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立刚
抽好烟，喝好酒，住大别墅，酷爱旅游，贪恋鲜花和掌声，你觉得，这会是哪个娱乐明星？
对，没错，你猜对了，他就是政坛明星，那个当过首相的——丘吉尔。
在细致地讲述他的故事之前，容我先概括地介绍一下：
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在成为英国的英雄之后，却恋权不放，在垂垂老矣之际，让自己的英雄形象、伟人形象打了很多折扣。
他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那些优点，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在普通人身上，也算是缺点，反之，那些缺点，可能换个人，换个场景，就成了优点。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元素，共同构成了多面的丘吉尔，而这多面的丘吉尔，才成就了伟人丘吉尔。
丘吉尔出生于一个不好评价的家庭——相对于普通平民，他的家庭条件还不错，相对于他的本阶级，即贵族，那就显得比较寒酸。
钱可以没有，但贵族的体面不能丢，所以，丘吉尔在父母的影响下，早早就建立了对金钱的爱慕与崇拜。
有饭吃有衣服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奢侈，要奢华，这样才是贵族。
但丘吉尔的父亲仕途没有什么建树，母亲除了好看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挣钱手段，还有少年丘吉尔，彼时的他学习也不算好，完全看不出未来有能当大官挣大钱的可能性。
父母对他都很冷漠，他的父亲伦道夫勋爵履行父亲的职责和家庭生活中的其他职责显然都不属于他的强项，而母亲呢，40岁，年轻、美丽、迷人，她的开支也同样可观，但是她有着强大的“人脉”。除此之外，温斯顿·丘吉尔就只能自力更生了。
最初，丘吉尔非常偏科，但是，为了考上心仪的学校，本来数学不好的他，拼命恶补，最终考上了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然后，那些数学知识就从他的人生里消失了。
他始终喜欢的是文学，或者说写作，他早早地就发现，写作能为他带来名声，以及金钱。在他与母亲的通信中，钱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之一。
在打小就打下的“名声与金钱”的心理基础上，丘吉尔又上了军事学院，所以，通过从军来博取功名，自然是顺理成章。他首次参加的战争在古巴，后来又去了印度，这两次战争并没有让他获得什么大的收益，命运的转折点是布尔战争。
25岁的丘吉尔早已不是新兵蛋子，但是，一直以来担任随军记者，也显示他没有多少实际的作战经历。在被布尔人包围后，丘吉尔回忆道：“那个布尔人目不转睛，我想自己绝无逃生的可能了，只要开枪，他肯定能打中我，于是我举起了两只手，像战俘一样投降了。”
他投降得很果断，被俘后从制定逃跑方案到执行逃跑方案也同样果断。在同时被俘的战友还在考虑或犹豫的时候，他已经上路了——哪怕他不懂当地语言。
他冲动、自私，同时又有着贸然行事的勇气，这三个特点在青年时代的丘吉尔的性格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特点让丘吉尔逃出生天，同时，也决定了在之后的余生中，他的行事风格。
逃回国之后，丘吉尔一举成名，并且通过演讲和写作放大了自己的知名度，就像他早期认定的那样，名声很重要。
借着这个东风，丘吉尔进入政坛，首次当选议员，并且投身保守党。
丘吉尔懂得拉帮结派的重要性，他和4位有权有势的青年保守党议员建立了密切的交往，举办私人政治宴会，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名流们知道他的大名。同时，他还亲自给首相写信，借此让首相知道有自己这么一号人。
善于写作和演讲，乐于结交名流，曾是战场英雄，这些条件加在一起，让丘吉尔成了社交明星，他的名气有助于他更便利地继续“向上攀附”。
为了更好的进步，丘吉尔选择从保守党跳槽到自由党，这种“祁同伟行为”收到了远比祁同伟更好的效果。丘吉尔怀着皈依者的满腔热情，以自己最冲动的方式投身新党派的事业中。他的讲话实际上常常会有些过火。这大概就是那个著名的词语“皈依者狂热”的具体表现吧。
他的很多做法有些过分，还树了一些敌人，但是他提高了自己对自由党的价值。
他早早地建立与劳合·乔治的关系，虽然乔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他的竞争对手，但更要承认，乔治更多时候都拉了他一把。
