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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中日韩三国近现代的经济发展史上,韩国三星和日本三菱以及中国招商局,构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财团模式。其中三星以2.1万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渗透到整个韩国的社会血脉中,而三菱则凭借着21万亿的体量构筑了在日本的军工帝国。不过中国的招商局却非常特殊。尽管截止2024年总资产也到达了14.7万亿的庞大规模,但是却开辟出了不同于三星和三菱的财团发展路径。
以三星和三菱为代表的日韩财阀,其实是战争和政策催生下的经济巨兽。韩国三星最早创办于1938年,当时整个朝鲜半岛还在日本的占据之下,28岁的李秉喆便在大邱市租下了30平米店铺贩卖糖米。
直到朝鲜战争期间,他通过海上走私积累资本,并在1950年代正式建立了首家现代纺织厂。而真正的转折则是发生在1969年,当时在朴正熙政府“出口导向”的政策支持下,三星电子正式成立。在派遣工程师赴日学习技术后,三星也于1983年成功研发出了64K内存芯片,进而开启了三星的半导体霸业。
如今贡献着韩国20%以上的GDP,相当于每16个韩国人中就有1人直接为其工作。除了深度影响韩国经济外,三星更是对韩国社会构建了从出生到死亡的全周期控制。韩国人不仅可能出生在三星投资的医院,用着三星生产的各类产品,一辈子为三星打工。甚至面临死亡都离不开三星的生命保险。
更可怕的事三星不仅与韩国形成了国家共生体,同时更让其高层拥有了法律豁免,成为了间接控制行政司法的“影子政府”。2016年的李在镕行贿案和2020年的医疗事故案,最终都仅以罚款和解告终结,足以可见三星在韩国的影响势力之大。
相比之下日本三菱虽然还不至于达到掌控国家的地步,但依然是以军工复合体的模式在日本占据重要地位。虽然如今我们熟知的三菱产品大多都是电梯、汽车等民用产品。但实际上三菱重工掌控着日本30%的驱逐舰和50%的潜艇制造,甚至运营着全球近百颗卫星。然而他们却很少宣传这些,主要是与其二战期间不光彩的历史相关。
日本三菱最早起家是在1870年,其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当时借着明治维新的东风,变卖祖产购置三艘蒸汽船成立了三菱商社。1874年台湾出兵事件中,三菱更是冒险承接军需运输的订单,获得了从长崎至上海航线的垄断权。到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期间,三菱更是迅速扩张到造船煤矿以及军工领域,直至二战时已经能年产1800架多零式战机,成为了二战中日本战争机器的重要生产力量。
如今三菱依然通过“防卫审议会”制度深度参与防卫省的装备计划,政府高官退休后出任三菱高管的政商旋转门,更是让日本政府多次为其债务兜底,与其形成利益共同体。对比以上二者,在中国根本算不上财团的招商局,虽然同样历史久远。最早甚至是1872年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时期,为打破外资航运垄断而创立的轮船招商局。
但是其历史命运却一直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尽管最早是官僚资本创立,可是抗战时期,招商局依然能够将23艘商船自沉长江来阻塞日军入侵的航道。后来其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及上百年的发展,在1979年于深圳蛇口建立了改革开放的首个工业区,开创全新的发展模式。
如今招商局到2024年,其全球港口的网络覆盖能力已经发展到了50个国家,集装箱吞吐量更是占到了全球的20%。另外除了航运也涉及到了金融地产等多个领域,同时更承揽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众多业务。
但同时经历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招商局,总资产中的49%都是社会资本。其无论是搞航运还是金融也都是在保障国家的航运畅通和经济发展。甚至将其每年超过300亿利润,都注入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发展投资和国内扶贫工程等项目。
相比于日韩的财团只为了私利而操控国家和政府,中国所谓的“财团”,是在国有资本的市场化运行下为国家发展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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