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庭教育博物院 涤生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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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庭教育博物院 涤生书院

曾国藩不仅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多重身份,更是一位严慈相济的父亲,即便政务、军务缠身,也从未疏怠子女教育。

咸丰八年(1858 年)七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说 “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他在家书中教导儿子读书要广泛且有选择,注重看、读、写、作等方面,强调品德修养和人格塑造,而非仅仅追求功名利禄。在曾国藩眼中,知识的积累、持续的进步远比一时的成败更为关键,要掌握获取知识、运用知识的方法,更要让子女理解学习的意义,同时教会他们以宏观视角规划人生,他的教育理念显得理性与包容。

咸丰八年(1858 年)八月二十日,曾国藩在江西弋阳的军营中给儿子曾纪泽写了封信,信中谈及学诗学字的方法,如 “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 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还提到写字要重视墨色,“以后作字,须讲究墨色…… 墨之新旧浓淡,用墨之轻重疾徐,皆有精意运乎其间,故能使光气常新也”。此外,曾国藩以自己人生的缺憾为例,劝诫儿子要不断努力学习,雪己之三耻。曾国藩重视知识积累和持续进步,不把科举成败看得过重,这种教育理念在他的家书及其他教育行为中均有所体现。作为父亲,曾国藩明白教育不是单向的指令灌输,而是经验的共享与传承,他将自己对诗、字的体悟融入家书,看似在指导技艺,实则是在传递“专注细节、精益求精”的精神。同时以自身缺憾劝诫儿子,更是打破了传统父亲的权威姿态,拉近与儿子的距离,让他明白失败不可耻,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才是成长的关键,这种教育智慧在百年后的今天仍极具启示意义。

曾国藩对子女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在家书中多次强调“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他还留下 “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的十六字箴言,一直要求家人生活简朴,远离奢华,他不让子女来京居住,因见京城世家子弟奢侈腐化,还要求门外不许挂相府、侯府的匾。他认为 “无论老少男妇,总以习勤劳为第一义,谦谨为第二义。劳则不佚,谦则不傲,万善皆从此生矣”,体现了作为父亲的他对子女在勤劳、谦谨等品德方面的要求。曾国藩祖父的“治家八诀”中有早起、打扫清洁、种菜等内容,曾国藩幼承庭训,并加以扩充发展,他要求 “男习耕读,女工纺织”,让儿子们参与种地、养猪、喂鱼等农事。曾国藩为媳妇和女儿们订了一个功课表,分为四事,一食事“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二衣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三细工“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四粗工“酉刻后做鞋或缝衣,一直到二更收工”,他还在功课后写上一段话,让夫人督促,亲自验功。曾国藩要求子女参与农事、操持家务,并非单纯为了培养劳动技能,而是通过具体事务让子女理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的道理,从而涵养珍惜、谦逊的品格,这种“生活即教育”的理念,远比空洞的说教更具感染力。

曾国藩注重因材施教,当长子曾纪泽三次科举失利并提出不再走科举之路时,他表示理解与支持,鼓励儿子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探索。在他的引导下,曾纪泽潜心研究西学,最终以外交官身份代表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伊犁城及伊犁南面的一大片领土,在外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次子曾纪鸿喜爱自然科学,在天文、地理、代数等领域颇有建树,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计算出一百位的圆周率,这也与曾国藩提倡子女学习科学知识、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息息相关。作为父亲,曾国藩以“尊重天性、顺应时代”的格局为子女铺就成长之路,他深知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唯有尊重其兴趣与天赋,才能激发内在潜能。在晚清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下,曾国藩鼓励子女接触西学,更是展现出超越时代的远见。

在曾国藩的为父之道影响下,曾家后代人才辈出,不仅在学术、外交、科学领域成绩斐然,还传承了良好的家风。他用一生诠释了一位父亲的责任与担当,其教育理念和方法,至今仍为广大家长提供着深刻的启示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