他对权力以及与权力有关的人有种天生的直觉，他不怕多次尝试与这些人建立关系，就像中国那句俗话说的——有枣没枣打一杆。如果碰巧打中了，那就多了一份儿人脉。
他出身贵族，但徒有身份，他一直以来的奢侈生活，主要靠写作和演讲的收入来维持，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一定程度上怜悯着下层人民——虽然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他同意给普通人适当的福利，但又反对煤炭工人大罢工，并且不惜以武力镇压。因此，他还说出了那句名言——失败时（或者说是面对叛乱时），起身反抗；胜利时，宽宏大量。
值得一提的是，丘吉尔也对中国劳工的问题给予关注，一方面，他从人性角度同情中国劳工，认为对中国劳工的过分剥削太不人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想要维持英国的国家实力，对中国劳工以及更为广泛的殖民地人民进行必要的剥削，是不可避免的。
很多时候，丘吉尔的一言一行都以自相矛盾的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但是，即便如此，他的内心又极为稳定，从不内耗。因为他的信念或者说意志极为坚定。通过他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丘吉尔有两个最为清晰的目的：第一，为了英国的国家利益；第二，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基于这两个目的，丘吉尔迫切地需要权力，只有大权在握，他才可能一方面为国增光，一方面为己牟利。
也因此，当丘吉尔晚年即将失去权力时，他的心态才会失衡，才导致恋权不放。对权力紧抓不放的态度给丘吉尔带来的惩罚或许就是，在他退休后，原先听命于他的那些大臣和继任者都很少征询他的意见，如果当初他比较轻易地就放手的话，他们或许会更乐意向他讨教。
权力给他带去了非常多的好处，即便他的所有收入都是合法所得，但是“首相作家”这个身份就能够保证他比一般作家写的书、文章有更多的价值、更多的受众。
什么是名利？名就是利。名与利是紧紧绑定，相互依存的。
丘吉尔的第一个重要职位是内政大臣，在这个职位上，他主要的工作是与经济、劳工权益、女性权益有关，在这些方面，纵然他说不上毫无建树，但至少也算是成就寥寥。相比做内政大臣，丘吉尔更喜欢战争，所以，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这样的职位，才最对他的胃口。对军事的强烈热情，让他在当内政大臣时，就对武力镇压工人极为兴奋，并且，在当财政大臣时，更是主动为海军增加军费。
真正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后，丘吉尔面对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一直都在强调增加军费，扩充军备，以应对当下以及未来的战争。
在一战前后作为海军大臣时，丘吉尔就在面对本国权力集团的绥靖主义，但凭借他的辩论能力，在和别人单独交锋的情况下他几乎战无不胜。因此，在外界看来一战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对海军部拥有了完全的控制权，几乎是独霸了这份权力。他的职位，加上他的好战本能，让他甚至想作为将军亲临前线，但是，显然他并不具备成为名将的能力和素质，所以，在“对德国宣战”这样的国家战略上，他经常是对的，但是，在具体的战役中，他就难免广受诟病甚至备受质疑了。
然而，丘吉尔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即将一件事情失败的责任推给别人，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甩锅。他认为自己只承担次要责任。在做出这些行为时，他毫无羞耻感。这一方面巩固了他的强大内心，另一方面却加重了别人对他的不满。
丘吉尔对权力的渴望以及对自身的强烈自恋，让他一直可以用尽手段去争取权力，同时，在失败的时候，在犯错的时候，绝不内耗，说放下就放下，说重新开始就重新开始。这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优点，但是，脸皮太厚且任性，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却也未必真能成为优点。也就是说，在顶级的政治环境中，脸皮厚、会甩锅，往往更利于自己上位，但是，在普通人的工作环境中，这样做很可能适得其反。
