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暮色中降落在平壤。跑道旁，褪色的“自力更生”标语牌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单薄。我下意识摸了摸棉袄内袋，七块从老家供销社带来的山东高粱饴糖，玻璃纸在我动作下发出细微的窸窣声——这是给朝鲜导游准备的“见面礼”。舱门打开，一股混合着煤烟味的冷空气猛地灌入。前排一位大叔举着相机，立刻被穿军绿制服的安检员厉声制止：“删掉偷拍！”趁着这阵混乱，我把饴糖往衣服深处又塞了塞，眼角瞥见空乘磨破的袖口线头，在昏黄灯光下，像垂死的飞蛾。

迎接我们的“四人组”在穿堂风里站得笔直，如同雕像：魁梧的司机提行李时指关节冻得发紫；男导游老崔握手时，掌心粗糙的茧子刮得人手疼；女导游小林的笑容像年画娃娃一样标准甜美；最后是肩扛摄像机的金同志，领口别着醒目的“祖国统一”徽章——后来小林在大巴颠簸中用笔悄悄告诉我：“他是保卫部的眼睛。”

前往羊角岛酒店的路上，大巴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行驶，沉闷的颠簸声敲打着耳膜。窗外掠过巨大的标语：“21世纪的太阳金正恩将军万岁！”同团的东北养蜂人张伯低声嘟囔：“这阵仗，赶上俺们屯子闹元宵了…”

入住羊角岛酒店十九层，没想到后半夜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凌晨四点，一片死寂把我惊醒——停电了！空调罢工，电梯漆黑，只有窗外大同江的风在窗缝里呜咽。我摸黑冲向消防通道想探个究竟，却在六楼转角撞上了保安队长刺眼的手电筒光柱。

“为什么走楼梯？”生硬的汉语伴随着警棍抵近我的腰间。就在这时，旁边电梯井里传来铁链呻吟声。借着微弱的光，我看到电梯轿厢的玻璃上，紧贴着四个单薄的身影，正缓缓上升。当电梯升到十楼高度时，操作员解放鞋裂口处露出的紫红色冻疮，像熟透的山楂一样刺眼，深深印在我脑海里。

小林喘着白气赶来解围时，保安队长已经掏出了手铐。小林突然用朝语厉声呵斥，声音像银瓶炸裂般清脆有力。多年后我才得知，她喊的是：“他给前线送过蜂蜜！”（意指张伯养蜂人的身份可能起了作用）。

清晨在青年饭店门口，车窗上结满了霜花。我掏出那七块琥珀色的高粱饴糖递给小林。她瞳孔猛地一缩，迅速将糖块藏进《劳动新闻》的夹页里。“够换五斤玉米面。”她睫毛低垂，在头版领袖像旁边，悄悄写下几个小字：导游月薪=38元人民币。

这份甜味，在参观金日成故居万景台时意外发酵了。当讲解员动情讲述领袖童年吃树皮的艰辛时，小林突然碰了碰我的手肘。我摊开掌心，她迅速塞给我半块已经融化的饴糖，糖体还粘着“主体思想”的油墨。她冰凉的指尖，轻轻划过我掌心养蜂留下的蜇痕——那是我追花逐蜜的“勋章”。

在友谊塔悼念志愿军烈士时，天空飘着冷雨。雨水敲打着花岗岩碑面，“中国人民志愿军永垂不朽”的鎏金字在涟漪中浮动。我们举着导游推销的20元塑料花，看着红领巾方阵在雨中高唱革命歌曲，踏起一片水花。雨水顺着小林化纤西装的褶皱流淌。她突然指向雨雾中的山峦，声音低沉：“那里睡着十八万人，我爷爷的战友也在。”塔内旋转展廊阴冷刺骨。借着手机微弱的光，我好不容易找到“黄继光”的名字，金同志铁钳般的手立刻扼住了我的手腕！“光线伤文物…”小林急忙解释。转身的刹那，她却将一个冰凉硬物塞进我口袋——一个磨得发亮的铜制蜂箱温度计，指针永远停在了35度。

