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王安石找张载参与变法被张载拒绝了，以此来批评张载这个人一边说着“为生民立命”，另一边却不干实事真是假大空虚伪等等，类似观点的热门视频我也刷到了好几个，这逻辑的背后有两个大问题：一是预设了一个立场“变法”就是进步反对“变法”就是保守就是落后，而不去管这个变的法是否冒进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执行层面是否脱离了实际。

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人是复杂多面的，历史事件也是如此，张载和王安石一个喊着“为往圣继绝学”，一个说着“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看似两人差别很大但在我看来两人身上有很多的共同点，甚至在某些领域他们是一体两面，比如他们对于佛道的态度是类似的，面对于佛家道家对于儒学的冲击，他们都主张重塑儒学道统，王安石斥佛教是“废人伦”，张载批佛老“溺虚空”。

张载只比王安石大一岁，他们对当时社会的弊病感知也是类似的，像土地兼并、财政危机、边防空虚等等时代的痼疾他们都非常关注，并用自己的方法在尝试解决，比如关于土地兼并问题，他们都以《周礼》作为制度蓝图，王安石走的是顶层设计路线从上到下推动“青苗法”，张载则是进行基层实验在关中事办“井田制”推行乡约，像边防问题张载写了《边议》九条提出边防改革，王安石推行“保甲法”“将兵法”。

在学术和教育问题上两人都对汉唐的经学大家批判，都主张摒弃汉唐的“章句之学”摒弃汉唐注疏的训古传统，推动了宋代经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型，两人都非常注重教育，张载的理念是“知礼诚性变化气质”，创办了横渠书院，王安石是“一道德以同风俗”设立了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他们共同的追求都是改变唐代以来“进士浮薄”的教育积弊，也就是说要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两人的政治理想也很接近都是效法三代，在正式变法前王安石进京见宋神宗，宋神宗问“学习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回答说“要学就学尧舜，唐太宗有什么好学的”。

而张载被宋神宗接见时也说类似的话，“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也就是说治理政事如果不效法夏商周三代终究是苟且之道，也正是因为两人主张和行为上有很多相似，王安石才主动找到了张载希望他能够支持变法，但张载跟当时大多数的士大夫一样终究是没有参与进来，根源还是在于虽然两人理想和目标是比较一致，但实现路径上有很大分歧，宋代士人存在着“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两条实践路径，王安石选择了前者也就是获得君主的支持，进行顶层设计以国家权力去推行制度改革。

而张载选择了后者进行基层伦理重建，通过道德启蒙重塑社会基础，他们在各自领域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有很多的不足与困境，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脱离了实际，用人不当又导致政策扭曲最终变法走向失败，并没有实现变法之初富国强兵的想法，北宋也在王安石下台后40多年灭亡，后世中相当多的人把北宋灭亡归因于王安石。

张载的困境也类似，他的道德理想缺乏现实支撑，试图用依托于一千多年前的《周礼》中记载的井田制来解决宋朝当下的土地兼并问题，并很自信的认为他设计的这一套改良版的井田制可以经受上百年的考验，结果七年不到就走向崩溃，除了“乡约”有所保留和传承外，他的乡村实验也并没有取得成功，这正如钱穆总结的“王安石变法的弊端在于冒进急于求成”，“张载的弊端在于一意孤行”。

最后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张载这人大部分人是不了解的，我学生时代对中国史思想史发展很感兴趣，但对张载的理论怎么也提不起兴致，尤其是他的宇宙观觉得非常无聊，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尊敬，从他的人生经历和学术脉络，我能够感受到他一生到底有什么理想和目标，他孜孜不倦的是什么？到底又有什么遗憾和失意？

当下很多人通过王安石来贬损张载，在我看来是非常不恰当的，每个时代对于人物的评价都会带上这个时代的印记，因为我们这几十年都在享受着改革带来的红利，所以历史上的改革家都成了极为正面的形象，但我们也得清楚这种历史评价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局限性呢？前进的道路有多条，这个世界不存在“唯一路径”，也不存在“唯一人选”，历史的意义不在于我们用后人的标尺去丈量前人，而在于理解每一个灵魂在其时代困境中的精神跋涉。

王安石和张载的分歧本质上是“制度变革”与“社会教化”孰先孰后的路径之争，这种争论哪怕是到今天都是有意义的，古往今来像他们一样为华夏文明更好的发展进行不同尝试的先贤，无论他们走的路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给后世带来启发并在后世引起回响，这些先贤们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但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过去的问题应对当下的困境，并期待后世过上太平生活这都是殊途同归的，最后用钱穆的话来总结“荆公以法变事，横渠以理变心，皆欲救世，其揆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