丘吉尔的“讨嫌”表现以及客观的失败，让他第一次体验到从重要职位上失业的感觉。从海军大臣任上退下之后，丘吉尔被分配了一个闲职。即便如此，他也没有退出政坛。相反，他一心想要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利用自己芝麻官的身份对外界施加着影响。同时，他依然具有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直到16个星期后下野，他才真正的无官一身轻。
因为丘吉尔是一个多面手——我们说了太多关于他在政坛上的表现，而忽略了他在文坛和演讲方面的能力——所以，从政坛失业，也许正好给了他在文坛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但是，在被逐出海军部的26个月后，在主动将自己从一个毫无意义的内阁职位上罢免的20个月后，丘吉尔又回来了。
他宁愿当一个小官，担任一个闲职，也不愿意远离权力——只要还与权力有关，就还有进入权力中心甚至登上权力之巅的机会。
在重新进入权力核心之前，他放肆地发表着自己对于各种问题的见解，其中一个关键且颇有价值的便是对于战败国德国的处理。他认为不宜过度瓜分德国，这与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观点非常一致。恰恰是战胜国对战败国尤其是德国的战争索赔，导致德国有了发起二战的复仇理由。
同时，他无意再次在政坛遭到流放，他知道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唯一希望就在于紧紧依附于劳合·乔治。
最终，在一战结束后重组的联合政府中，劳合·乔治——这位丘吉尔的贵人，给了他一个重要职位，陆军大臣。陆军部是丘吉尔就任过的第7个部门，这一年他年仅44岁。这个部门为他提供的机会远胜于海军部，让他得以放眼未来。
对于渴望权力又热爱战争的丘吉尔来说，这无疑是一份大礼。
身为陆军部大臣，丘吉尔还要为空军负责。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颇为有趣的、对于名人来说完全称得上趣闻轶事的事，即丘吉尔驾驶飞机出现事故，差点摔死。好在飞机只飞到约27米高度就坠落了。飞机严重受损，丘吉尔身上出现瘀伤，面部也有擦伤，飞行教官也受了一些轻伤。丘吉尔原本以为自己会在事故中丧生，结果他还能站起来，前去主持下议院为美国驻法国的指挥官潘兴将军举行的宴会。
这种事情的出现，再一次体现了丘吉尔的性格，即前面所说的，任性、贸然行事。这是他有时候会犯下大错的原因，也是他有时候比别人更敢于顶住压力、敢于对抗困难的原因。没有这种性格底色，也许就不会有二战期间的临危受命，力挽狂澜。
丘吉尔担任陆军大臣期间巧妙地解决了遣散军人问题、培养出了早期的英国皇家空军，而皇家空军为二战期间的不列颠空战的胜利埋下了伏笔。
不过，作为一个“人精”，本想狠狠抱紧劳合·乔治大腿的他，居然跟劳合·乔治关系恶化了，这也进而导致他的政治前景走向暗淡——他被调离了陆军部，去了殖民地事务部。
不久，联合政府倒台，劳合·乔治下台，并且以后再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与此同时，丘吉尔再也没有以自由党人的身份担任过任何职务。
通过这些经历，我们似乎可以说，丘吉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他会主动拉帮结派、攀附权贵、转换党派、发表讨好别人的言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似乎还是会回到之前的另一个判断，这样的人在有其他基础能力的基础上，确实更容易成功。他有能力上位，并且有极为坚定的野心想上位，那最终，凭借能力、野心和手段，他最终实现了上位。
1924年，丘吉尔回到下议院。名义上他还是自由党，但是，本质上他一直更偏向保守党的党派理念——虽然后来他没有明确回到保守党。
之后，丘吉尔出任财政大臣，他提议回归金本位制，主张对中下层减税（实际上大幅度降低了高收入人群的税率），镇压工人罢工……
然后，再次下野。
世界局势并没有随着一战的结束而变得稳定，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危机。丘吉尔在股票上的投资让他的财产遭遇重创，不得已，他只能拼命写作，以维持自己对奢侈生活的刚需。但是，他的写作——更准确地说是口述，必须需要完整的团队，即他来口述，再由助理整理成文字。即便助理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但是，从中获取的报酬却远不及丘吉尔的十分之一。
