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漂泊辗转，一直走在被贬的路上，最后被贬到海南岛。像他这样的人，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个了。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震动朝野。苏轼因文字入狱，命悬一线。1080年，死里逃生的他，被贬到长江边的小城，黄州，今天的湖北黄冈。他的官职仅是个“团练副使”，一个无权签署公文的闲职而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苏轼也不例外。

他还来不及欣赏长江的美景，因为，现实远比他想象得还要残酷。此时的苏轼，真正过着耕田、采药、盖屋子的生活。他的家眷，在次年五月到达黄州，所以，他暂时借住在定惠寺院里，每天和僧人一起用饭，一同散步。

豁达的苏轼，很快便和僧人们熟识起来。苏轼的魅力，一如既往。想当年，二十岁的苏轼考中进士，欧阳修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他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果然让欧阳修说中了，直到如今，苏轼的流量，依然很大。

苏轼的粉丝，涵盖面之广，很是奇特。喜欢他的人，从达官贵人到乡野农夫，数不胜数。还有个读书人，因为喜欢读他的诗，冷落了妻子，妻子不开心，最后，他休妻，一个人与苏轼的诗词为伴，追星追到这个地步，恐怕现代的追星族，也望尘莫及。

欧阳修果然慧眼识珠，发现了苏轼这个人才。他怕不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吧？几十年来，苏轼每到一个地方，传播文化，为当地百姓谋福利，抽出空闲时间，研究美食，改善百姓的生活。在他看来，办法总比困难多。没有酒，自己想法酿造；没有墨，自己想法造。

苏轼初到黄州，困惑了一段时间。1080的10月，苏轼“杜门谢客”，为了寻求解脱，冬至后去天庆观养炼。这番修炼，毫无收获。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他填了四首回文词，借四时闺怨，自我消遣。

很快，苏轼的家眷也到了黄州。摆在他面前的难题：钱粮少，人口多。生活，远非简朴、困苦可以形容了。试想，苏轼一个月的薪水，不过四千五百钱。这段时期，他只有基本工资，没有补贴，更不用说绩效工资了。除了钱少，他还没有自由，想去哪儿，还得提前报备。

这下子，苏轼要好好计算一下，这一个月的费用，该怎么安排？黄州，地方小，条件艰苦，但是环境幽美，山高林密，空气清新，而且橘子甘甜，味道很不错。为此，他还专门填了一首词。

浣溪沙·咏橘
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
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

词的上片，借写菊与荷经受不住寒霜的摧残，写出橘树耐寒的品性，以及它在屋前屋后生长的繁盛景况；下片写出品尝新橘的情状和橘果的清香，一个‘“惊”字，一个“怯”字，用得十分巧妙精当，非常传神地写出品尝者的神态。结句的“三日手犹香”，以夸张的写法突出橘果之香。

苏轼以橘自喻，橘清新高洁的品行，恰如他本人。苏轼的朋友，遍天下，这话一点都不夸张。徐太守，欣赏苏轼的才华，经常邀请他赴宴；朱太守，则常派人给他送酒菜。

对苏轼来说，相识满天下，朋友数不清。因为有了太守的照顾，他们一家的生活，勉强还可以维持。苏轼的两个儿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很快就适应了黄州的生活。他们一家住在临皋亭，这里原本是水路的驿站，让行人在此小憩。

临皋亭距离江边只有十几步远，推窗即可听到风浪涛声，放眼望去，朝雾晚霞、烟雨迷蒙，风景之美，让苏轼一家忘了环境的简陋，生活的艰苦。

幽默的苏轼，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如今自己住在江边，风景优美，江水源自峨眉山的雪水，清澈甘甜，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水源了。此时的苏轼，已经不在乎什么时候再返回家乡了。

1081年，44岁的苏轼，在到达黄州后的第二年，完全变成一个农夫了。生活依旧很艰难，孩子们因为营养不良，日渐消瘦。他的老朋友马正卿看了，非常心疼，于是把黄州城东数十亩的荒地，送给苏轼。

