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林徽因，可能很多人想到的身份都是建筑师、诗人和作家，但其实她在美术设计方面也很擅长。

少有人知道，其实当年在设计国徽的时候，林徽因也尽了一份力呢。虽然她的设计落了选，但哪怕在如今来看，也不得不让人感叹一句：这审美真是一绝！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红旗招展，毛主席在大家面前庄严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不过，细心的人应该就会发现，城楼中央原本应该挂着国徽的位置，竟然空空荡荡的。

难道就没有提前准备吗？当然不是。

其实早在几个月以前，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就发布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短短1个月内，就收到了一百多件方案和九百多幅图案。

但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更像纪念章，很难体现新中国的政权特征。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就曾回忆道：“当时很多方案把国徽做成了工艺品，缺乏政治象征意义。”时任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主任张仃也指出：“不少设计过于追求装饰性，忽略了国徽作为国家象征的严肃性。”

开国大典之后，设计国会的重任就落在了两支专业团队的肩上，一是梁思成、林徽因领衔的清华团队，另一队就是张仃带领的中央美院团队。

林徽因的设计团队都有着深厚的建筑学功底。他们以玉璧为主体进行设计，这个承载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礼器，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齿轮代表工人阶级，麦穗象征农民，红色绶带寓意革命团结，五星则指向党的领导。

金镶玉的配色方案，更是和2008年奥运金牌的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不可谓不超前。但这个方案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玉璧过于古典，难以体现新中国的现代性。

张仃的团队则是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思路：以天安门为核心。这座见证五四运动和开国大典的建筑，成为他方案的灵魂。齿轮、麦穗环绕四周，红色绶带增添动感，整个设计都充满了视觉冲击力。

虽然两个方案都很出色，但也都有一定短板。清华方案虽然确实精美，但却有些保守；美院的方案有很强的现代化特征，但却有些内涵不足。

关键时刻，周总理提出了关键建议：“国徽要体现向上的基调和气氛，再加一种中国传统农作物，麦稻穗就很不错嘛。”

1950年6月，中南海的会议室，国徽设计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梁思成带着清华团队的新方案参会：天安门被简化成了立面图，庄重又不失象征意义；稻穗取代单一麦穗，代表南北农民的大团结；五星与齿轮的组合，也强化了工农联盟的主题。

同时，张仃的团队也在不断调整：他们弱化了写实的风格，增加更多传统纹样的装饰。两种方案各取其长，在反复碰撞中慢慢融合。最终，周总理主持的审查小组拍板定了下来：以天安门为主体，融合清华的金红配色和美院的稻穗元素，打造一个“既有历史厚重感，又有时代朝气”的国徽。

设计期间，林徽因肺病复发，常常需要卧床休息，但她还是坚持参与设计工作，甚至就连在病床上也要和梁思成、莫宗江等小组成员讨论方案的细节。1950年，国徽方案最终确定之后，国家为了表彰设计者，给他们每人发放了800斤小米作为奖励。

这在当时，已经相当于普通工人半年的收入了，但林徽因和梁思成商量过后，就决定将这些小米全部捐给抗美援朝前线。她在给周总理的信中写道：

“这是国家给予的荣誉，前线战士更需要这些物资。”

说到林徽因和梁思成，两人堪称建筑史上的神仙眷侣。

1904年，林徽因出生在浙江杭州，原名叫做林徽音。她的父亲林长民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曾经在日本留过学，思想很开明。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林徽因从小就接受了中西合璧的教育，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游历欧洲，期间对建筑产生了兴趣。

梁思成则是1901年出生在日本东京，他的父亲梁启超是近代维新派的领袖和思想家，自然对子女的教育极其重视。早年间，梁思成在清华学校读书，后来在1924年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深造。

同年，林徽因也进入同一所大学，但因为建筑系并不招收女生，她只能转入美术系，但她还是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实现了自己的志愿。

求学过程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随后在1928年结婚。婚后就共同前往欧洲考察古建筑。

两人之间还有不少温馨的小故事，盛传梁思成曾经问过林徽因：“为什么是我？”林徽因的回答是：“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

不光在生活中相互扶持，学术上两人也是绝对的知音。从1930年开始，林徽因就和梁思成共同主持了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两人历时数年，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考察了二百多处古代建筑。

他们用现代建筑学理论和测绘技术，记录下赵州桥、应县木塔和五台山佛光寺等国宝级别建筑的详细资料，填补了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空白。

并且，梁思成编写了许多建筑学书籍，林徽因就负责术语注释和文字润色，在书里，她首创了“材份制”“举折之法”等概念的现代阐释，让晦涩难懂的古代营造术语能够广泛普及。

不过早在1930年的时候，林徽因的健康状况就在不断恶化，1937年考察佛光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咳血症状。莫宗江回忆说：“林先生在五台山病倒后，仍坚持在炕上校对测绘数据，她说‘我们不能让日本人抢先记录下中国的国宝’。”

正是这样的坚持，最终促成了佛光寺的科学记录，为抗战期间的文物保护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遗憾的是，后世对于林徽因的认知大多都局限于“才女”和她的“感情故事”，却忽略了她对建筑学做出的贡献。

事实上，作为中国第一名女性建筑学家，林徽在建筑学的领域内颇有建树，值得后世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