作为政治动物，丘吉尔不可能彻底离开政坛。于是，又回到政坛之后，政府工作加上写作工作，让他的时间安排得极为满档，这也让他给人留下了极为勤勉的印象。除了写作，丘吉尔还依靠自己的名望到处演讲，凭此也获得了巨大的金钱收益。可以说，不通过腐败手段、权钱交易而获得相当不错的财富，丘吉尔算是政治人物中少有的高手——虽然本质上他的名望也与权力紧密相关。
在那几年，政治没有给他满足预期的回报，但写作和演讲的回报则超出预期——似乎连上天都觉得，他也许更适合当一个专职的作家或演讲家。
同时，再一次让人觉得有些同情却也有些有趣的是，丘吉尔遭遇了车祸——之前他曾经驾驶飞机遭遇“机祸”。
从1928年到1931年，对丘吉尔来说，可谓流年不顺——政治地位不保，遭遇过严重流感，股票投资巨大失败，在纽约遭遇车祸，在巴伐利亚感染副伤寒……
政坛上，张伯伦上台，担任首相，对外执行绥靖政策。而丘吉尔则早早看出，希特勒是不可消除的核心威胁。在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希特勒于1931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与丘吉尔的判断极为接近。
丘吉尔也曾幻想通过和希特勒的接触，将后者的战争欲望消灭于萌芽之中，但是，不管是英国的国内环境，还是德国的国内环境，都注定这种可能性为零。虽然同样遭遇经济危机，但是身背巨量战争赔款的德国，显然是更加无法生存的状态——对外战争，对欧洲其他国家复仇，成了当时德国的政治正确。在这种政治正确下，希特勒才获得那么多的支持。
丘吉尔对德国威胁的反复提及，一定程度上却削弱了国民的抵抗意志，此外，他对空军的过度关注和支持，又让海军和陆军陷入被忽视的境地。在回到海军部之后，丘吉尔面对的舰艇还是20世纪10年代的产品，这难免让他无语凝噎。
1935年，英德签署《英德海军协定》，按照条约规定，英国向希特勒做出让步，允许后者将海军舰艇总吨位提高到英国海军舰艇总吨位35%的水平，并且允许后者进犯法国。
然后，鲍德温出任英国首相（1935-1937），希特勒恢复征兵制，进攻莱茵兰。
此时，离丘吉尔担任首相，还差一个张伯伦的任期，而张伯伦是1937-1940。
无论是鲍德温还是张伯伦，他们都是绥靖政策的支持者甚至维护者。当然，某种程度上，在希特勒彻底疯狂之前，丘吉尔也无意与希特勒的德国爆发大规模战争。只不过，丘吉尔对这种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保持更大的警惕，并且一直强调要扩充军备，做好未来迎接大战的准备。
在自己的主张不被重视并且自己未掌大权的时期，丘吉尔依然不肯闲下来，写作和演讲既是他维持奢侈生活的手段，或许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进行自我实现的工具，在这种自我实现中，他能得到某种精神享受，或者满足——这大概能冲淡他在政治上的挫败感和失落感。
1938年，他在演讲中提醒国人：“这一次只是德国刚刚开始清算旧账，这一次只是我们尝到的最初一小口苦酒，只是预先品尝的一口而已，日后这杯苦酒将年复一年地被送到我们的嘴边，除非我们彻底恢复了正常的道德观和强健的战斗精神，从而重新站起来，如往昔那样为自由挺身而出。”
之后，希特勒在德国驱逐犹太人，即“水晶之夜”，英国政府逐渐看清希特勒的真面目。同时，希特勒还发表演讲，对丘吉尔进行人身攻击。这一攻击，激起了英国人的强烈不满。
接着，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的绥靖政策基本宣告被抛弃，张伯伦的下台只是时间问题。此时的丘吉尔，基本已经成为未来英国必然的领路人。
丘吉尔先是快速在海军大臣这个职位上走马上任，并且被赋予极大的实权。之后，频频与作为美国总统的罗斯福通信，建立密切关系——当时张伯伦还身为首相，丘吉尔作为海军大臣，其名望已经超过张伯伦，但如此与罗斯福密切联系，多少还是有损张伯伦颜面。
好在这样的“别扭”，随着丘吉尔担任首相，也就宣告了结束。
在担任首相之前，丘吉尔频频出访法国，使自己的影响力跨出国门，影响了后来英国和美国的一系列高官。
即便无论是从战斗意愿还是从名望上，丘吉尔似乎都是张伯伦之后的首相的不二之选，但是，当时的首选依然是哈利法克斯——好在他自己拒绝了。
于是，5月10日，星期五，下午6点，丘吉尔在65岁这一年成为首相。在所有成为首相的人中，他几乎是年纪最大的，或者至少算是之一。在当时，他并非国王认定的首选，也不是国民认定的首选，但是，之后，英国人才会知道，他是最好的选择。
