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叫的河》北乔-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个体还乡后的生命拷问
文 吴青倩、晏杰雄
摘要：北乔的短篇小说集《尖叫的河》通过返乡实现双重时空经验的并置，找寻对现代性和人类命运的答案。作者不仅通过原始本能的性与暴力揭露现代文明对人性本真的遮蔽与异化，而且借边缘人形象的孤独困境，探讨被抛入现代性进程中的个体在群体排斥与自我疏离间的挣扎，凸显存在主义式的荒诞与无解。同时，以重复叙事与神秘书写强化宿命感，揭示乡土社会在现代化暴力下的恒常断裂与命运困境。北乔的“当下性的过去式写作”既是对原乡记忆的再审视，亦是以双重经验叩问现代人的精神归途，最终指向生存本质的哲学反思。
关键词：北乔；《尖叫的河》；文学原乡；现代性；重复叙事
如北乔在跋中所述，“如此‘当下性的过去式写作’，本质上就是实时性的写作”。①《尖叫的河》里的十一篇小说有一种共同的现时代指向，并非单纯还原幼时记忆的乡土追忆，而是一次针对自我乃至人类的、立足于现代城市的跨时空拷问。作者将自己重新安置在自我诞生的故乡之中——江苏东台，就此回归到出发的原点，昭示被抛入世界的人类无时无刻不在探索“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作者提示我们，既然未来不可知，就只得不断地返乡。《尖叫的河》看似写的是记忆里的人与人们，实际是在把现代性的个体剖离开社会规训的建构外衣，返还原始本能，从而对生存难题实现跨越时空的指控。不仅如此，在东台流动的河水下还埋藏着北乔的痛苦和困惑，他借用原乡叙事将一个个边缘人放置在了群体对面实现某种对抗，以此试图找到解决孤独的方式。但是好像这一切都没有具体的答案，或者说，即使把其归咎于现代化的暴力进程也从而无法得到解脱的方法论，所以命运成为不可解的问题的最终指向。北乔在现实和过去的桥梁上踱步，以返乡后的双重经验完成了十一次对个体的生命拷问。
一原始本能的彰显和对现代性的指控
费孝通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②，乡土叙事和现当代文学的诞生几乎同步进行并且延续至今。北乔的十一个故事全部发生在灰绿色的芦苇丛旁与广袤的田埂上，这正是他生命之初的地方。乡土作为20世纪大部分作家的诞生地，被反复地怀念和寻找。文本中的乡土是远离现代都市的归宿，是提供最贴近的人类原始状态的空间。于是，在文明社会被变形、遮蔽的性欲、暴力和其他本能性的追求往往在裸露的土地上得以释放。
从萧红的《生死场》到陈忠实的《白鹿原》，性在文本之中往往都是原始生命存在的标志性符号。在北乔的《金色裸女》里，被别人容不下的少年阿夏因救人落水发烧后出门看见了一个金色的裸女，一丝不挂、美艳万分的身体让阿夏“一身的血液都在哗哗地骚动”。自此之后他念念不忘，看遍了每个村里的女子，又回到那个地方寻找这个裸女。正如丁帆、许志英曾提及对“晚生代”小说的描述，“对欲望的书写不带任何文化意图，也不带任何价值拷问的目的论”③，北乔也只是单纯地描写了阿夏懵懂的性欲，并且赋予美好、神秘、神圣的光芒。同时，他也区别于20世纪90年代都市小说中的较为狰狞的欲望书写，采用的是刻画潜意识的朦胧暗示的笔法，塑造出了一个只在幻想中的金色裸女形象。在当今时代，将性欲作为写作主体仍然是对某种文明病的指控，人类的进步只是历史性的总结，往往让人忽略了其中的遮蔽和牺牲。性欲作为原始本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被北乔通过金色的光芒透露出来，指控了对一切性欲污名化的现代人目光。
