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16日，积劳成疾的罗荣桓元帅与世长辞。几天后，怀着对老战友的无限哀思，教员提笔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这位从秋收起义时跟随自己闹革命的老战友，曾被自己视为“一生共事的人”，如今猝然长逝，不能不令教员悲从中来。

在我们普遍印象中，罗帅是“无私利，不专断，看得破，放得下”的典型代表，为人处世和风格做派都是有口皆碑的。

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早在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间，罗帅曾措辞委婉的向教员递交了一份“辞职信”：

短短不足百字的电报，一度让教员陷入了沉思。但随着之后接连收到对方一封接一封的请辞电报后，教员也意识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系统出了问题。

“七七事变”爆发后，迅速占领平津的侵华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兵锋直指山东。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韩复榘，在关键时刻不战而逃，让日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山东全境。

起初，在教员的战略布局中，八路军挺进山东进行敌后抗战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可如今部队尚未派驻，山东就被韩复榘拱手送与日军。突如其来的变故，也让教员陷入了两难的抉择当中。

若按原计划挺进山东，就不得不考虑11万日伪守军和1000多个军事据点组成的封锁线压力，且不说通过封锁线将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即便顺利突破防线，在内外无援且缺乏根据地支撑的情况下又如何立足生存？

若是主动放弃山东战略根据地，又等于将华东最大的补给基地拱手相让。无论矿产、鱼盐资源还是其他财富，都将成为日军此后以山东为跳板，南下直取徐州、南京、武汉的重要后勤基础。

思虑再三后，教员还是下决心排除万难去开辟山东敌后战场。在具体布局方面，他的“两步走”战略又展现出一种高超的智慧：

同时，以115师343旅、129师津浦支队为基干力量，组成以肖华为司令员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创建冀鲁边平原根据地并活跃在津南和鲁西北一带。

其实，教员的战略思维不难理解。先让熟悉情况的山东纵队坚持红军游击传统，在敌后发展抗日力量并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而后再以115师、129师主力渗透其中，积极开展运动战打击日军。

此后的两年间里，在教员这一“内外策应、多点开花”思想的指导下，八路军在山东的抗日力量已发展到7万余人。大好形势之下，危机也同样存在。

按理说，黎玉、陈光和肖华三支抗日力量在山东境内已成鼎足之势，彼此互为犄角，应该相互策应、配合默契才是。

可问题又恰恰出在这里，三支部队日常各自为战时可圈可点，但配合作战时却显得乏善可陈，根源因素不外乎两点：

一是成分比较复杂。其中既有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区别，又有115师和129师的区别，部队之间指挥风格、战略战术都有差异，不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很难彼此适应。

二是彼此互不统属。三支抗日力量是平行的兄弟部队关系，名义上都受延安方面的直接负责。正因如此，一旦打起仗来，在主攻和助攻、攻坚和阻击等具体问题上往往缺乏统一有效的指挥。

这种情况下的各自为战，放在平时尚能应对自如，一旦遭遇日军大规模扫荡，各部又都将陷入孤立无援乃至被各个击破的困境。

早在罗荣桓与陈光率115师一部进入山东时，朱老总与彭老总就曾联名致电教员，提议挑选一名独当一面的“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境内所有部队。

收到电报的教员，在综合考虑了山东的张经武、陈光、黎玉和罗荣桓四人后，最终决定将擅长军事指挥的129师副师长徐向前派往山东。

不久后，山东八路军第一纵队正式成立，徐向前任司令，朱瑞为政委，统一指挥山东境内所有部队。而刚到山东的徐向前，旋即马不停蹄的办了两件“大事”：

一是广泛开展练兵，将游击部队训练成能打硬仗的正规部队；二是主动出击日军。在化解日军的鲁中扫荡行动后，徐向前率部对日军重要交通线和后勤据点进行攻击，一举扭转了山东抗战形势。

值得注意的是，徐向前的所有战绩全都是指挥山东纵队取得的，对陈光、罗荣桓、肖华所率领的抗日力量几乎是一令不发。对此，晚年的徐帅曾在回忆录中有过这样一段解释：

尽管徐向前奔赴山东的主要任务是整合抗日各部力量，但因日军常年扫荡的战争形势所限，这项工作始终无所适从无。因而他作出了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既然一时难以合并，就不要强制各部凑到一个框架下，以步步为营的方式在细节上增加沟通融合才是上策。

简单讲就是从山纵抽调一批熟悉地理民情的干部充实到115师中，再从115师中抽调一部分老红军进入山纵，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很快使山东八路军自然而然的由散向合，凝聚成一个整体。

遗憾的是，这边形势刚有所好转，徐向前便在赴延安参加七大期间意外胫骨骨折。他的这一“缺席”，又让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变得微妙起来。

徐向前因伤离任后，第一纵队政委朱瑞暂时代理司令员之职。朱瑞的威望和资历毋庸置疑，唯一略显不足的，大概就是在军事指挥上没有徐向前那般得心应手。为此，教员在一开始也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说白了就是让朱瑞统筹全局，由陈光、罗荣桓负责军事指挥。虽然这一安排看上去有些让人费解，但综合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战场的陈粟组合，也就不难理解教员的良苦用心了。

华野司令员是陈老总，而具体“战役指挥”则全权由副司令员粟裕负责，一旦出现“骄兵悍将”对军事部署有异议，陈老总就凭借独一无二的威望来为老伙计粟裕压阵。此时的山东战场情况也大致如此。

朱瑞是留苏归来的老资格，又是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在115师和山东纵队中都有很大的话语权。只是，这样看似完美的方案付诸实践时，问题也随之而来了。

朱瑞的性格并不像陈老总那般豁达，带有较浓厚的书生气，且工作中事无巨细的他，又不太擅长人情世故。果不其然，在之后的一系列会议中，朱瑞的直来直去与陈光的生性倔强碰撞在一起，产生了不少的争论。

眼看二人在大方向上意见难以统一，夹在中间的罗荣桓也是左右为难、焦急万状。担心山东抗日根据地成果要付诸东流的他，在向教员递交“辞呈”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罗荣桓致电教员的同一天，朱瑞也将自己的三点建议一并汇报延安：

电文的核心观点都是统一山东战场的指挥机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是“让”，而后者是“进”。这样一来，又一道选择题被摆在了教员面前，随即，他复信罗荣桓：

既点明了问题所在，又委婉拒绝了罗荣桓“辞职让贤”的想法，不偏不倚的调和使事情暂时缓和下来。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1941年的反扫荡行动中，山东纵队指挥机构被打散，朱瑞的夫人陈若克和刚出生的女儿被俘后，双双牺牲在沂河岸边。

此外，115师在这一仗中也表现出行动松散、配合不力的指挥和组织短板，这令罗荣桓不得不再次致信教员，提议精兵简政，统一山东指挥。

在安排专人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深入调查后，教员最终下定决心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全局的一元化领导。

一是建立山东军区，以罗荣桓为115师政委兼军区司令员及代理师长；黎玉为115师及军区副政委；黎、罗及朱三人协同负责军区管理，朱瑞为书记；陈光调回延安学习。

二是在1943年8月1日调朱瑞回延安出席七大。次月又正式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书记，统一领负责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工作。

历经4年蹉跎，山东八路军终于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一元化。随后，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式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山东军区正规部队已达27万，地方武装达50余万，革命的群众多达2700余万，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最大的根据地。

以至于教员在评价山东根据地成就时，感慨的说了这样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