吊诡的是，1940年春末夏初的一段时间，英国上下表现得过于乐观。如果说，之前丘吉尔的一次演讲让英国国民降低了抵抗动力的话，那么，这一年丘吉尔的演讲，则在另一层面即乐观上进行了又一次“洗脑”。丘吉尔的目标和方式方法都强化了这种无视现实的情绪。他制造了一种不理智的欢乐的信念，让英国人相信胜利终将属于自己。
另外，虽然丘吉尔是贵族出身，但是他偏偏又能调动底层人民的情绪。由此，我们可以再一次强化这一认知：丘吉尔的演讲煽动能力过于可怕。
在这一年，5月10号，德国进攻比利时、荷兰、法国、卢森堡，绕过形同虚设的马奇诺防线之后，德国全力进攻法国，久疏战阵的法国军队不堪一击，全线失守。随着27日比利时投降，紧急驰援的英国军队连同法国军队共约40万人，聚集在敦刻尔克。
背水一战？跪地求饶？
最终，以丘吉尔领导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为这一战役画上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这是一次“成功的撤退”，但是，6月4日，丘吉尔在下议院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可能通过撤退赢得战争。”
英法联军保留了足够的“本钱”，为后续反攻德国打下了基础。
但，往往总会出现这种情况——臣等正欲死战，主公何故投降？
“投降”的当然不是丘吉尔，而是另一位权臣，哈利法克斯。他依然倾向于跟希特勒和谈。他只希望德国和英国各自安好，德国随便去打别的国家，别打我们英国就行，我们英国人安安静静过自己的小日子，你们德国去别的国家图谋皇图霸业去吧。
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不管是处于当时的环境还是现在的马后炮视角，我们都忍不住对哈利法克斯的这种天真想法而感到可笑。一个国家领袖级别的政治家，居然如此天真、幼稚。
丘吉尔纵然有种种缺点，但是，在大势上的判断却一向准确，他不知道“唇亡齿寒”这个成语，但是他肯定知道这个意思。同样“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的文章他肯定也没看过，但这个道理他肯定也懂。
在这种情况下，连之前主张绥靖政策的张伯伦，也开始站在丘吉尔这一边。
丘吉尔对待德国和希特勒的态度，在他的一封电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依我之见，若是我们都坚持下去，或许我们还有可能避免落得像丹麦或者波兰一样的下场。我们的成功绝对只取决于两点，一是我们的团结，二是我们的勇气和忍耐力。”
法国的沦陷给了丘吉尔沉重打击，这让他一定程度上很失落，他拼命想要说服法国继续战斗下去，但这种努力最终宣告失败。但好在，法国出了个戴高乐。
如果以食物比喻的话，戴高乐只能算是甜点或者零食，真正的大餐只有罗斯福和斯大林。与美国和苏联的结盟，才是重中之重。
美国是同根同种，虽然已经变成了远亲，但是身体里还流着一样的血，丘吉尔抱着与美国结盟的愿望，自然顺理成章。
但苏联不一样。
丘吉尔多年以来一直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布尔什维克，在他身上能够看到与苏联结盟的意愿，实属惊人。对此，他有过这样一句“名言”：“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就有理由在下议院为撒旦说点好话了。”
在一次讲话中，他更加细致地表达了这种观点：“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不可更改的唯一目标。我们要坚决消灭希特勒以及纳粹政权的一切残渣余孽。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我们的决心—什么事情都不行…………反对纳粹政权的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会得到我们的援助，与希特勒并肩作战的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因此，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帮助俄国以及俄国人。”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提到这场广播讲话堪称“杰作”，并且用有些讽刺的腔调对丘吉尔的讲话风格和质量进行了尖锐的剖析：“他没有隐瞒俄国很快就会被打败的可能性，但是他向我们指出了印度和中国陷落的日子即将来临，事实上欧洲、亚洲和非洲都要陷落了，从而竟然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我们肯定能打赢这场战争的感觉。”