需要注意的是，在《金色裸女》中，主角阿夏只是一个少年，并且在这十一篇小说中多半都是如此，用孩童视角重新审视这片对他来说“神一般的存在”的乡村，这是对原始赤裸的“人”的进一步靠近。少年阿夏的性欲是神圣又美好的，而对比成年人的故事中，性欲却是充满着禁忌的窥探与暴力的入侵。北乔的自述也充分意识到了“乡村有关孩子与成人的界限相当鲜明并十分严苛”④，性欲书写作为人类的生理本能也是根据年龄划分变得泾渭分明。在《香米》里，秋萍的男人在香米——一个诱人的寡妇的丈夫死去后，就在一直试图偷偷占有她，甚至在和秋萍鱼水之欢的时候大喊“香米”，之后同男人们眉飞色舞地讲述。“男人们由香米的衣裳说到衣裳里的香米，如同捣药一样把香米放在嘴里捣来戳去。”对女人的意淫和幻想把成年男性的丑陋凸显的同时，也摧毁了性萌芽时期的羞涩、憧憬和敬畏。除此之外，《香稻》里的性是在稻田里“邪恶而饥渴目光”的不知名黑影的入侵与小叔子深夜的偷偷占有，《挑河》里的性是村长在寡妇换衣服的闯入和男人们找借口的偷窥，《和鳗鱼有关或无关的故事》与《金色裸女》里成年人的性也是秘而不宣的欲望发泄。从幼年的美好到成年的罪恶，不仅仅是个体年龄增长在性上烙印下的罪恶，更是社会进程带来的无法摆脱的污浊。大胆展示的、不断追逐的神圣的性爱，与窥探和暴力的入侵形成了两极对比，作者没有把复杂的善恶交织赋予性欲，而是极端地把肮脏的一面凸显出来。这正是他所说的“打着写过去的名义写现在”，因为还在东台时的他只会是阿夏的年龄，成人之后就踏入了现代化的城市。性欲本身并非如此的丑陋，而是成熟的人们狠狠糟践了它的美好。
性欲是人的本能，该不该有性欲是后天的价值判断。“本能”正是不用学习的先天得来的内容，暴力同样是无法避开的母题，而北乔与余华的前期作品一样将暴力显露了出来。《打架》里的水根之前都是受人欺负不敢还手，莫名一天去向多人宣战，结局还是败战而归，甚至被媳妇轻轻松松扳倒在地。水根晚上也发出疑问：“怎么就生出了与别人打一架的念头呢？”实际上读者可以知道为什么，因为文章中有所交代：水根一直被人欺负，但水根还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不明所以，只知道要打架。暴力攻击的本能的任意释放与被长久压抑在这篇小说里直接碰撞，北乔用原始的人与人之间肉体的攻击博弈指控着文明社会，一刀切地压抑人的本能的同时并没有起到所谓的和谐，冲突仍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打把杀人的刀》里，树河用刀复仇杀死拖欠工钱的工人，《大宅院外的蝴蝶》是父权话语的隐形暴力，宅门里的老爷欣赏少女天真的同时也想要同化驯服她，然后找寻下一个目标。无论是劳资关系，还是两性角色，各类矛盾由北乔放归在了乡野之上反而更直指本质，显露出制服和被制服的终极结局。
“尽管‘乡土性’和‘现代性’不是对应的概念，但‘乡土性’是在‘现代性’的参照下被阐释的。”⑤十一篇中仅有两篇寥寥几笔写了“我”切实返乡，绝大部分没有提及现代城市，但却打通了过去和现在的桥梁，就像故乡村口的那座砖质五拱桥一样连接着县城和村里。作者选择了将现代性嵌入在记忆的乡土之中进行实验，以原始本能的性和暴力象征性地指控着现代文明社会，强调着性欲本身的美好和人类后天造成的污浊，同时直视了暴力本能，将种种矛盾和冲突或显著或暗示地书写在了乡野之上。
二原乡叙事下边缘人的孤独困境
既然这是一场跨时空的穿越拷问，返乡的北乔承载着过去和今天的两重记忆，就意味着这是一场孤独的旅程。由此，精神原乡之中个体的处境和角色特征必须加以观察，而在朱家湾四处逛荡的北乔无疑是孤独的。
十一篇短篇小说中主角往往是被群体排斥、攻击和疏远的对象：《金色裸女》里的阿夏善良热心，但是因为身体残缺丑陋不被人待见；《大宅院外的蝴蝶》四太太因为保持村姑的烂漫，与其他太太格格不入；《打架》的水根斗不过所有人，在食物链最底端；《香米》《香稻》《挑河》都是丧夫之后无所依靠的寡妇，承受着被驱逐与被侵犯的危险；甚至《桥头有条狗》的两条大黄都是自个儿地坐立桥上，也是独自阻止邪恶分子。或是因为外表，或是因为弱肉强食，或只是因为独特，北乔勾勒了一个又一个孤独的身影在田野上行走。这些被放逐的边缘人，与群体被动地形成了对抗的力量。乡村的人伦亲缘在大部分情节里被弱化，反而凸显的是人与人的排斥。这或许是“穿越”的标志之一，这种排斥性恰恰佐证了北乔没有一比一地还原对乡村的记忆，而是用现代的视角重新打量自己的幼年家园，用现实的经验穿越回了过去的场景。
