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务活动是公安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所开展的业务与勤务的总称，而所谓“不应该由公安机关从事承担的各种社会公务活动”实为非警务活动。尽管‬《人民警察法》对警察职权做出了‬详细规定，但公安机关肩负维护社会稳定之责，诸多社会性事务性质若转变，就可能危及社会稳定，使得警务活动与非警务活动界限模糊，非警务活动在特定演化下极有可能转变为警务活动。公安民警参与非警务活动的原因复杂多元，既受社会整体环境“大气候”影响，也与地方局部状况“小环境”相关，同时还受现行体制机制的‬制约，甚至存在公安机关自身“作茧自缚”的困境。

随着‬社会高速发展，群众法治‬、维权、民主意识显著提升，网络兴起让众多事件半公开或全公开。然而‬，当前部分地方未完全依法治国，“人治”严重，不少部门仍用老办法处理新问题，不少事靠上级机关或领导解决，作风官僚懒散、责任意识淡薄，依法行政时易失职缺位。出了问题，因问责未落实，相关部门非但‬‬不紧张，还把难题“推”给地方党委政府。部分地方党委政府有“全能思维”，大包大揽，压力巨大。公安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依赖同级党委政府，常更坚决贯彻其指令，又‬因其‬‬权力大、执行力强等优势，且‬无明确非警务活动规定，自然‬成了地方党委政府“解决问题”的主力，而‬无奈的“收拾烂摊子”。

目前，警务活动与非警务活动尚无权威规定，仅有一些以文件形式下达的小范围通知，如涉及征地拆迁等。在当前强调“服务”与“和谐”的背景下，有关部门不愿出台相关规定，以免被指“推脱责任”。由于缺乏明确界定，公安机关、地方党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社会团体及群众对非警务活动的理解大相径庭。公安机关视为非警务的，地方党委政府和其他职能部门可能认为是警务。更严重的是，群众因缺乏明确标准，更难分辨警务活动，如警察告知求助超出职能范围时，群众往往难以理解。在双重管理体制下，公安机关在无具体标准时，对非明显非警务活动，常需按地方党委政府“指令”执行。

民警察法》虽对警察职权作出详细规定，但地方党委政府在使用公安机关警力时，存在认识上的泛化。一方面，对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职能认知有误，认为这只是公安一家的职责，却忽略了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因素纷繁复杂，几乎涉及社会问题的各个层面，且许多社会问题发酵后都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只是程度不同。一些地方党委政府虽认识到问题根源，却无暇从源头解决，只能将处置任务推给肩负维护社会稳定主要责任的公安机关。另一方面，对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职权也存在误解，部分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独断专行，将个人意愿凌驾于法律之上，把强制措施当作处理问题的手段。

当遭遇棘手难题时，部分地方党委政府常常不假思索地将公安机关列为首选调度对象，理所当然‬地‬认为公安机关手握权力，服从意识相较于其他行政机关更强，是一支既能高效执行任务、又能妥善处理事务，且不会敷衍塞责、推诿扯皮的队伍，还能暂时压制突出问题。目前，公安机关的执行力与威慑力在处理某些事件时仍能发挥一定作用。但伴随法治‬建设推进，社会问题终需依靠社会自身解决。若地方党委政府仍迷信公安机关的震慑与执行能力，企图“包打天下”，频繁依赖警察解决社会问题，而不从根源上通过正规途径处理，只会令‬矛盾隐患与怨恨情绪不断累积，最终可能引发难以挽回的后果。

抛开“110”对外承诺利弊的争议，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创立兼具报警与服务功能的警务运行模式，堪称超前之举。实践表明，“110”提升了公安机关的快速反应力、工作效率，改进了工作作风，也成了全国认知度极高的“品牌”。但如今，“110”承担的不只是警务活动，因其“有求必应，有难必帮，快捷方便”，群众遇难事便首选它，很少考虑该由哪个部门处理。警务活动被社会事务所取代，公安机关承担了大量非警务活动，基层派出所付出难以估算的警力精力。作为职能部门，公安机关却承担了远超职能的工作量，“110”定位似“政府热线”更恰当，可目前仅公安机关承担其职责，这也是其非警务活动增多的根源之一。

为‬减少与‬避免警察参与非警务活动，需树立慎用警力、归口处理、责任严究三种意识，谨慎调度使用警力，避免推诿责任；减少“怕事”“人治”“怕说”现象，依法依程序处理问题，听取各方意见，调动职能部门能动性，公安机关领导应积极汇报非警务活动危害；建立确定非警务活动内容及标准界定、社会问题管理和应对处置、“110”社会公共服务各部门联动三项机制，明确职责，让基层民警有据可依，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优势；把握政治优先、国家优先、法律优先三个原则，坚决抵制非警务活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严格遵守法律法令，维护法律公平正义，筑牢社会公平正义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