尽量多搞点儿炼乳、肉类罐头、香烟、糖果，以及陕北干果核桃、栗子、花生、瓜子等土特产。这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就算是最高级的贵宾待遇了。

为了斯诺居住、出行、采访安全和方便，我请吴亮平担任斯诺的联络员，根据斯诺的要求安排采访和谈话。我又为斯诺和马海德加派了一个哨位，并为他们配备了两个随身警卫员和两匹马、两个驭手。安排好后，即报告了毛泽东和林彪，并电告了周恩来。斯诺和马海德对我的安排很满意。

后来在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提到了我们的热情接待。他说是“外交部”为他做的安排。其实，当时红军哪里有“外交部”,只有保安卫戍司令部。

斯诺在保安重点采访了毛泽东，对毛个人的历史和中国革命、中国工农红军的斗争史进行了全面了解。也采访了贺子珍、林彪、危拱之、林伯渠、徐特立等人。

到红军大学作专题演讲，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还参观了红军剧社，观看了演出。

一个多月后，斯诺在警卫人员护送下离开保安奔赴前线，继续对红军指战员采访。他先后在吴起镇，采访了刘群先，在宁夏的豫旺堡采访了彭德怀、刘晓、徐海东，在甘肃河连湾采访了李富春和蔡畅。沿途还访问了许多部队，与无数指战员见面和谈话，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9月底他从前线回到保安，又采访了蔡树藩、李德。10月中旬，斯诺离开保安，前往敌占区。我送别斯诺后，此生再没有见过他。

四个月的旅行使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革命战士、农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了真挚热烈的感情，从而对于处在革命战争中的中国，也有了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久就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证实了。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而且一版再版，轰动了中国和整个世界。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担任了美英报纸的驻华战地记者。

1939年，他到了延安，再次和毛主席谈话，并予以发表。

1941年斯诺对皖南事变作了如实报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打击迫害，被迫离开中国。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视为危险分子，他被迫迁居瑞士。

直到1960 年6月，他得到我国领事馆的单独签证，才第一次来到解放后的新中国，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1964年他再次访华，毛泽东又接见了他。

1970年10月斯诺偕夫人一同来华，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报刊十登载的他们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的大幅照片.成为传递中国希望改善与美国关系的信号。

之后，毛泽东再次接见斯诺，并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那次谈话，毛泽东对林彪、陈伯达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谬论进行了批判，表示了愿意与尼克松对话的意向。这是斯诺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意义深远，它是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破冰船。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斯诺准备以记者身份，再作中国之行。但由于病魔缠身，未能如愿。

1972年2月15日，斯诺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热爱中国。"

埃德加 ·斯诺是对中国革命和中美关系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当年，我荣幸地参与了对他的接待。

海德姆没有与斯诺一起离开保安、他深受边区军民革命热情的感染，决心留在边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还起了中国名字马海德，从此，他与中国革命同命运、共呼吸，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又加入了中国籍。

他一直坚持在医疗战线，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我是马海德到达边区最先认识的人之一，之后无论是战争岁月还是和平时期，相互多有来往，他是我敬重的好人，是我的良师益友。

斯诺与马海德是毕生好友，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翔实记录了全部采访过程，却只字未提他是与马海德一起来到保安的。后来我才获悉，他这是在默默地保护着一位同志，一位受人尊敬的伟大的女性。

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给林彪当参谋长将近一年，对我来说，那是一段平常的历史，可干部部门没有记载，甚至忘却了。

1955年11月的一天，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找我谈话。他说： “评定军衔和勋章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最近谭希林同志向我反映，他对授予你二级八一勋章有意见，认为应该授予你一级，因为你在红军时期担任过保安卫戍司令部的司令员，当时所属部队有三千余人，比一个主力师的兵力还强大(那时，一个红军主力师兵力不过一千人左右，非主力师兵力不过几百人)。所以，你当时应该是师以上干部。

我告诉谭希林，关于保安卫戍司令部的职级，总干部部曾讨论研究，因查不到军委明确规定，只好按多数人意见定为团级单位，司令员也就定为了正团职务。

谭希林批评我不了解历史，说：‘你知道不知道?林彪带一军团到保安后，接任卫戍司令部司令员，难道一个军团的司令员去兼任一个团职?难道林彪的参谋长就只是正团职?’

谭希林的批评把我搞糊涂了，你的档案只记载了当过保安卫戍司令，没有记载后来当了参谋长，还是给林彪当的。所以，我今天请你来，是向你了解这段历史，征求你对授勋的意见。”

我回答说：“谭希林反映的是事实。林彪率一军团回到陕北，是毛主席找我谈的话，决定林彪任司令员，我改任参谋长。我在保安卫戍司令部工作了一年多，先是和周桓、谭希林一起搭班子。改任参谋长后，在林彪领导下工作将近一年。至于我当时的职务是团职还是师职，组织上怎么定，我都没有意见。既然已经授予我二级八一勋章了，就没有必要再改了。"

赖部长说：“你的态度很好，对历史实事求是，能正确对待个人荣誉。我们干部部门工作有误，应该纠正。这样吧，你回去后，写个报告给总干部部，把这段历史写清楚，提出改授一级八一勋章的请求，然后我们上报军委。”

我考虑再三，一级八一勋章当然比二级八一勋章荣誉高。但让我个人写报告，向组织伸手，这种事绝对不能做。

不久，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和副政委谷景生找我谈话。他们告诉我，赖传珠副部长已经向他们通报了，希望防空军党委研究一下，如何解决为好。他们两人的意见是，如果我个人不愿意写改授勋章的请求报告，那么就由我写一个“在保安卫戍司令部任职情况”的说明，由防空军党委向总干部部提出改授勋章的建议报告，并附上 “历史说明”。

我回答说：“我的意见是这件事就维持原状吧，不必再折腾了。改授勋章必须由总干部部写报告，经军委批准，再由主席签发命令。动静太大了，改来改去，使得各级组织都很为难。为个人小事，给组织找麻烦，影响不好。我不计较是二级还是一级，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我们是幸存者，没有半点理由为荣誉争来争去。”

周士第、谷景生赞许我的态度，接受了我的意见

回顾这段历史，联想到几件事情。

其一是毛泽东曾对伍修权说，从苏联回来的人，没有反对过我的，你是一个。

事后，伍修权对我说：“其实没有反对过他的是多数。即使曾意见相左，绝大多数也根本转变了，真心实意拥护他。可老人家对从苏联回来的人，一直不太放心。”

其二是长征途中，有一天我跟着主席在前面走，他问到我在李德、博古身边工作的感受。我说，起初对他们很尊重，第五次反“围剿”时，开始对他们的指挥能力产生疑惑。湘江战役后，就彻底失去信心了。

主席笑着说： "哦!你是守着菩萨不信菩萨啊!”

我说： “守着他们，取不到真经，证明不是真菩萨，自然就不信了。”

当时边走边聊，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意识到他是在考察干部。

其三是后来我亲耳听他说： “土包子和洋包子，我更喜欢土包子。在洋包子中，我偏爱从欧美回来的。”才知道他不喜欢从苏联回来的人。

其四是到陕北后，我当保安卫戍司令时，一天主席叫罗瑞卿找我，我正在李德处。

主席见到我后问： “干什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