费伊·艾伯蒂在《孤独传》中如此定义，孤独是一种意识和认知层面的疏离感，是与有意义的他者相隔离的社会分离感。孤独是一种情感上的匮乏，关乎一个人在世界当中的位置。⑥这种匮乏尤其体现在《打把杀人的刀》中。庆良给杀猪匠庆根打了无数得劲的杀猪刀，是赫赫有名的铁匠。但他家里只有一把四不像的刀，作为他的得意之作一直渴求着他人对这把刀的认可。最终想要一把杀人刀的树河取下了它，不知情的庆良也就此因协同杀人被警察带走。文本之中庆良在盛名之下仍然存在未被补足的心灵缺口，渴望着有眼光欣赏这把刀的知己。“在他看来，树河是第一个看中这把刀，认为是把好刀的人。庆良不懂得什么知己不知己，但树河的眼光应和他的心意，让他好一阵子高兴。在他高兴的时候，树河说什么都可以，要什么，他都给。”作者笔下被放逐的边缘人都在渴求知己，如阿夏听老太太说古，四太太最终学习大家闺秀做派。他们也是被孤独困扰的人，不然不会有对性的渴求和暴力的释放。其实，是现代性的进程才让孤独的内涵从身体性的体验拓展到心灵上的感知。从庆良到水根，他们的孤独是略带蒙昧的，既不是现代城市的高扬精神，也不是原始乡村的浑然不觉，是作者的双重体验锻造了横亘在未来和现在之间的三仓乡人。
通过小说中这些边缘人，北乔诉说着孤独的痛苦，他是渴求知己的，或者说是渴求回到群体中，但是不知道该不该回，也不太想回到这样的群体之中。这些边缘人的结局也是不同的，庆良的知己填补了他的需求但是却害了他入狱，阿夏只有被需要为乡亲写字的时候才可以被夸赞，四太太是被丧失生命力的太太们同化，水根最终还是没有赢过任何一个人，几位寡妇没有得到安生幸福的日子，两条大黄都孤独地死去。可以得知，北乔最终没有得到解决的答案。边缘的人们也并非主动远离，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被迫才脱离群体，故而他们不会享受孤独。至于北乔，也发现了面对的是一个无法回归与不能回归的群体，他不能接受被同化，也不能战胜其他人，甚至孤独地死去反而才是泰然自若的必然结局。带着现代经验返乡的他也没有实现在朱家湾有所依托，恰恰说明着自己在现代社会面临的困境已经无法在此时此地解决。
小说集《尖叫的河》里北乔是切实的返乡人。“回到故乡的我，彻底迷失了。是的，我四处漂泊时从未迷失，反倒是回到生命之初的地方，彻底迷失了。”⑦这种迷失碎片化存在于文本中被放逐的每个边缘人身上。作者以原乡意识为手段把作为边缘人的一部分自我“抛入”生命的起点，以独特的个体经验作为新的价值判断闯入朱家湾的生活，塑造出一些系列边缘人的形象。但是庆良、阿夏等与典型的“边缘人”形象不同，不是屠格涅夫的流浪者罗亭，也不是加缪笔下怪诞偏执的默尔索，他们更接近魏连殳式的孤独者。不过，原乡中的人们不会有现代性诞生之后高尚的追求和灵魂的探索，所以心灵的缺口也只是为了一把刀、一口气或是一个人。北乔将某些抽象的痛苦降位至了具体的追求，甚至是无聊的、微小的乃至低俗的追求，返乡却无法真正返乡的他在两个时空的重叠态里齐平了所有价值，重新加以考量很多事情。最终败兴而归，北乔找不到满意的答案。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认为人类没有选择地就进入了这个世界，由此看来孤独确实无解，只有人类才懂得“被抛入”的痛苦。“而‘它存在且不得不存在’本身却愈发昭然若揭——我们称之为被抛。”⑧不只是朱家湾找不到答案，常态的孤独可能是所有人在试图解决的命题。我们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地来到了这个世界，先天带有“被动”的属性，但只有我们“不得不”面对并只有我们才能意识到这件事，充满着无可奈何的意味。
