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0日,在河北邯郸发生了一起令无数人愤怒的悲剧,13岁的王子耀被3名同学霸凌并杀害。
此案在当时轰动全国,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能够严惩凶手,但由于3个凶手都是未成年人,所以此案很难审理。
直至今日,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将此案作为经典案例点名,并揭露一组数字。
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核准追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34人,为何会有这么多未成年恶性案件呢?
青少年犯罪在中国的上升趋势引发了广泛担忧,2024年,最高检在工作报告中首次披露,依法核准追诉34名低龄未成年人涉及严重暴力犯罪。
这一数据来源于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白皮书分析了未成年人“四大检察”业务开展情况,强调“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原则。
具体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14-16岁青少年犯罪案件9,317件,逮捕审查65,198件,批准逮捕34,329件,同比增长27.8%。
起诉审查101,526件,起诉56,877件,青少年犯罪类型以盗窃罪、诈骗罪、聚众斗殴罪、QJ罪和抢劫罪为主。
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起诉74,476人,其中QJ罪、猥亵罪、抢劫罪等占一半往上,例如2024年常德学校门口撞人事件。
其中包含18名小学生,随后司机被家长和保安控制,事情发生一个月后,该司机被判处死刑,此案也被当最高检当做典型写入了白皮书。
检察机关还采取了多项民事保护措施,包括发出31,809份“督促监护令”,办理支持起诉案件5,155件,支持5,623件。
民事诉讼监督案件725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77件,公益诉讼案件12,062件。
以上的这些数据反映了最高检在严惩严重犯罪的同时,也注重预防和源头治理。
核准追诉34名低龄未成年人显示法律对严重犯罪的强硬态度,但也需关注这些青少年背后的社会环境。
许多涉案者可能来自单亲家庭或经济困难背景,缺乏家庭教育和心理支持。
惩罚固然重要,但更需投资于预防,例如加强家庭教育和社区干预,早期的心理辅导和职业培训或许能帮助这些青少年改过自新。
社会应认识到,青少年犯罪往往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单纯依靠法律手段难以根治,平衡严惩与教育,是未来治理的关键。
34起核准追诉案件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些案件的共同点是,犯罪者年龄均在12至14岁之间,涉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或以极端残忍手段致人重伤。
而这些案子中最受关注的就是“邯郸埋尸案”了,这是一件影响极大的青少年暴力犯罪案例。
邯郸埋尸案案发于2024年3月10日,河北邯郸市肥乡区北高镇,三名13岁初中生(张某、李某、马某)预谋杀害同班同学王某,并将其埋于废弃蔬菜大棚内。
手机支付记录显示,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个内向的男孩给同学张某的微信转了191元。
受害者王某面部被铲子毁容,尸体发现时引发社会震动,犯罪系预谋行为,案发前一天已挖好56厘米深的坑,显示犯罪的计划性。
最高检核准追诉后,2024年12月30日,邯郸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主犯张某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某被判12年徒刑,马某因罪责较轻未被刑事处罚,但接受专门矫正教育。
此判决依据《刑法修正案(十一)》,该修正案于2021年3月生效,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至12岁。
案件引发广泛社会讨论,鉴于犯罪性质恶劣,判决合理,公众对马某未被刑事处罚的处理也存在争议,认为其他二人处罚过轻。
与邯郸案形成对比的是另一起发生在同地的惨案,2025年正月初三,王家三姐妹在祭父时被亲大伯王某东预埋的炸弹炸死。
这位68岁的老人因土地纠纷,耗时7个月拆解烟花制作爆炸装置,法院最终判处其死刑。
两起案件的判决差异清晰展现了司法理念的分野,对成年人犯罪严惩不贷,而对未成年人犯罪,法律仍以矫治为主要导向。
邯郸案的残酷性令人震惊,尤其是3名涉案者仅13岁,而他们的作案过程就像提前准备好了一样,令人细思极恐。
年仅13岁的孩子为何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这些案件反映了当下中国青少年司法的不普及性,在一些偏远的地区,人们的法律意识没那么好,尤其是青少年的司法普及。
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未成年人犯罪处理强调教育与矫正,但极端案件如邯郸案显示,法律在面对严重暴力犯罪时可以采用更严厉的措施。
根据白皮书数据显示,2024年检察机关受理的强制报告案件3,793件,占比6.8%,其中医院占比45.7%,学校29.4%,显示学校和医疗系统在预防中的重要角色。
包括如何处理12-14岁低龄罪犯、如何完善专门矫正教育系统等,机会则在于利用技术手段,如大数据分析早期识别高风险青少年,并加强社区支持。
青少年司法需综合治理,预防、教育和康复缺一不可,34名低龄未成年人被追诉和邯郸案的判决,提醒我们单纯依赖法律难以解决问题。
社会应投资于家庭教育和社区支持,早期干预可避免更多悲剧,康复项目如心理辅导和技能培训,能帮助罪犯改过自新。
邯郸埋尸案体现我国的青少年司法的普及任务任重而道远,那34名青少年有的需要一个改正的机会,有的则必须严惩。
而我国也可以借此构建更人性化的司法体系,既严惩重罪,又给青少年改过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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