此后，苏轼每天早出晚归，躬耕于东坡。开荒的辛苦，种田的不易，都被他写入诗里：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自食其力的苏轼，自称东坡居士。从此，人们便亲切地叫他东坡先生。

苏轼在黄州的艺术天赋，完全被激发出来了。苏轼新建了雪堂，他自己亲力亲为，用油漆在墙面上作画。水面独钓的渔翁，雪中傲然挺立的树木，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22岁的米芾，慕名前来拜访东坡，看到苏轼的画作，赞不绝口。

自古才子惺惺相惜，孟浩然与李白，孟浩然与王维，都是相差了十几岁，却成了忘年交。东坡与米芾，自然也不例外。他们相见恨晚，在一起谈论绘画技巧，相谈甚是投机。

苏轼在雪堂的四周，亲手栽下柳树，还有一口水井，井水清冽甘甜。地势低的地方，有稻田、麦田，还有菜圃、果园。爱喝茶的东坡，从邻居家移来一棵茶树，在他的精心照料下，长势喜人。很快，东坡一家便能喝上他亲手制作的茶叶了。

化身农夫的东坡，在劳动中变得身康体健，痛苦中找到了真快乐，在艰苦中，发现了人生的乐趣。明明是几间从东坡荒地上盖起的茅屋，他偏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雪堂。他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在诗中一览无余：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世人关注的，是苏轼的多才多艺，觉得他擅长书法、精通绘画，写得一手好诗、好文章，对品茶、烹茶、茶史都有研究。但是，他还是一名天才的厨师，一个有品味、有创意的美食家。

黄州当地的猪肉价格便宜，但是很少有人买，也不爱吃，因为大家都嫌弃猪肉的味道不好。于是，苏轼亲自下厨，几次尝试后，终于烹制成一道美味。其中诀窍，便是：把肉放很少的水和酱油，文火慢炖，让猪肉慢慢入味，汤汁完全被猪肉吸收进去后，吃起来味道鲜美，爽滑不腻、入口即化。这便是被后人称道的“东坡肉”。

黄州的猪肉，也被东坡写入诗里：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早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被富人不屑一顾、价格低廉的猪肉，在东坡的烹饪下，变成一道绝世美味。这一锅软糯喷香的东坡肉，是他在贫苦岁月里的乐观和智慧。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从此，黄州百姓，按照他传授的方法，餐桌上多了一道物美价廉的美食。

热爱生活的苏轼，在黄州的日子里，还曾研制酸甜可口的蜜酒，发明鲜甜脆口的“二红饭”，一种用大麦、小红豆掺合在一起，煮成的干饭。物资有限，创意无限。尽自己所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美好，同时让百姓受益，苏轼，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或许，这便是很多人喜欢他的原因吧。真实、可爱，乐观又有趣的东坡先生，谁能不喜欢、欣赏呢？

公元1094年，新党重掌大权，高太皇太后摄政时期的“元祐更化”，那份短暂的平静，结束了。苏轼再度成为被排挤打击的对象。年近花甲的他，被一纸诏令，贬至比黄州更为偏远蛮荒的岭南惠州。

当时，被贬逐到岭南的官吏，很少有能生还者。因为，这个地方气候酷热，瘴疠杀人。惠州地处南方，在当时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瘴疠之地”。在那个时代，对于许多官员而言，贬谪惠州，几乎与死刑无异。

然而，苏轼抵达惠州后，以常人难以想象的乐观豁达，开始了新生活，乐在其中。让朝中的小人生气的是，苏轼很快地就适应了惠州当地的生活。他对地方上的事务非常注意，生活兴趣也十分广泛。所以，每天过得很充实。

