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连发全国电令：各省军政长官即刻抽调主力，开赴前线抗日卫国！宁夏军阀马鸿逵对此置若罔闻，一心只想保存实力。
从1937年7月到11月，蒋介石接连下达七道措辞严厉的加急电令，甚至公开放话“若再拖延不进，以军法论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数次急电求援，绥西防线濒临崩溃，急需宁夏部队协防死守。
重压之下，马鸿逵才磨磨蹭蹭拼凑出3000名杂牌军，凑够蒋介石要求兵力的三分之一，象征性开赴绥西战场。
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浴血奋战、伤亡惨重，马鸿逵的宁马嫡系精锐却毫发无损、全程留守宁夏。他到底在怕什么？
马鸿逵，字少云，甘肃河州人，民国西北“马家军”核心人物，与青海马步芳并称“青宁二马”。1933年，他正式出任宁夏省政府主席，从此集宁夏军政、财政、人事大权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宁夏王”。
在马鸿逵的统治字典里，有一条铁律：军队是维系割据统治的唯一根基。兵力的多寡、装备的优劣、嫡系部队的完整度，直接决定他在宁夏的统治地位，更决定他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博弈的全部筹码。他比谁都清楚，一旦嫡系主力损耗，自己的“宁夏王”宝座将瞬间崩塌，宁夏也会被中央彻底收编。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马鸿逵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就陷入了长期的相互提防、相互博弈。蒋介石一贯奉行“削藩策”，对西北、西南的地方实力派，总是以“出兵参战”“围剿红军”为借口，消耗地方军事实力，最终剥夺割据权力。当年“四马拒孙”之战，蒋介石借孙殿英西进试探马家军实力，坐收渔利的把戏，马鸿逵至今记忆犹新。
因此，当1937年全面抗战的出兵令传到宁夏时，马鸿逵第一时间没有想到民族危亡，而是看穿了蒋介石的双重意图：表面是抵御日寇，实则是借机掏空宁马家底、渗透宁夏控制权。这场出兵，在他眼里从来不是卫国使命，而是中央设下的削藩陷阱。
1937年7月，华北战场战事急转直下，日军兵锋直指西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巩固西北防线、增援第二战区，连续向马鸿逵下达多道电令，明确要求宁夏派遣三个步兵旅（约半数主力）开赴前线，统一归第二战区指挥。
马鸿逵当即召开高层军事会议，全场没有一句讨论抗日救国，只讨论：如何在不损耗嫡系实力的前提下，应对中央的出兵要求。会议最终定下死方针：拖延推诿、虚与委蛇、绝不派主力。
客观来说，宁夏的交通条件确实落后，但这绝不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同一时期，青海马步芳仅用两个月就组建了8000人暂编骑兵第一师，克服高原、戈壁险阻，顺利开赴中原前线，转战陕、豫、皖等省，与日军展开血战。所谓“交通不便”，不过是马鸿逵自保的遮羞布，他真正的目的是观望战局、拖延时间、保全实力。
首次拖延后，蒋介石并未放弃。从1937年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内，蒋介石向马鸿逵下达七道加急电令，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从“敦促出兵”到“勒令即刻开拔”，最后直接警告“若再抗命，军法从事”。国民政府军政部在宁夏周边调集中央军部队，做出向宁夏开进的姿态，形成赤裸裸的军事威慑。
此时的马鸿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绝境：彻底抗命，蒋介石便有了进军宁夏、剥夺其权力的正当理由，宁马割据统治将瞬间崩塌；全盘服从，三个主力旅出省，宁马家底被掏空，自己将沦为无兵无权的傀儡。在这种绝境下，马鸿逵再次施展军阀最擅长的周旋术，制定了“象征性出兵、最小兵力派遣、非嫡系部队上阵”的折中方案。
1937年11月，马鸿逵正式对外宣布“宁夏出兵抗日”，派遣一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开赴绥西战场，总计兵力约3000人，仅为蒋介石要求兵力的三分之一。
部队以宁夏地方保安团、各县征召的壮丁为主，没有一个马鸿逵的嫡系精锐；他们仅配备老式步枪、马刀，宁马嫡系的重机枪、迫击炮等重火力，一兵一卒都不配备。
而马鸿逵的嫡系主力新编第七师、独立第十旅等精锐部队，全部留守宁夏境内，分驻银川、吴忠、石嘴山等战略要地，负责镇守地盘、维持统治，一兵一卒都不允许外调。出兵前，马鸿逵专门召见前线指挥官，反复叮嘱八字真言：稳扎稳打、固守防线、避免硬拼、保存实力。要求只有一个：不与日军正面攻坚、不死战消耗，确保部队完整撤回宁夏。
1937年12月，这支拼凑而成的宁夏部队从银川出发，开赴绥西五原、临河一带布防，正式归傅作义指挥。进入战场后，这支部队严格执行马鸿逵的密令，始终龟缩在战场二线，只承担防线巡逻、后方警戒、物资护送等低风险任务，从未主动向日军发起一次进攻。遇到日军小规模扫荡、袭扰，部队立即收缩防线、避战自保，绝不与日军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
1938年至1940年，绥西战场先后爆发包头战役、五原战役等大规模作战，傅作义指挥绥远部队全力反击日军，多次急电请求宁夏部队协同作战、正面阻击。马鸿逵得知后，连续向前线指挥官下达密令，以“部队水土不服、伤病员过多、粮饷不足”为借口，拒绝参与任何攻坚作战，仅派少量兵力做佯动配合，始终将主力收缩在安全区域。
更令人愤慨的是，1940年日军调集3万余日伪军大举进攻绥西，马鸿宾率领的八十一军在乌不浪口与日军血战三天三夜，一千多名宁夏将士壮烈殉国，而马鸿逵的部队却擅自后撤至磴口、石嘴山一带，坐视友军苦战。马鸿逵本人在宁夏更是惊恐万状，遣送家属至兰州，将历年搜刮的烟土、皮毛等资产日夜转运甘肃，甚至准备将省府撤至甘肃靖远，完全是一副弃守逃跑的姿态。
整个抗战期间，马鸿逵派遣的这支部队，没有参与一场大规模攻坚战、没有取得一次显著歼敌战果、伤亡人数不足百人，基本保持了出兵时的完整编制。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支部队按照马鸿逵的命令，全员完整撤回宁夏，重新编入宁马地方武装序列，未受丝毫损耗。
同为西北马家军、同为地方割据实力派，青海马步芳与宁夏马鸿逵的抗战表现，有着天壤之别。
马步芳虽也以保存实力为初衷，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主动抽调精锐，组建8000人暂编骑兵第一师开赴前线。这支部队由马彪率领，转战淮阳、皖北等地，与日军展开白刃战、肉搏战，淮阳一战歼敌千余人，二旅旅长马秉忠壮烈殉国，百余名战士弹尽粮绝后投河殉国，全师伤亡近万人，被日伪忌惮地称为“马回子军”，用鲜血立下赫赫战功。
而马鸿逵，仅派3000杂牌军敷衍了事，全程避战自保、龟缩二线。出兵规模、作战态度、抗战成效，均远不及马步芳。两人的差距，本质上是私心程度的差距，是民族大义与个人私利的天平倾斜方向不同。
毛主席曾对地方实力派做出精准定位：地方实力派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他们与中央有矛盾、与工农有隔阂，始终以自身利益为核心，摇摆于抗日与自保之间，不愿损耗实力、更不愿放弃地盘。马鸿逵的所作所为，正是这一定位的最典型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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