北乔以他的返乡之旅为线索，通过塑造一系列边缘人物的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孤独的本质和人类的困境。这些边缘人都在朱家湾这片土地上寻找着归属和认同，却最终陷入更深的孤独。北乔的反思和追问，更是对每个人生存现状的深刻体悟。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强调人生的无意义与世界的不可理喻：“一旦宇宙中间的幻觉和澄明消逝了，人便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浪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于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同时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生活的分离，演员与舞台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⑨这种“介于人的意图和他所遭遇的现实之间的差距”的荒诞感往往是人类最深层次痛苦的来源，朱家湾的人民无法归纳出任何哲学性的结论，却切切实实在感受着这种分离的迷茫。
三重复叙事和神秘书写的宿命之问
北乔也在跨度二十年的这十一部小说中，尽可能地进行了结构性尝试，在现实主义中掺杂进无法言说的命运之感。必然性成为小说里的让人唏嘘的结局，北乔以多种方式打破了回乡的单向性进程，返归到生命的原点。他在戏剧性的故事里用重复的手法制造宿命般“巧合”，还在现实的情节里把幻象、梦境、传说等非理性因子强调性引入，以此加速发酵出文本之中北乔的精神特质。
一方面，北乔用重复叙事把相似的情节暗暗复现，赋予不可解的宿命之感。耶鲁学派批评家米勒认为：“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⑩换言之，小说里常常有重复的因素。《大宅院外的蝴蝶》更多是灵魂的驯服与同化，类似《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悲剧重演，二太太、三太太曾经都是如四太太一般在百花中追逐嬉戏，但是最终都被宅院其他所有人灌输太太之道，变为深宅里无趣的大家闺秀。而小说结尾四太太被同化后，朱老爷也对其失去兴趣，又娶进来了新的村姑。余华的作品被称为“重复的诗学”，便足以说明这种重复叙事的意义所在。在北乔笔下，生死更是被反复讲述的命题。《尖叫的河》里，朱富贵的妈妈在河里溺亡，而朱富贵又从河边捡来现在的妹妹，朱富贵最终也是在河里逝去生命。这条尖叫的河把一个个生命无由来地送来，又无由来地送走，朱国书像命定一般面对着无力的重复。同样，《挑河》里，方萍夫妻都因为救王少海而死，但是第二次方萍却是因为错误复仇而赎罪才离开人世。但这次的重复，是递进式的解构，总共十一篇小说中少有的人性温情通过两次重复得以爆发式展露。
在《桥头有条狗》里，第一条大黄在“我”离开乡里后，就自己坐在桥头守着村子。后来因为阻止邪恶的戏班子老板过桥被打断了腿，大黄早已经嗅出他身上的恶人气息才拼命阻拦，所以当朱翠丽被戏班子老板欺负上吊自杀，不吃不喝五天后大黄就离开了人世。而之后，他的孩子也叫大黄，便接替了守桥的任务。他们俩最后都被“我”的母亲埋葬在了村后的树林。“每逢有人与村子告别时，大黄总是在仰天长啸。”人的出走实际是乡村的老去，“我”在第二次回乡就恍惚于村子的变化。但是，“从母亲口中道出的往事，能让我知道自己是谁”。乡村供养起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当这代人彻底出走之后，这时乡村也就死去了。重复对于北乔来说是生命进程的必需，不同的人或人化的动物在同样的事情里流动，也在同样的朱家湾里出生和死去，这是上天赋予三仓乡和所有乡村的命运，无法摆脱的宿命感在一次次重复中加强。
另一方面，北乔完成了神秘书写的尝试，带来了一个个谜团。《金色裸女》的阿夏所看到的美女与《尖叫的河》里朱富贵听到的河的声音，都无法在这片土壤上得到解释。尤其后者，只是因为听到了河的尖叫便自己走进水里殒命。这种“突转”并非延续了典型的情节变化，北乔选择了在这种非理性的因素起作用后就戛然而止。
