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期间，有一个名字曾甚嚣尘上，那便是方方。身为中国当代作家，彼时的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她本应利用自身影响力为抗疫鼓劲加油，可她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举动。

武汉疫情爆发，整座城市在前所未有的困境中艰难挣扎。全国人民心系武汉，无数医护人员逆行而上，众多志愿者挺身而出，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物，大家众志成城，只为战胜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然而，方方却躲在自己的豪宅里，开始了她所谓的 “创作”——《方方日记》，后被西方出版机构更名为《武汉日记》。

方方在日记中，肆意编造虚假信息，歪曲疫情真相。她笔下尽是负面与灰暗，将道听途说的内容当作事实，四处散播。比如她声称看到 “火葬场满地死者遗弃手机”，可事后证实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她凭空杜撰出来的谣言。还有所谓 “广西援鄂护士去世” 等内容，同样是毫无根据。

在隔离小区问题上，她只聚焦个别家庭断药发愁的场景，对背后无数工作人员为药品调度彻夜奋战、最终及时送药到社区，让老百姓振奋的场景却只字不提。她一味地夸大武汉因疫情死亡的人数，无视天灾人祸的不可抗力，更无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最终成功控制疫情的伟大成果。

这种片面、虚假且恶意的描述，不仅亵渎了因疫情不幸去世的同胞，更让居家隔离的民众人心惶惶。

方方此举，实则是为了一己私欲。她妄图借此博取西方国家的好感，不惜抹黑自己的祖国，甚至说出 “代表 14 亿中国人给世人道歉” 这般荒谬绝伦的话语。她的日记在国内一经发布，便引起轩然大波。

而彼时国外疫情尚未大规模爆发，嗅觉敏锐的外媒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立刻将方方日记里那些杜撰的虚假内容当作 “有力证据”，纷纷对我国抗疫工作进行无端指责。随着《武汉日记》在全球范围内出版发行，其毫无根据的内容更是被无限放大，给我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西方一些国家领导人和舆论媒体以此为 “把柄”，铺天盖地地指责中国 “隐瞒死亡人数”“掩盖疫情”“向世卫组织报告不实信息” 等，甚至荒唐地向中国提出 “索赔” 要求。美国企图起诉中国，妄想没收中国 1.1 万亿美债，并索要 20 万亿美元赔偿；

英国要求赔偿 3510 亿英镑；印度通过联合国索要 20 亿美元；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纷纷跟风。这一系列闹剧，严重扰乱了中国的外交环境，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与麻烦。而这背后，方方与西方政治势力配合得默契十足，她无疑成为了西方抹黑中国的 “得力工具”。

面对社会各界的质疑与批评，方方不仅毫无悔意，还千方百计地进行辩解。关于国外出版机构是否事先约稿，她只提及国内《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于 1 月 25 日的约稿，却对可能更早来自海外出版机构的约稿只字不提。

要知道，程永新约稿当日，她已开始写日记，且约稿名是《封城记》，并非日记体裁，可她却迅速确定以日记形式记录，这显然疑点重重。谈及事先是否有出版计划，她 3 月 30 日还发文称无出版相关书的计划，然而仅仅 9 天后，《武汉日记》便在美国出版发行。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授权、审稿、校对、定版、排版、封面设计、序言等一系列繁琐工作，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她隐瞒出版计划的意图昭然若揭。

对于书名被改为《武汉日记》，她竟荒唐地以 “自己不懂英文” 为借口，可即便她不懂，代理人也不懂英文吗？代理人难道不会向作者报告并征求意见？种种辩解，皆是方方在愚弄国人，欺骗公众。

为了躲避国内的指责，方方跑到国外，开始吹捧美国、印度等国家 “优越” 的医疗条件。可当美国疫情暴发，形势愈发严峻之时，她又灰溜溜地选择回国避难。此时的她，早已声名狼藉，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

曾经身为作协主席，她本应肩负起文化传承与正向引导的责任，却在关键时刻背叛祖国，伤害民族感情。如今，她在国内已彻底失去人心，彻底淡出公众视野，只能在国外孤独地守着那因背叛国家得来的金钱，度过余生。

她的所作所为，也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人们唾弃的对象，时刻警示着后人，任何背叛祖国和人民的行为，都必将遭到历史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