在1940年年底，英国打赢了与德国的不列颠空战，皇家空军和英国飞机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
但这远远不够。
丘吉尔依然迫切期待美国的正式参战。
正所谓“正瞌睡，来了个枕头”，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由此，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丘吉尔对珍珠港事件（12月7日）的本能反应是正确的——“我们终究还是赢了！”某种程度上，丘吉尔“感谢”日本偷袭了美国。
至此，同盟国三巨头全部登场。
之前，丘吉尔及其背后的英国一直近乎谄媚地对待美国，期望后者能尽早介入战争，直到日本的“助攻”，丘吉尔才算真正得偿所愿。
据说，在三个不同的场合，他说过这样三句话：“以前咱们一直在竭力勾引他们，而今他们已经牢牢地待在咱们的后宫里了。”“约会了那么多个月之后，英国和美国现在终于联姻了。”“就算我们不调教他们［美国人］，他们也还是会向我们学习的。”
这又一次证明了丘吉尔的“幽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玩儿梗”。
丘吉尔和英国面对美国，像个面对女神的舔狗，当女神同意之后，舔狗就说：“哼，还不是从了我。”
但是，一开始，丘吉尔依然担心美国的重点在与日本作战，而不关心德国。与此同时，丘吉尔虽然向苏联提供支援，却并不认为苏联足以抵抗德国。直到被苏联打脸，他才震惊于苏联的战斗力，之后，更加确定了他在三巨头中排名老三的事实。
在美国参战之前，英国与苏联就有了开设第二战场的构想，但是丘吉尔一直抗拒，他认为除非美国下场参战，否则还是先防守为好。结果，由于俄国军队给敌人造成的严重伤亡（他们自己也遭受了同样惨重的伤亡），盟军有了最终成功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当然，这一构想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同时，马歇尔的观点也给丘吉尔吃下了定心丸：“尽管日本加入了战争，我们还是认为德国才是头号敌人，德国的失败是保证我们夺取胜利的关键因素。一旦德国战败，意大利的灭亡和日本的战败也都是必然的事情了。”
三国结盟之后，三巨头举行了多次会议，其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就是奠定联合国雏形的阿卡迪亚会议，在那次会议中，大家建议成立内部合作组织，初拟名字为“联合政权”，但由于罗斯福“灵机一动”，这个机构被更名为“联合国”。
原本有人提议排在首位的应该是美国（这一点不存在任何争议），接着就是英国以及英国的4个自治领，接下来是8个流亡政府，中国和苏联都排在这些流亡政府之后。经过一番调整，苏联和中国被提前到了第3和第4的位置，英国的4个自治领被拆散了，完全按照字母顺序与比利时、希腊以及尽职尽责地对轴心国宣战的8个中美洲国家排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的罗斯福和美国算是“好人和好国家”，对中国有足够的尊重和重视——虽然那时候是国民政府。
此外，便是更为著名的雅尔塔会议。
雅尔塔会议确定了战后的世界局势，即雅尔塔体系，对战后世界影响巨大。但雅尔塔会议也是一次由大国决定其他国家命运的“霸权会议”，几乎所有国家的命运，都由三巨头决定了。尤其是中国的利益被牺牲了。
结合之前罗斯福提议让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到雅尔塔会议决定牺牲中国利益，我们可以得出更为接近事实的结论：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在示好中国对美国有利时，则示好中国，在牺牲中国对美国有利时，则牺牲中国。
这里又不禁让人想起一句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在“开辟第二战场”观点上达成一致的三巨头，将这一构想付诸于实际。诺曼底登陆就是这一战略构想的具体表现。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大为领先，所以，盟军的最高指挥官由美国方面的艾森豪威尔担任，英国方面则为副手。
之后，同样由于英美之间的国力差距巨大，凡是因利益或观念不一致而引起的争执，英国总是败下阵来。
英国最一开始时担心美国只对付德国，后来发现美国也把德国当成头号对手后，又担心美国过早退出战争。对于英国的担心，美国则认为：英国人的根本兴趣在于收复之前他们被灰头土脸赶出去的帝国领土，他们尤其想要成功重返新加坡。包括罗斯福在内的美国人都没有兴趣支持大不列颠帝国的事业。
