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说：关税战的底气是中国有一个超大的消费市场。

这个说法有个前提，从人口上说，的确是超大市场，从实际的消费能力看，十四亿人口的国内超大市场消费接近三亿人口美国国内消费总量的80%； 一些分析表明全球消费美国占比29%，中国10%。

如果要增加关税谈判中的筹码，做买方比做卖方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不然怎么说客户是上帝。

也就是说，中国的超大市场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么大，这就是为什么连续三年消费者价格指数在低位反复摩擦，不达预期。而消费的函数是收入。问题就在这了，怎么提高居民收入？

至少有三条路可以有效提高居民收入的水平。

第一条路是企业扩张，增加就业岗位。美国1929年大萧条时，修建胡佛水坝，被誉为七大土木工程奇迹之一，工程的直接目的就是在大萧条期提供就业岗位。不失为生产函数理论的一个例证，生产各要素是互动的，扩大产出的同时会带动就业与生产性需要，如材料设备。

但这一招在中国不好用，因为出现了投资效率递减的趋势，按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中国资本形成的速度在加快，2021年接近全球资本形成的30%，这种以国企为主导的资本高速扩张，打破了资本增速与GDP增速平衡，2012年后迅速拉开，GDP指数一直与资本增速呈反向的姿态，从两位数滑到了2022年的3%，企业的扩张没有带动就业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中国经济几乎所有问题最终都表现为居民收入不足。

黄奇帆谈中国经济结构性平衡，提出到2035年增加四亿就业岗位，重建生产与消费的平衡点，几乎不太可能，2025年就业增加的计划目标是1200万，按这个节奏需要33年，这是计划，实际情况是2022年、2023年、2024年三年就业岗位没有增加，因为失业率在提高。关税战后，就业将成为经济的头等大事。

第二条路是全面提升社会保障体系。这的确很重要，按生命周期理论，家庭主妇安排消费是按一生的收支平衡，如果医疗、教育、养老、就业没有保障，有钱也不会消费。人们总是说美国的医疗费高，斯诚然也，但是中国的医疗费对应的是九亿低收入群体，同样亚力山大，我在抗癌过程中深有体会，不要动不动拿购买力平价说事，因为对中国居民来说，购买力平价是低收入决定的，它高不了，购买力平价高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在全球结算中的信用也高。

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保障体系偏低，比如按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在GDP占比3%左右，低于印度2005年的3.9%的水平，接近英国1950的占比3.3%，而现在北欧国家平均水平为30%，2019年全球平均水平20.01%。这不是一个人口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穷与富的问题，是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例问题。

其实在合理的边界内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件正反馈的好事，有了社会保障的支持，家庭没有后顾之忧，消费的潜力就释放出来了，形成消费-生产-收入-再消费的良性循环。

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火力全开？

因为财政负债率一直在快速上升，在一个通缩的大背景下，看不出除了货币贬值，还有什么办法能稀释债务，经济的最终结果，效率说了算，效率高就是良性的债务增长驱动模式，效率低就是危机。

政策不断做出努力，但力度有限，2024年城乡居民养老金每月提高了20元，今年又再提高20元，可见，这条路不是快车道。

那就剩下了最狠的一招：加大通胀率。

这也被称之为凯恩斯主义拯救经济衰退的最后一招。2025年是放水年，货币供应增加了，但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继续向下，如果继续增加货币供应，是机会也是风险，所谓机会，继续加大货币供应量，或可突破通缩预期固化； 风险是如果真实的负债率已经超出普通人的想象，那么，继续加大货币供应量，意味着金融风险已经离我们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