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24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题目叫做《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同时，该报刊发了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人民日报》4月25日转载）。文章介绍了解放军战士刘学保为保护大桥，冒着生命危险与企图炸桥的“反革命分子”英勇搏斗，为此丧失了左手的英勇事迹。

其实，刘学保是一个为骗取荣誉而蓄意杀人的凶犯。文革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刘学保1947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马额公社一个贫农家庭，是解放军某部的一个副班长。1967年，刘学保所在部队奉命到位于甘肃省永登县连城乡的连城林场进行“支”。工作中，刘学保因能力平庸，难以晋升。他觉得前途暗淡，生活无劲，但又心中不甘，日夜渴望能成为一个人人尊敬的英雄。林场中有个叫李世白的职工，曾当过国民党宪兵部队的副连长，因为历史问题，经常被批斗。看到李世白身份特殊，为人又非常老实，容易控制，于是一个罪恶的计划在他头脑中形成。

1967年12月17日晚9点左右，刘学保以“执行任务”“借斧头”等为由，将李世白骗至连城乡池木哈村边的大通河大桥附近，趁其不备用斧子将其砍昏，又用石块猛击其头部。随后，刘学保跑至桥南30米处，用雷管炸伤自己左手，编造了李世白企图炸桥、自己与其拼死搏斗的假象。当附近群众听到喊声赶来时，他便像个英雄一般，说：“不要管我！李世白要炸桥，快——。”李世白因头部伤势过重，于次日凌晨死亡。

案发后，永登县公安局、甘肃省公安处刑警经过勘查，没有发现李世白桥的确凿证据。结合群众的反映，还对此案产生了诸多疑虑：

一是缺乏直接证据。李世白虽然当过国民党宪兵副连长，但平时为人老实本分、诚实守信，口碑较好。熟悉他的人，不相信他会做出桥这种极端行为。事发现场只有刘学保和李世白两个人，没有第三方能证明李世白有炸桥举动。现场也没有放置炸药包的痕迹。

二是刘学保的证词存疑。例如，刘学保称发现大桥上冒出蓝色火花，且有脸盆大的炸药包。专案组实验证明，导火索揉搓后不会冒火发光，更无蓝色火花。他声称，是用左手扔掉的炸药包，但他不是左撇子。同时，炸药包若真有其描述的那么大，爆炸威力应很大，刘学保不可能只是左手受伤，地面也应留有爆炸痕迹，但这些都未发现。

三是现场痕迹不符。刘学保称，与李世白搏斗了很久，但现场却没有明显搏斗痕迹。

四是作案动机不合理。该大桥原为当地一家新建工厂所建，后来因工厂厂址变动，大桥停建并报废。李世白炸这样一座既不能通车也难以行人的大桥没有任何实际利益，也没有政治意义。冒着巨大风险去炸一座没有实用价值的废桥，不合常理。

案件经过梳理复盘，发现诸多不合理之处。基于此，办案人员将案件上报了兰州市和甘肃省公安处军管会，要求对李世白炸桥案，先不要简单地作结论，“挂起来”，存疑待查。

但时，刘学保所在部队领导根据刘的自述，直接认定曾当过国民党宪兵副连长的李世白就是蓄意炸桥者，刘学保就是护桥英雄。于是将其事迹逐级上报。1968年1月10日，兰州军区授予刘学保“英雄”称号，为他记一等功，并提拔他为副教导员。之后，更是让他担任了兰州军区党委委员等职务。刘学保作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还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其事迹被编入小学课本，还被绘成了名为《英雄战士刘学保》的连环画，成为当时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刘学保可谓是名利双收，春风得意。

而李世白死后，家庭还饱受牵连：作为“反革命分子家属”，李世白的妻子被红卫兵遣送至甘肃定西的农村；长子因为被诬陷要放火焚烧“刘学保事迹展览馆”而投入监狱；长女也因此饱受迫害。

然而，对此案的质疑声一直未断。李世白的女儿李芳始终不相信父亲是反革命。她记得父亲离世前的晚上，曾接到一通神秘电话，被告知"有人找你去大桥"。她认为父亲的死跟这通电话有关。熟悉李世白的职工也对炸桥一事提出了诸多质疑。但在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要质疑一个已经闻名全国的解放军英雄，是不可能成功的。质疑声只会被忽视，被压制。

1978年，随着全国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到来，李芳开始四处奔走申诉。同时，连成林场的职工们也纷纷给当地县委写信，指出“桥上无搏斗痕迹”“李世白从未表现异常”“刘学保事发后神色不对”等问题，对该案提出质疑。1982年9月，永登县委、兰州市委安排专人复查此案。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发现该案确有不少疑点。比如，李世白没有炸桥动机，也没有获取炸药和安放炸药的条件等。1983年7月，兰州市委与兰州军区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此案。在大量证据面前，刘学保最终承认了自己为骗取荣誉，设计陷害李世白、制造炸桥假象的罪行。83年11月9日，兰州市公安局得出最终结论：所谓“李世白爆炸案”纯属子虚乌有，是刘学保为了骗取荣誉和个人前途，精心策划的假案。1984年4月，兰州市公安局将刘学保依法逮捕。1985年7月，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学保无期徒刑。同年8月，中共永登县委为李世白召开平反大会，恢复其名誉。

杀人犯成为斗敌英雄，这样的荒唐事，大概只会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历史时期产生。

——是时代的局限。“文革”时期，政治运动优先，“阶级斗争”是核心任务。部队“支左”时，更倾向于从“阶级敌人破坏”的角度解读事件，而忽视对案件细节的科学调查。刘学保作为解放军副班长，“为保卫大桥与阶级敌人搏斗”，这样的表述，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更容易被接受。

——是片面强调“阶级立场”的恶果。李世白曾是前国民党宪兵副连长，不管他有无罪恶，不论他人品如何，一定属于“历史反革命”的范畴。查案初期，大家会先入为主地倾向于“李世白搞破坏”，将他视为“阶级敌人”。（大家想不到的是，案发当时，李世白头皮裂开但并未断气。在与刘学保一起送医的途中，出于对“反革命分子”“炸桥敌人”的愤恨，医护人员没有给他及时救治，“革命群众”还不断用枪托对他捣捅，这样他才最终死去的。）刘学保是解放军战士，“革命军人”，其证词更容易被相信，成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部队在上报事迹时，更注重“阶级斗争典型”的政治意义，而非案件本身。

——是公安司法体系遭受破坏的影响。“文革”期间，公安部门正常的调查程序和证据标准被破坏。刘学保案中，公安部门虽有疑虑，但在政治压力和政治运动思维下，难以独立、客观地推进调查，导致案件调查不严谨，难以查明真相。检察机关被“砸烂”，监察功能丧失，难以有效实施案件监督。

——是功利思想与政治投机心理驱动的结果。刘学保为了骗取荣誉，精心策划了假案，其证词和“受伤”表现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主动与敌人斗争”的行为最容易被夸大宣传。部队作为“支左”力量，更关注事件的政治影响。为了树立“与阶级敌人斗争”的榜样，满足政治宣传需求，在案件未核实弄清的情况下，就将刘学保上报为“英雄”，列为“支左”成果，存在急于树立典型、迎合政治风向的心态。

这起案件警示我们，任何时候、办理任何案件，都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避免让政治偏见和功利思想凌驾于客观真相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