美国怎么可能扶持英国重登世界霸主的宝座？
虽然因为理念不同，丘吉尔与斯大林处于不同的阵营，但是在因发法西斯战争而结盟并交往之后，丘吉尔与斯大林私下互相敌视，但是，在公开会面时，又极力希望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引起对方的好感。丘吉尔十分钦佩红军的坚毅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对红军的敬意，他对斯大林偶尔展现出的魅力毫无招架之力。
在那个时期，丘吉尔有时候会垂头丧气，因为作为英国首相，他觉得自己不如罗斯福、斯大林那样对国家具有绝对的掌控力，更别说国家实力之间的差距了——甚至，他觉得还比不上戴高乐。
诺曼底登陆取得了成功，但也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德国则研发了导弹对英国进行袭击，大量杀伤平民。丘吉尔打算以牙还牙，甚至要求用毒气战和化学战报复德国。但最终在别人的劝说下放弃。
然而，诺曼底登陆产生的伤亡，以及德国导弹袭击产生的伤亡，让英国国内的厌战情绪愈演愈烈。丘吉尔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情绪，但是，他绝对不会在打败德国之前就退出战争。越是打到这种程度，越是要更坚定地打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丘吉尔沉迷于到处出访，参加国际会议。一方面是他天性酷爱旅游，另一方面他想通过与别国领导人开会，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尤其是那些（其实只有两个）比英国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
这再一次体现出了丘吉尔“攀附权贵”的本能，他是彻彻底底的权力动物。
雅尔塔会议之后不久，罗斯福逝世。
丘吉尔当时并非忙得脱不开身，并且一直以来外界都认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因此，当丘吉尔没去参加罗斯福的葬礼时，外界对他的人品以及他与罗斯福的关系有了不少质疑。
美国的权杖交到了杜鲁门手里，德国的末日也同期到来。
盟军攻入了德国本土，原子弹在日本绽放，反法西斯战争终于宣告结束。
但这并非代表了丘吉尔即将退场，他对权力的贪恋，让他继续活跃在英国政坛上——哪怕以垂垂老矣、备受诟病的姿态。
二战后的时代，他对英国最大的贡献，可能就是通过发表“铁幕演说”，挑起美苏争霸，挑起冷战，让英国从两大霸主之间寻求发育空间。
但在国内，他已经逐渐不得民心，甚至不得身边众多同僚的心。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他已经老到如此程度，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首相甚至重要职位了。
人人都在或明示或暗示地请他退位，而他一再拖延。
1953年，丘吉尔再次脑卒中发作（即中风），差点死去。病愈之后，即便身体更差，且已79高龄，但仍选择恋权不退。原因在于，权力带来的好处，而且他喜欢拥有权力的感觉。
在这一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此，除了那笔奖金让他高兴外，他其实更希望获得的是和平奖。
他本来承诺于1954年9月20日下台，但是，时间临近时，他又决定反悔。
但疾病和衰老并不会永远允许他无限度地任性，最终，1955年，他离开了首相职位。
卸任首相后，他又活了10年，直到1965年1月24日逝世。
最后这10年，他旅游、写作、演讲、住院……一边享受生活，一边面对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现实。
到了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怎样对丘吉尔盖棺论定呢？我想《丘吉尔传》的作者、前欧盟主席罗伊·詹金斯的这两句话最为恰当：“丘吉尔有着各种各样的癖好、为人任性，偶尔还有些幼稚，当然他也颇有天赋、不屈不挠、坚持不懈，无论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也无论成功与否。现在我要说丘吉尔是一个传奇，是入主唐宁街10号的所有人里最伟大的一个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