体验著名的平壤地铁，扶梯下行足足两分多钟，仿佛进入地心。青铜吊灯映照着壁画上挥动镰刀的劳动者幻影。对面车厢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位穿着褪色军装、缺牙的老者隔着玻璃对我们笑，口型分明在问：“中国？”我刚想举起手机记录这瞬间，小林突然挡在镜头前，她胸口的金日成徽章几乎烙进我的眼睛，低声说：“这里...不体面。”

大巴驶过凯旋门，橱窗里展示着“国产电视机”，我却瞥见了熟悉的深圳条码。外宾商店门口，几位朝鲜女子拎着印满洋文logo的购物袋，迅速钻进奔驰车。小林望着车尾灯，轻声呢喃：“她们是外贸局的星星。”而在公交站排起的长龙里，那些干裂的嘴唇、凹陷的眼窝，是岁月刻下的深刻印记，芒刺般扎进我的视线。

在风景秀丽的妙香山，汉白玉台阶上，讲解员美善的目光多次停留在我鼓起的衣兜——那里是剩下的饴糖形状。待老崔翻译了我的养蜂背景后，她涨红了脸，在留言簿上画了一只胖乎乎的蜜蜂，在翅膀下写着“甜蜜事业”。在檀香缭绕的展厅深处，美善突然用生涩的中文在我耳边低语：“蜂王最苦…”话没说完，又惊惶地咽了回去。后来小林告诉我，这里的每句讲解词都需政审，美善冒险加这句“私货”，或许只因我衣领上沾着故乡的槐花香。

回程大巴上，小林轻轻哼着《阿里郎》，曲调带着一丝破碎感。夕阳在她胸前的领袖徽章上跳跃。我递出最后两块饴糖时，她突然抓住我因劳作而结茧的手，问：“知道欢迎仪式排练多久吗？”她的指尖划过自己那雕塑般完美的微笑嘴角：“三个月，嘴角要扬到耳垂。”

离开朝鲜那天，羊角岛窗外锣鼓喧天。广场上穿着廉价舞裙的少女们用力挥动着塑料花束，大同江边垂钓的老者，竹竿稳如铁锚。前台取护照时，小林默默推来一个报纸包裹的小盒子。拆开一看，是三块油纸包的高粱饴糖，外面还裹着一方绣着金达莱花的绢帕，糖体已经有些融化。“等铁路通到丹东…”她的话被老崔一阵急促的咳嗽打断。金同志肩头的摄像机红灯幽幽亮着。小林后退两步，深深地、标准地鞠了一躬：“祝同志棚里的蜂群兴旺。”

绿皮火车缓缓驶过鸭绿江大桥。我摊开在友谊塔前偷拍的那张照片——雨幕中的花岗岩墓碑不过两米高，却仿佛压着十八万座青山般沉重。裤袋里，那个蜂箱温度计的铜壳贴着我的肌肤，传递着历史的冰凉——那是1953年春天，某个不知名的湖北养蜂人留在长津湖战场的遗物。

小林的茉莉发香似乎还在鼻尖萦绕。她藏糖时颤抖的睫毛，说“五斤玉米面”时轻咬下唇的模样，比任何铜像都更深刻地烙印在我记忆里。当火车驶过新义州，我含住了那块沾着“主体思想”油墨的饴糖。舌尖弥漫开小米的清香与麦芽的甘醇，像极了关东黑土地熬出的第一锅糖稀。

七块饴糖，重不足半两，甚至比不上一勺蜂蜜的分量。但我知道，在羊角岛十九层无边的黑暗里，在友谊塔冰冷的雨幕下，在妙香山若有若无的蜂鸣声中，有些东西已经在悄然发酵、酝酿，最终凝结成了蜜——就像我蜂箱里那些穿越了凛冽寒冬的工蜂，终将把所有的苦寒，都酿成献给春天的、第一滴纯粹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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