他寻幽探胜，游罗浮山，浴于温泉；他种植花木，学习酿酒，不但自制了一种叫做“桂酒”的甜酒，还又创制了一种柑橘酒。一次偶然的机会，苏轼发现在罗浮山下有一口清泉，为了解决当地百姓的饮水问题，苏轼化身工程设计师，为当地百姓设计自来水系统。

苏轼发现当地没有干净水源，这可是致病的最大隐患。于是，他立刻自己动手，测量地形，设计水道。用大竹管连接起来，从山上的泉眼把水引下来。东坡的所作所为，哪里像一位被贬谪的失意官员？他还没来得及自怨自艾，便投身到造福百姓的工程中去了。

东坡的仁者之心，让他走到哪儿，都能得到百姓的拥护。苏轼在惠州，品尝着荔枝，写下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份略带自嘲的幽默背后，是他随遇而安的豁达。林语堂评价他，东坡在惠州，过的是一种艺术家的生活，一种诗人的田园生活，一种哲人的生活。

公元1097年，已经六十二岁高龄的苏轼，遭遇了更为残酷的贬谪。他被贬至琼州昌化军安置，今海南儋州。宋朝海南的落后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海南岛在当时是蛮荒瘴疠之区，居民多为黎族，过着半原始的生活.，简直是个化外之地，交通隔绝，几乎无人能够幸免于瘴疠。

显然，当权者还是低估了苏轼的坚韧和适应能力。东坡过海的时候，他的弟弟苏辙一直送到雷州海边。当时，苏轼想到自己年老被放逐绝域，子孙恸哭于江边，也以为此次生离，即为死别。

到了海南，苏轼再次展现了绝境求生的超强能力。面对海岛的原始状态，苏轼觉得眼下最要紧的是，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住宅排在第一位。

他被官署安置在一所简陋的官舍里，不久官舍也倒塌了。他只好与儿子苏过在城南污池旁的桄榔林里，自己盖了几间茅屋栖身。东坡还不忘给自己的栖身之所取名‘桄榔庵’”，名字好听，其实四面透风、简陋无比。

但是，苏轼在海南的精神天地，格外精彩。海南本无甚可言的文化基础，东坡在苏轼在海南开设学堂，亲执教鞭，教当地居民读书识字。他培养的学生里，姜唐佐、黎子云兄弟最为出色。他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代举人、第一位进士姜唐佐。

苏轼开辟了海南文化教育的先河，身处绝境的他，依然不忘传播文化。海南的饮食简陋，但东坡却乐此不疲，他能将当地的蚝、山芋、薯类等粗粝的食材，做成富有滋味的菜肴。他尤其喜欢海南的牡蛎，并告诉儿子苏过，不要告诉北方人牡蛎有多美味，免得更多人来与他分食。东坡先生，真是太可爱了。

面对海南的苍茫大海，无尽孤独的苏轼，专心创作。他整理完成了父亲苏洵的文集，补注了《尚书》《易经》，写成一百多首和陶诗，完成笔记杂著《志林》、《仇池笔记》等作品。他的思想境界，也臻至化境。

他在《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所说：应怪东坡老，情衰不复梦。忽然魂还，万里如在隙。过海亦偶然，何足置胸中。生还亦偶尔，所至得其逢。

这种“所至得其逢”的心态，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了。流放、苦难，算什么？他早已置之身外了。正如林语堂对他的评价，苏东坡是个禀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很多被贬的官员，抑郁寡欢。而苏轼，每到一处，主动融入当地的生活。他关心民众疾苦，主动深入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他所到之处，修水渠、劝农耕、办学堂、推广医疗方法，推广惠州的水碓、在儋州传播医药知识。

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他将个人的渺小，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在大自然面前，个人的得失忧乐，微不足道。东坡的超前思想，让他的生命变得有韧性。

他泛舟赤壁，夜游承天寺，聆听儋州的海浪，被贬他乡，在他看来无非是换个地方生活，心在哪儿，哪儿便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