不仅如此，《和鳗鱼有关或无关的故事》里疤眼王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偷干起贩毛鱼秧的勾当被发现后死于路上的黑线。北乔的叙述也是充满意外的神秘色彩：“开车的把他往路边的沟里一扔，兀自带着桶走了，似一条鱼溜进了如墨的夜色里。……过了一些天，又有人说在沟里头看到了疤眼王的头，已被蛆子吃成了白骨。那蛆子白白的肥肥的，真像毛鱼秧。”疤眼王因毛鱼秧赚钱，也死的像毛鱼秧。隐喻式的结尾更暗含了预言一般的命运安排，这种含蓄的勾勒为小说笼罩上一层不可参透的意味。《香稻》中，最后在床上的性爱经历，描写得具体生动，却又最后点道：“香稻这才明白自己是做了一个梦。只是，梦是那样地真实而清晰。”正如有学者认为：“浪漫主义是用一切诗意神秘主义对抗近代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梦和现实交织恰恰符合北乔所营构的“共时空的旅程”，在第三个世界完成自我探寻。这种奇异的氛围直接解构的是现代性的本质，完成另一维度的思考，反复在现实逻辑和非现实的框架之间横跳，实现双重逻辑下的命运书写。
这些非理性的因子在文章中也没有给予解释，迷失的北乔对于人生的问题还在探索之中，但重复叙事和神秘书写无可置疑地赋予原乡叙事新的结构，成功地将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不再仅仅满足于对人物命运的描绘，而是更加注重对生命意义和人性复杂性的探索和表达。重复叙事和神秘书写这两种手法相互交织、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北乔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不仅从人类的起点以性和暴力的本能试图挣开现代线性进程的枷锁，又作为一个脱离群体的边缘人的形象思考着自己面临孤独的困境，重复叙述和神秘书写都直接服务于这些文本上的精神意味，实现了统一的叙述风格。尽管北乔在小说中并没有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但他实实在在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思考人生和命运的窗口。
结 语
就像《泡在阳光里的芦苇》的“我”，小时候不知道死亡所谓何事，长大返乡才会进行祭奠。人和尖叫的河一样，永远在流动。生命颠簸在路上，痛苦的个体总在不断地返回找寻解决问题的方式，但出发的原点不代表全部的答案。北乔用“当下性的过去式写作”完成了十一次返乡，进行着方方面面的生命拷问，和童年的他合体，穿梭在现实与梦境之中探索着一个又一个问题。无论是性欲和暴力的揭露，还是边缘人形象的塑造，以及重复叙事和神秘书写的尝试，北乔站在乡土之上不停地质问现代性的社会与人群，实现对自己困惑和痛苦的探索。返乡本身已经是一个不得已试图寻找答案的手段，《尖叫的河》十一篇文本的跨时空之旅已经是目的本身，足够帮助读者找寻自己的价值和定位。
注释参见本刊纸质刊物
本文刊发于2025年2期《西部文艺研究》
文艺评论作者简介
吴青倩：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研究生
晏杰雄：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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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文章创作者，不代表“湘见文艺评论”的观点和立场。
编辑｜华 铭
编审｜湘文达
组稿｜湘文达
终稿｜晨见闻
发稿｜湘见文艺评论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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