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7日，距离重庆谈判的标志性成果“双十协定”签署不足三天的时间节点上，教员将自己多年前的诗作《沁园春·雪》赠予老友柳亚子。

一来是满足对方一段时间以来对自己的“索句留念”愿望，二来也是借此机会征求老友对作品的诚恳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令柳亚子爱不释手的“大作”，一经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公开发表后，立时引得重庆各大报纸竞相转载，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教员胸襟、气魄和文笔的赞叹不已。

另一边，从报纸上浏览诗词内容的老蒋，立即找到了自己的“文胆”陈布雷，试图借陈布雷为首的文人集团之手，能创作出一首力压该作品气势的新作。

殊不知，眼前被自己视为“第一支笔”的陈布雷，既没有底气去再造一首《沁园春·雪》，更没有兴趣在这上面自讨苦吃……

陈布雷之所以出名，主要归功于民国时期是他在上海的“报界先锋”经历。他思维清晰、文笔犀利，在追随老蒋后长期担任幕僚职务，官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党部秘书长。

老蒋被陈布雷的才气所震撼，将其视为“肱骨近臣”，而充斥着传统文人气息的陈布雷，则一度将老蒋视为自己事业上的伯乐，不时吐露出终身辅助之意。

在给抗战时期的侍从室同僚，也是为数不多的挚友张治中去信时，陈布雷仍表达出对老蒋的“忠诚”：

除对蒋忠诚以外，陈布雷的如椽之笔也让他深得老蒋的欣赏和器重。从北伐时期的《告黄埔同学书》，到抗战初期的庐山《抗日宣言》，他每次总能踩到老蒋感兴趣的那个点上，因此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悄然登上了历史舞台。

及至重庆谈判后老蒋读到教员的这首《沁园春·雪》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请陈布雷前来一问究竟。

有意思的是，面对老蒋对这首诗词原创性和艺术性的质疑时，陈布雷竟也直截了当的向对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听到自己的“文胆”有些长他人志气而灭自己威风，一向对陈布雷态度和缓的老蒋连连跺脚，反复用暗示的语气询问对方：“请你再好好读读，难道就没有一点不如意之处？比如音律方面？”

岂料陈布雷听罢，又是一阵摇头和沉默。无奈的老蒋只得严令对方网罗各行各业的“人才”，无论是文人政客，还是大学教授、作家等，全部尝试着去写一首在内容和气势上能媲美《沁园春·雪》的诗作。

陈布雷有没有写出自己心目中的《沁园春·雪》已无从查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递给老蒋审阅，更没有公开发表过。

而老蒋这边林林总总收到的诗词，除了质量上参差不齐外，内容上倒是有一个共通之处：小巫见大巫。

或许陈布雷从一开始就有自知之明，指望一帮文人墨客去写出一篇气吞山河、包罗万象的宏伟诗篇，这本身就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情。因此，自己完全没必要去触这个霉头。

实事求是的讲，老蒋在读罢教员的《沁园春·雪》后，颇为生气的原因有很多，从个人角度来说，他始终不觉得自己在文采上逊色于对方。

除了心心念念的日记外，老蒋早年间也留下了“雪山千古冷，独照峨眉峰”的诗句，20岁那年，即将东渡日本留学的他还曾写过一首名曰《述志》的豪放诗：

30出头时，郁郁不得志的老蒋也曾留下一首《鼓浪屿》：

应该说，在诗词创作上，老蒋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但与教员相比，他的这份能力就有些浅显了。在读了教员的《沁园春·雪》后，不甘落败的他也即兴创作了一首同名诗词：

诗词中没有隐秀之美，甚至可以说没有天赋，但透过诗词表面的内容，又能窥探到老蒋对教员一种棋逢对手的油然敬佩之情。

有人曾说，重庆谈判的胜利，有一半的功劳是这首《沁园春·雪》。其实，真正的功劳还是教员本人，他之所以能写出这首气势磅礴的诗词，正因为他那份独有的自信和同老蒋对抗的气魄。

老蒋“原创”的这首《沁园春·雪》教员并没有读到，但对方召集的一众文人墨客所作的同名诗篇一经公开发表，教员便语重心长的同周恩来等人说道：

时至今日，我们仍不难从诗词中发现教员从一而终的人民情怀。

陈布雷虽在老蒋步步紧逼之时，保持了自己的文人气节，但随着对方一意孤行的内战大门开启，陈布雷也成了《沁园春·雪》中“俱往矣”的一分子。

陈布雷虽是老蒋身边的心腹之人，但始终以谦和长者和书生意气的形象示人，即便是在当时国民党贪腐成风的形势下，他依旧保持一种淡泊名利的姿态。

让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个无欲无求的文人，却在1948年11月选择吞下大量安眠药来了却生命。其实，从他生命中最后几年的所见所闻和个人经历分析，这种自杀行为还是有迹可循的。

首先，陈布雷早已不再适应老蒋统治下的国民党政坛了。在数十年的“笔杆子”生涯中，陈布雷大多时间都是精神高度紧张乃至烦闷状态，用他自己的话讲“常觉个性与任务格格不相入”。

加上常年患有失眠症、体力不支等病症，无疑让他饱受折磨。加之自己特殊的身份和位置，让他无法像其他作家一样正常书写、发表自己的作品，令他倍感疲劳。

因此，以他这样一种生性淡泊，志不在高官厚禄的性格，很难从根本上适应尔虞我诈的政坛生活，最后匆匆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想通过“尸谏”来警醒蒋介石。

陈布雷对老蒋大势已去的现实足够清醒。陈布雷于1948年11月自杀之际，正是我军在淮海战场上占据主动权并节节胜利，国军高层内部早已乱作一团之时。

抱着对这个组织和老蒋个人失望至极的态度，陈布雷在遗书中曾这样写道：

很显然，此时的陈布雷已经筋疲力尽了……

陈布雷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官员、理想型官员。他有浓厚的文人情节，如果在和平年代，想必会有儒家圣贤那样的人物符号。遗憾的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他成了反动派的“帮凶”。

千秋功过，恐怕还要留待后人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